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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3月20日上午，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突然宣布，在南印度洋海域发现可能与马航MH370失联客机有关的漂浮物，澳空军飞机已经前往查看——这时已经是马航客机失联的第17天，由于此前的搜索一无所获，澳大利亚的最新发现成为追寻失联客机“唯一可靠的线索”。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澳大利亚成为马航报道的中心之一。
客观地说，相较于马航报道的其他中心，澳大利亚的媒体工作环境可能是最好的：体制运转高效顺畅，信息发布及时透明，澳中两国政府互动良好。当然，在这样复杂的国际事件报道中，媒体与政府的冲突和博弈在所难免，中国记者为争取采访权而做的小小努力，从中国媒体国际化的长远进程来看，可能只是细小的，却是记者和媒体成长发展的必经之路。
小冲突与大进步
4月4日上午，主导南印度洋搜索工作的澳大利亚联合搜索协调中心给注册记者发去一封邮件，主题为“对中国媒体的新闻发布会邀请”。邮件说，联合搜索协调中心负责人、澳大利亚前空军司令安格斯·休斯顿将专门为中国媒体举行发布会，介绍南印度洋搜索情况。
当天下午2点，休斯顿携澳军方、海事安全局、交通安全局的官员以及主管美方搜索设备的美国海军将领，一行5人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为表诚意，澳方还特意安排了一名翻译。此时，是休斯顿出任联合搜索协调中心负责人的第4天。
在马航报道中屡屡碰壁的中国媒体，缘何能得到这样的“特殊关照”？这还需要从南印度洋搜索之初，中国媒体与澳大利亚有关机构发生的几场“小冲突”说起。
3月23日，澳大利亚副总理沃伦·特拉斯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视察搜索工作。当时，澳大利亚海事局承担着南印度洋搜索的协调工作。海事局安排了4家澳大利亚主要媒体随同采访，这是媒体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搜救协调中心进行报道。显然，所有外国驻澳媒体均被排斥在外。数家中国媒体得知行程安排后，向澳方提出了参加采访的要求，均遭到澳方拒绝。采访当天，几名中国记者蹲守在海事局门口，为争取进入海事局采访特拉斯做最后的努力。虽然再次被拒之门外，凤凰卫视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鹰以及新华社驻堪培拉记者徐海静和归清，还是尾随特拉斯的专车进入海事局地下停车场，利用特拉斯下车的当口，对他进行了采访。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不过让中国记者没想到的是，自己也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23日当天，同样在海事局门口蹲守、同样被拦在门外的路透社记者最先报道了中国媒体追访特拉斯的经过；24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国会山》节目采访了新华社记者徐海静。徐海静在节目中提出中国媒体一定要争取面对面采访特拉斯的理由，也谈到了自己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有意思的是，当凤凰卫视记者杨海鹰24日再次出现在海事局门外的公共地带进行报道拍摄时，海事局保安对其拍摄进行了干涉，两人就记者是否有权在海事局门口的公共地带出镜报道发生争论。当天，澳大利亚主要报纸之一《悉尼先驱晨报》对杨海鹰进行了专访，并在当日刊登了题为《中国记者称他们被澳海事局“封锁消息”》的报道。
不依不饶争取“特殊待遇”
在澳大利亚，共有8家中国媒体的常设机构，分别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凤凰卫视和人民网。在南印度洋搜索工作开展之初，这8家媒体的常驻记者是最先投入采访工作的，只是在工作开展初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事实上，即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对媒体相当开放和公平的国家，作为外国记者联系采访遇到困难、难以争取与当地媒体同等的采访机会，从一定角度来说，都被视为“正常情况”。但失联客机上的154名中国乘客决定了马航报道的特殊性，同时，为了扭转中国媒体在此次报道中的负面形象，这里的每一个记者都铆足了劲儿，要为自己和同行争一口气。中国记者不断给澳大利亚政府机构、专家学者打电话、发邮件，联系采访；在每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争取提问；利用各种渠道向澳方要求更多的采访机会……
随着大批中国记者抵达澳大利亚进行增援，澳方日渐感受到中国记者的存在，对中国媒体的态度开始进行调整。可以说，正是中国记者的共同努力，才争取到了澳方专场发布会的“特殊待遇”。
4月14日，休斯顿再次为中国媒体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休斯顿对中国记者说：“我知道你们多数人都出席了上午的发布会，但是在那种发布会上，记者提问的声音一个赛过一个地高，我可能没有机会回答你们的问题。现在，我把自己交给你们，你们愿意提多少问题都可以，想问多久就问多久……”同第一次专场新闻发布会一样，休斯顿带来了一名更好的翻译。不过在发布会进行的过程中，休斯顿意识到，多数中国记者都可以用英文跟他顺畅交流。
虽然协调中心表示，愿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安排其他国家记者专访，但从实际操作来看，获得专场发布会这样“特殊待遇”的，只有中国媒体。在整个马航报道过程中，外国政府为中国记者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澳大利亚也算是开了先河。可以说，中国记者越来越明显的存在，是促使澳方提供“特殊信息服务”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个感叹号说开去
