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脑》的“最佳辩手”

    “这是挑战者的主场，我只是组织者之一”

    记者：20年前，无数人在电视机前为舌战狮城勇夺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的你倾倒，如今，也有很多粉丝说，站在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舞台上的你，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男神”。

    蒋昌建：20年前我还是一个学生，参加复旦大学辩论队，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以被大家认识。此后我一直在学校里从事教学，而主持本身跟教学相似度很大。这一点我很明确。对选手来说，每一次挑战就像一次考试，有失败的可能，也有成功的可能。我知道学生在考场上的心态或者说心理状况，给他们一些鼓励，失败了给他们一些安慰，都是我应该做的，并没有刻意地想成为一个什么人。这不是谦虚也不是矫情。

    记者：做《最强大脑》的主持人，是不是因为对科学有特别的兴趣？ 

    蒋昌建：我对科学很有兴趣，但不至于到疯狂或是着迷的程度。人的大脑有什么样的结构，这些结构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对这些还是很有兴趣的。尤其是那些具有超强脑力的人——他们的大脑组织结构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是即使一样，那为什么他们发挥的功能，或者是表现出来的这些能力不一样——我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节目组邀请我的时候，说实话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找到这些人，但他们很肯定，而且说能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比较打动我。做《最强大脑》的主持人，这些脑力挑战者们要在单位时间内把他们的能力展示出来，我只是这个展现的一个组织者而已。其实这个过程，就像是在学校课堂上的实验活动，我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在本质上有别于课堂的东西。

    记者：你在现场完美地平衡着挑战者、科学评委、明星嘉宾以及现场观众，沉稳、机智、幽默，并不像初次做这种大型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感觉，相反，很老辣。

    蒋昌建：李彦宏、周杰伦、陶晶莹这些社会名流能到节目中来，其实节目本身对他们的角色也有所改变。他们很多人可能是演艺口的，如果是一个娱乐性的节目邀请他们，那正好是他们的专业领域，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尽情地表现。但《最强大脑》和这些娱乐节目还不同，它的重点是选手在这个舞台上怎么展示自己的脑力、智慧、知识、技能等等。节目的类型和表现方式自有其特点和逻辑，其实用不着我去掌控，节目本身来讲，已经设定了一种内在的控制力和张力。 

    当然，选手们都很强，都有超级脑力，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很惊讶，他们看我就很一般啦（笑）。我估计他们的脑力没有一个不超过我的。但是栏目本身对他们也有所“框限”——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接受某种挑战，而且他们只有赢得比赛，才有机会加入到中国脑力的战队和欧洲的精英进行一番较量。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来展现自己的才华，还不如说是来争夺带有荣誉性的、带有证明性的那个位置。这就是节目本身控制能力的体现。而我就是一个组织者，怎么能够把嘉宾、观众和挑战者根据电视表达的要求很好地组织起来，这是我要做的。

    记者：但“如何组织”本身，已经对主持人提出了挑战。

    蒋昌建：这种主持跟一般的主持的不同在于，它每一个挑战项目都不一样。前一环节的流程、组织形式，是没办法复制到第二个、第三个挑战环节的，这是对我最大的挑战——需要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记忆，不断地调整。节目的一部分看点在于演艺、娱乐明星的加盟，但娱乐不是这个节目的主题。节目的核心还是挑战者的挑战，这个舞台是要检验或是证明他们是否具有超强脑力。

    这也是节目组能够说服我来参加的原因，当时我觉得做主持人压力特别大，但两个制片人安慰我说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课堂，这是我可以接受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学校人”，就像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看学生怎么做实验，看学生怎么迎接考试的机会。我的组织能力就在于我要组织好一场“实验”，组织好一场“考试”。而考试和实验，总会有很多的观察人员，现场嘉宾就像是这些观察者。观察者的意见和看法，怎么样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而且在表达的时候又不能影响这些“考试”和“实验”的人。我要做好这方面的协调。再说观众，场内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怎么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怎么提升他们看一场“考试”、一场“实验”的兴趣，让大家感觉到挑战者的辛苦和努力，并且去分享挑战者的喜悦，这也是我的组织工作的内容。

    记者：有人说，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最终取决于一种更为内在的东西，那就是主持人的精神气质。我觉得你完美诠释了这句话，而这对于主持人来说也是最难的。

    蒋昌建：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没有要求自己去看类似《怎样成为一个好主持人》的这种教科书，不是因为我不想学习，而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改不过来。2013年年底接到这个任务，到今年初就要录，一季三个月，等我把教科书都看完了，缺点都改过来了，三个月早就过去了。所以我只能把在课堂上积累的经验、感受在舞台那样一个放大了的课堂上表现出来，这对于我来讲就不难。当然辛苦的地方肯定也有。上课一般是两个小时，我习惯从第一分钟讲到最后一分钟，中间不休息。观众看到的《最强大脑》一期可能只有一个多小时，但是录一期经常要持续6个小时以上，这对我来说确实还蛮辛苦的。

    “一个好的辩论队员，应该做到在单位时间内信息量最大”

