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网络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传统媒体已经不是一家独大，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
记者：两会伊始，微博聚焦两件大事——两会、奥斯卡。不过网友调侃，要说最“压力山大”的绝非小李，而是您，因为总书记的一句“像上海的政府一样，瘦身效果显著。”小伙伴们一边赞总书记亲和力十足，一边关心“你以后再也不敢胖了！”您是如何看待网友的这句调侃的？
曹可凡：我其实就是一个载体。领导人用这样一种亦庄亦谐、幽默风趣的方式，透过特别接地气的调侃谈到对各级政府部门“瘦身”问题的重视，表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能力和执行效率提升等方面的一种期待。
记者：去年两会期间，您带来关于对实体书店实行减免税政策的书面建议，那么今年您又带来了哪些建议呢？
曹可凡：今年我带来的两个书面建议同样与文化领域相关。第一是希望在上海建立巴金文学馆。就目前来讲，我们需要一个较大的场所对相关的资料和文物进行整理，同时也以这位文学大师之名搭建一个平台来做一些文化交流、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
第二是建议在上海自贸区中开展文物拍卖。这将使得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中心由香港、伦敦、纽约等地向上海转移，有利于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重返祖国大陆。同时，文物拍卖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内容，能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记者：作为传媒界的人大代表，以您之见，两会过后，传媒圈会有什么新变化呢？
曹可凡：传媒业在中国各个行业当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领域，因为涉及意识形态，就会有其特殊性。毫无疑问，未来传统媒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因为网络的传播速度是传统媒体所达不到的。传统媒体的传播只是简单的增量传播，而新媒体却是病毒性、爆炸式的传播，像细胞一样地迅速繁殖、分裂，变成庞然大物。网络会形成一个倒逼机制，传统媒体就像一头大象，步履蹒跚，需要市场的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以余额宝为例，我印象很深的是去年6、7月份，上海市人大成立一个专门的调研小组，赴上海的一号店、杭州的阿里巴巴、北京的京东做调研，以完成一份电子商务报告。那时候，阿里巴巴刚有做网上金融的想法。而半年之后，当我们的报告完成时，整个市场大不一样了，8万多的用户，4000亿的存款，虽然相对于银行16万亿的短期零存来说是一个小数字，可是它是在以病毒性的方式增长，很快就会爆发。这就倒逼传统银行必须要改革。传媒业亦然，当网络发展之后，传统媒体已经不是一家独大，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这也是传统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
“做功课能够让我找到一些特殊的共鸣点，而之所以能够引起内心的共鸣，源于敏感度、眼界和知识架构。这三点决定了我的发掘和取舍。”
记者：人们喜欢称一些知名的主持人为名嘴，出口成章、伶牙俐齿，足以看出“嘴”的重要性，而您却有国内唯一一档以倾听命名、陪伴我们十年的访谈类节目——《可凡倾听》，似乎您更看重“耳朵”。
曹可凡：其实在口语交际中，倾听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做人物访谈时，倾听比表达更重要。当主持人采访嘉宾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说主要看点不是主持人，而是被访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被访者会不自觉地启动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如果他觉得主持人是真诚的、心存善意的，他就愿意讲一些肺腑之言。反之，他就会非常排斥。一名优秀主持人的本事不是发问多么高妙，而是如何让对方打开话匣子，说出一些真实的想法。你必须学会倾听，而不是自己去表达什么。倾听这个词特别好，就是主持人要和观众一起去听。主持人倾听的状态不仅体现在言辞把握上，还在body language（态势语言）中，甚至某些时候，“态势语言”更加重要。
记者：倾听的重要性一如片花中的两句话：“倾听是一种生活态度，倾听是一种心灵的姿态”。您曾说过：“这个节目虽然采访的都是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总能看到的人，但是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时，就会发现，这个人和原来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不一样’挖掘出来。”那么嘉宾的“不一样”如何才能被挖掘出来呢？
曹可凡：我们经常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自以为很了解的人，在做完功课之后，会发现对他并不了解。我很享受收集和阅读被访者资料的过程，好玩。做功课能够让我找到一些特殊的共鸣点，而之所以能够引起内心的共鸣，源于敏感度、眼界和知识架构。这三点决定了我的发掘和取舍。同样一份材料，关注点相似，但侧重点会有差异，也许你对A点很敏感，而我觉得B点更重要。但有时候，因为收视率的考量，我也会问一些世俗的问题。杨澜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当中提到，经常看到曹可凡同志很勉为其难地挖一些嘉宾的隐私，我们就觉得很好笑。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我是“笑里藏刀”型，喜欢兜兜转转，比如我想问京西宾馆的事，我得从西柏坡说起。突然单刀直入，被访者可能不习惯，有一个坡度在那里，踩着台阶慢慢上去就会变得自然一些。我们讲三度，精度、角度、坡度，问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铺垫在里头，当中有很多讲究的地方。
记者：除此之外，做访谈类节目，您还有一个八字方针：“雅人俗做，俗人雅做。”可否为我们解读一下？
曹可凡：我们节目的嘉宾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文化艺术大家，我们称之为雅人，他们都是从事高深研究的，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比较通俗的方式解读给大家。有一期采访杨振宁先生，如果跟杨先生谈高端物理，我听不懂也接不上话，估计观众也得全睡过去。所以采访过程中谈一些他对于科学精神的执着追求，对于人生的看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当年82岁的杨先生娶了28岁的翁帆，大家很想知道杨先生怎么看，但我也不能直接问，于是设计了一个挺模糊的问题，问他跟翁小姐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他们俩的未来？问题很中性，也不唐突。杨先生说：“结婚那天，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你可以再嫁。那天的翁帆就特别不高兴，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后来我告诉翁帆刚才跟你说话的是一个年老的杨振宁，其实在他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个年轻的杨振宁。年纪轻的杨振宁不会跟你讲这个话。”这就是“雅人俗做”。