3月21日，澳大利亚著名的悉尼先驱晨报网站在直播南印度洋搜索工作时，编辑在第一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正派一些军舰来！”
有意思的是句子末尾那个小小的感叹号。在新闻报道中应该使用句号的地方，澳大利亚媒体却使用了感叹号，它代表的是惊讶、兴奋？还是不满、担心？直播编辑的想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个小小的感叹号，也许代表了外部世界在第一次突然面对这么多中国元素时所产生的复杂心情，对中国军舰和军机的到来是这样，对涌入的大批中国记者也是如此。
设身处地地想想，当澳大利亚人看到上面的照片时，他们的心情难免是复杂的：在马航相关采访中，中国媒体的话筒占据半壁了江山。在南印度洋报道的后期，除了常驻的中国媒体外，还有大批来自国内的记者蹲守在珀斯这个偏居澳大利亚西端的城市。如果仅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媒体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前来采访的澳大利亚本地媒体数量，这可能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接待这么多中国记者。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
3月21日，首批抵达珀斯的中央电视台驻澳首席记者陶冶被法新社记者摄入了镜头。次日，悉尼先驱晨报网站刊登了新华社驻悉尼记者赵小娜在珀斯采访报道的照片。而西方主流媒体之所以注意到中国记者在珀斯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媒体向外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记者的反应速度、追赶新闻的态度，甚至是中国记者的数量，可能都是在澳大利亚的西方媒体此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小小的惊叹号，足以看出他们对这一现象的反应。
与此同时，外部世界也在为应对这个变化做出调整。澳方此次为中国记者提供的专门信息服务，就是证明。
“在现场”还是“掌全局”？
对中国记者而言，这个变化在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的同时，也意味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以常驻澳大利亚的中国记者为例。通常情况下，一个驻站大多只有1～2名记者，需要兼管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地区的新闻发稿任务。按照惯例，驻外记者的任期为2～3年，最多不超过7年。由此不难想象驻外记者工作方式的特殊性。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多数驻外记者精通驻在国语言，或者掌握一门通用外语。在十多年前，驻外记者更多的是编译国外媒体的稿件。事实上，直到今天，编译依然是驻外记者的基本功。但是，即使在当年，编译也不是驻外工作的全部；当下的驻外工作更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国际事务中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正前所未有地扩展，新闻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记者的身份、角色、定位都在发生变化。
以“在现场”这个很多媒体和记者都着力追求的目标为例。在马航报道过程中，除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和凤凰卫视向澳大利亚派出增援人员外，其他常驻媒体并没有增派人手。那些人手相对充足的新闻机构，在重要的信息发布点都安排了记者，不仅参与澳方组织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独立采访。
然而，对于那些只有一两名常驻记者的媒体机构来说，如果把人手全部投入前方报道，很可能会失去对全局的掌控。况且在澳大利亚这个信息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与马航相关的所有重要信息，几乎都可以迅速地在各政府网站、新闻网站上获取。在这样的情况下，常驻记者如何取舍？是追求第一手的现场效果？还是充分利用本地的媒体条件，对事件做更全面的跟进？
从实际操作看，那些人手不足的新闻机构，往往倾向于第二种方式。在国际广播电台的马航报道中，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一名记者前往珀斯进行现场采访，一名记者驻守悉尼，统领澳大利亚全局的信息整合，并联系采访。这一安排得到了国际台新闻中心的支持。从效果看，国际台驻澳站的报道既有来自搜索第一线的实时现场报道，还有对专家学者的独家专访以及对搜索进程的解读、分析和预测，整个报道过程中没有出现信息的遗漏。
当然，驻外记者在当前环境下的工作方式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宏观话题，并非三言两语能道清，也非本文重点。“在现场”的探讨，只为介绍前方记者为应对新形势而进行的尝试。它意在表明，在中国媒体国际化的过程中，许多问题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只有通过不断实践，在与外部环境不断的调适过程中，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为此，中国记者一直在努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澳大利亚首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