    记者：在从事国际政治学的教学、科研的同时，你还曾加盟《杨澜访谈录》担纲总策划，最近两年又成为央视特约时事评论员，同时“兼职”主持，媒体涉猎相当广泛呢。

    蒋昌建：做评论员主要是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因为我是政治学出身的，现在又在国际政治领域工作，所以我评的大部分都是时政，跟我专业背景密切相关。做《杨澜访谈录》也跟我的专业有关，你看2001～2005年《杨澜访谈录》，当时的定位就是政、商、社、文界领军人物，很多跟国际政治有关。做《杨澜访谈录》总体上是幕后，但是做访谈节目的策划，要对访谈的主题、策略，片子的结构、类型考虑多一些。这个节目让我了解了电视的一些基本规律。做时事评论员的话，主题不是我确定的，节目当中有些具体的主题，我只是针对这些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我来讲，主要还是怎么样利用我的专业背景来为各个节目服务。

    记者：你做电视评论，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有微观体察，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可否给我们透露一下你做评论的“秘笈”？

    蒋昌建：谈不上“秘笈”。评论时，我的大脑有一半在指挥我下面要说什么，另一半，会去审查我前面说的。不是说去审查我前面说的对或不对，而是像你刚才讲的，看我的信息量够不够，因为我不仅仅是评论，还要沟通和交流。这跟我上课的时候也相似，也是这样去检查。我觉得在电视上，大家看你，是付出时间的，私底下交流也是付出时间的，到课堂上去学生也是付出时间的，所以我要对这些时间有所尊重，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和观点。就像谢希德校长讲的：“一个好的辩论队员，应该做到在单位时间内信息量最大。”

    记者：我们同事之前采访过央视评论员杨禹，他提到“评论员要靠稳定可信的新闻判断力来赢得观众的认可”。那么，你认为做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蒋昌建：评论员跟其他岗位的媒体从业人员会有一些不同。首先，要有相关领域里面的知识积累和专业背景，像杨禹在经济、社会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他可以做非常专业的点评。做评论员第一条就是看知识的积累够不够。其次，评论员要做到既能向后看，又能向前看。所谓向后看，就是对评论的话题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梳理，这些梳理有一部分是根据对事情本身的了解，也就是我的知识背景；另外还要看所讨论的这个话题，它的发展走向和趋势，我要根据环境本身的变化等各种因素，根据自己理性的推导、判断来把握它的趋势是什么。所以既要向后看又要向前看。第三个特别要注意的方面就是，做电视评论员，表达空间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既要做到精准表达，又要尽可能提供足够的信息量，尽可能深入浅出地把那种专业的、晦涩的、呆板的语言翻译成通俗的、鲜活的、让大家能接受的话语传达出来，我觉得评论员要有这种能力。第四，电视辩论尤其是时政辩论，还要有一个基本的素养，那就是对政策方向的把控，要有高度的敏感。

    “做媒体就是阅读过去、观察现在、思考未来”

    记者：两会期间你还主持了新浪视频的特别节目《建言时间》，追问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作为被提问的评论员，与作为访问别人的主持人，这两种角色的转变对你来说是否有难度？

    蒋昌建：作为评论员，主持人会给我们提各种问题，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对这个话题本身的了解、掌握，做出我们自身的一些解读，有时候也可能是作为一种传播渠道，把我们认为有识之士的一些看法或理解，通过我们来转达出去。

    作为主持人的话，角色一定要变，因为我不是主角了，我请来的嘉宾，他们才是主角。我希望通过我的组织，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就这个话题，把他们所要表达的充分地表达出来，我作为一个“助产士”，所起的作用是把他们思想的智慧激发出来。但我还稍微有些不同，我主持这些东西，跟我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所以在助产的时候我可能更像一个已经生过孩子的“助产士”，因为很多问题我都曾经思考和研究过。

    记者：现在有很多调查报告显示，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凌厉攻势下难挽颓势，广告额、收视率下降严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蒋昌建：我觉得对电视媒体来说，有挑战，但不至于没落。什么叫“电视”？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如果你把那个挂在墙上的传统的电视机叫电视，那就危险了。但是如果把视频网站的节目内容，包括可以通过互联网欣赏的流媒体节目，如果把这些都看成电视的话，那我觉得不存在危险。现在好多“盒子”，乐视的盒子，小米的盒子，这些盒子的内容不就是把互联网的内容搬到电视上去么？这种双向的互动实际可以融为一体，我们把它称之为互联网时代的电视，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挂在墙上的电视机。如果把互联网这种传播渠道融合起来考虑，我觉得情况可能并不悲观。其实你现在看看，做视频的，做视频内容的，实际上不就是过去的电视所做的那一切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电视永远不会消失。

    再打个比方，你说星巴克是咖啡吗？欧洲很多人不太喜欢星巴克喝咖啡的方式，太快了，他们喜欢坐下来慢慢品味。但其实咖啡本身并没有变。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我想表达的是，电视也是表达内容的手段，在客厅里展现的内容和互联网上展现的内容，从表现形式上来讲会有一些不同，但本质上我觉得都一样。视频网站也是要靠内容为生，家里客厅的电视也是要靠内容，只不过过去没有互联网，传播渠道会比较单一一点。

    记者：你曾说过，“做媒体就是阅读过去、观察现在、思考未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你沉浸其中，就会得到愉悦。”可以说概括得相当凝练。

    蒋昌建： 是的。对我来说，任何一个话题都是一个梳理，也是对照现实的过程。通过梳理和对照，从中预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