另一类就是娱乐明星，比较吸引眼球，也是本节目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武器。“俗人雅做”中所讲的“俗”并非庸俗，而指通俗领域。对于通俗领域中的明星，我们希望做得雅致一些，有些敏感的问题不是不可以说，而是怎么去说。比如采访谢霆锋时，刚好是“艳照门”之后，所以这是不可避免要谈到的敏感话题。但那天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并没有直接、赤裸裸地向他发问，因为这会让节目显得特别八卦。八卦有高低，八卦并不坏。我也喜欢八卦，但是它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即不要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后来会有一些嘉宾主动找过来，这就是人家对我的一种信任，不要在节目当中去透支自己的信用。我基本上不违逆嘉宾最初始的想法，一般嘉宾不愿意说的问题，我就尽量不说。
记者：给八卦设一个道德底线，绝不透支自己的信用，这大抵是《可凡倾听》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现在的电视圈里，一档节目做11年可算相当长寿了，好像谈话类节目就有这种天然的优势，可以一直做下去。
曹可凡：刚做《可凡倾听》时，第一期是在北京录的，当时我就想着做个两三年大概就差不多了，但一晃已经11年了。其实我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如果问我的爱好是什么，我会说gossip（八卦），也就是聊天而已。从每一个采访对象身上，都可以得到很多启迪，或者说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有时候要研究，这个人为什么会火？我也采访过郭敬明，有些作家前辈不喜欢他，我就会跟他们讲，不管喜欢他与否，有一个事实必须接受，就是承认他的存在，而存在即是合理。试想，过了30年、40年之后，你回过头看这段80后文学，能绕过他吗？说到访谈类节目，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杨澜、朱军、李静、鲁豫、我，五个人一起做一档节目，如果真能凑起来，那绝对有看点。我们同属于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私交也都不错。
“我这个人就是兴趣广泛，最大的优点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一知半解。”
记者：与文化大家深度沟通，游刃有余；与外籍嘉宾交流，一口流利英文，加之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无一不展现了您的厚度与宽度，想来家庭成长环境对您的影响颇大吧？
曹可凡：我最近在写我的家族史，从清末一直到现在，查遍了四代族谱，没有我这种“活宝”。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三脚猫功夫，兴趣广泛，最大的优点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一知半解。大多数情况下，一知半解是一个贬义词，但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讲并不坏，因为我们涉及的门类太多，各个方面都要懂一点，接得上话茬，至少不说外行话。我们经常说厚积薄发，我把它改成叫“薄积厚发”，因为某一个地方做不到那么厚，但是将几张薄饼堆叠，总还是能变成一张厚饼。
记者：好一个“一知半解”“薄积厚发”！记得白岩松曾这样评价您：“曹可凡的主持像一盒磁带的A、B面。A面，是大众的、时尚的、市场的，镇得住大场面的各种晚会、综艺的主持人；B面，是小众的、知性的、文化的，是主持访谈节目的行家。A面、B面，曹可凡都能玩得转。”那么您又是如何“玩转”风格迥异的A面和B面的呢？
曹可凡：A面和B面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这个人既出世又入世，我很喜欢黄永玉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别人要跳出红尘，我偏要往红尘里钻。”一个大彻大悟的人肯定是既出世又入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能看明白人情世故。人总是会遇到郁闷、彷徨、迷茫的时候，去跟老先生谈一谈，或者看看他们的书，就会很释然。黄永玉先生就曾跟我讲，文革的时候他与表叔沈从文在街上相对而行，但在那种非常恶劣的政治气氛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交流，当两个人擦肩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三个字：要从容。
记者：年高不等于衰老，有时代表了一种成熟。谈到您的主持人生涯，不得不提一个我们很好奇的问题，您1991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按常理讲，您接下来应该拿起手术刀，但为什么拿起话筒了呢？
曹可凡：这也是偶然的机会。1987年，上海电视台要办一个栏目——《我们大学生》，栏目要求主持人都是大学生，就到全市各个高校去遴选。我当时是负责文艺的学生会副主席，老师建议我去试试，没想到参赛得了第一名。到了1989年，我面临毕业，为了兼得鱼和熊掌，我只能做一件事情——考研。因为我研究生读的是细胞生物学，不用临床，所以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任教一直到1995年。后来一位主管文化的领导对我说，你总得落得一处，脚踩两只船，哪样都做不好。从1982年进校一直到1995年，我在学校待了13个年头，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依赖。但有一天，我的研究生导师王一飞教授告诉我，一个人一生最好的工作要么能跟自己的兴趣结合在一起，要么可以尽可能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化。老师说我很聪明，如果做科研的话，也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科学工作者，但大概不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因为聪明人有一个如影随形的缺点，就是定力不够。就他的观察、研判和考量，我大概在主持这个行业是有一点天分的，如果够努力的话，我也许会成为第一阵线最好的主持人之一。老师的话就像一颗定心丸，让我毅然决然地投身到电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