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苏里新闻奖与中国的百年情缘

    密苏里新闻奖由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和颁发，是与普利策新闻奖并称的享誉世界的新闻专业奖项。若追溯到上世纪初“密苏里新闻帮”的中国实践，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国已延续了近百年的渊源，并曾对中国新闻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密大新闻学院的中国情结

    一提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曾经的“密苏里新闻帮”。“密苏里新闻帮”（Missouri Mafia）是个略显戏谑的说法，甚至有学者调侃其为“密苏里黑手党”。其实这并非贬义词，而是美国新闻史专家对20世纪初一批在远东出没、具有密苏里背景的新闻记者的统称，尤指那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们，其中半数以上活跃在中国。有研究显示，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远东就活跃着大约50名密大新闻学院出身的记者，其中约有30名在中国。比较著名的如密勒（Thomas F.F. Millard）、鲍威尔（J.B. Powell）、斯诺（Edgar Snow）等等，还有虽非密大背景但来自密苏里州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项美丽（Emily Hahn）等。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一大批重要的新闻记者、新闻学者、新闻教育者和新闻官员出身于密大新闻学院。比如《广州时报》主笔黄宪昭，路透社驻中国记者赵敏恒，国民党新闻官员沈剑虹，著名报人吴嘉棠、董显光、汪英宾，新闻教育家蒋荫恩、梁士纯、谢然之、马星野，等等。不难看出,在中国新闻界也同样存在一个“密苏里新闻帮”。

    “密苏里新闻帮”的开创者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同时也是密大新闻学院的创始人，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闻学。他的足迹遍及四大洲,并曾在1914年至1928年间数次踏访中国，每次都给中国新闻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在长期的学院教学和新闻实践中，密大新闻学院逐渐培育出社会公认的“密苏里精神”，这种精神中包含着博大的同情心, 即同情弱小民族、反对强权、反对压迫、崇尚和平等。在抗日战争中，“密苏里新闻帮”的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站在中国这边，就是明证。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不仅有大批的密苏里新闻人远赴中国采访报道，更有大批的中国学子从密大新闻学院学成归国，并陆续成长为中国早期新闻教育、新闻实践和新闻管理的精英。这种双向的交流无疑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培养了深厚的感情。从密勒时代开始的“沟通中美交流”，到威廉在1920年代对中国报业复苏的殷切期望；从鲍威尔信奉的“帮助中国抗日责无旁贷”，到斯诺嘱托后人将其部分骨灰埋葬在他曾任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无不体现他们的中国情结。密大新闻学院二楼至今仍然挂着巨幅的中国式木刻对联，这是曾经求学于该院的汪英宾为他的导师沃特·威廉撰写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见证着密大新闻学院与中国的百年情缘。

    密苏里新闻奖的中国标准

    密苏里新闻奖诞生于1930年，每年颁发一次，由密大新闻学院组成专门的评奖委员会，以奖励世界范围内对新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传媒人和传媒机构，获奖者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新闻行业。80多年来，中国范围内的获奖者虽不算多，但仍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一些密苏里新闻奖的中国标准。

    专业成就

    其实无需多言，作为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世界性影响的专业性奖项，对专业成就的要求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每年的获奖者数量并不完全相同，但一般都不会超过十位，获奖难度可想而知。

    1941年4月，《大公报》凭借在抗战中的出色报道和评论，被密大新闻学院认为“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这是历史上中文报纸唯一一次获此殊荣。此前，亚洲也只有日本《朝日新闻》和印度《时报》分别于1936年和1938年获得过该奖项。

    政治取向

    密苏里新闻奖虽然是非官方背景、专业性的学院奖，但也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其政治取向。其实新闻本来就与政治密不可分。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始爆发。是年初，虽然美国还没有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国际的局势判断，却早已或多或少地把其卷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4月，《大公报》凭借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报道和评论获奖。5月15日，重庆新闻界在公民党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周恩来派人以《新华日报》名义赠《大公报》及张季鸾一副贺联“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还有一“同心协力”的条幅。

    建国后，内地则只有冯锡良和胡舒立两位获奖者。冯锡良参与创办《中国日报》并曾担任总编辑。这是一份国内外发行的英文报纸，创刊于198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全球发行的英文日报，旨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密苏里新闻奖虽然授予的是冯锡良个人，但也似乎不难看出包含肯定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后的改革开放之意。

    至于2012年获奖的胡舒立，大学毕业后最早供职于《工人日报》。10年后，跳槽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1998年，《财经》杂志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9年，从《财经》辞职后创办财新传媒。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身份转换，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辗转实现，可能是密苏里新闻奖之所以授予胡舒立的隐性标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不管西方人采用何样的眼光，中国大国崛起的强势存在都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情感诉求

    作为一个专业奖项，按理说应当力摒情感因素的介入，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同样也有着价值倾向和情感好恶。从此意义上观之，毕业于密大新闻学院的校友们先天地就具有进入评委会视野的优势，这当然非常容易理解。即使排除个人情感因素，相对于其他新闻人，评奖委员会对这些校友们相对更熟悉一些，尤其在他们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

    稍微有些例外的是胡舒立，她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非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的获奖者。至于中国唯一的获奖新闻机构《大公报》，其实在当时的报社职员中，就有着多名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即“密苏里新闻帮”的存在。比如与戈公振创办报学系的汪英宾，就曾在《大公报》任职。他在密大新闻学院留学期间撰写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本记述中国新闻史的著作。另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世界反法西斯的支持，其实既是一种政治取向，也是一种情感诉求，最终都成为密苏里新闻奖评奖时自觉不自觉的考量。

    密苏里新闻奖的尴尬现实

    近些年来，与中国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普利策新闻奖能够时时地牵动中国人的神经，而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密苏里新闻奖却未能引起国人的太大兴趣。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经与普利策新闻奖并驾齐驱的密苏里新闻奖日渐式微之势，至少在中国国内似乎是这样。在这种令人叹惋的现实背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国新闻界似乎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普利策新闻奖主要关注美国国内，获奖者虽然可以是任何国籍，但是获奖作品必须在美国媒体上发表。显然，普利策新闻奖的这一机制，客观上为密苏里新闻奖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二者本来可以很好地差异化竞争，互补性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密大新闻学院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并很好地运用这一国际化战略。  

    虽然说内举不避亲，但密苏里新闻奖似乎还是有点过于青睐自己的毕业生。仅从中国范围来看，获得密苏里新闻奖的6人中，就有5位毕业于密大新闻学院。这在新闻院系还相对较少的历史时期还解释得过去，但在当下新闻院系遍地开花的全球化时代似乎就显得有些气度不足。当然，如果密苏里新闻奖就是明确定位于奖掖自己的毕业生的话，自然另当别论。

    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查找到关于普利策新闻奖的详细介绍和具体要求。此外，评选的时间、程序、奖金等等，也都有明文规定。反观密苏里新闻奖，不仅在学院的官方网站上查找不到具体信息，即使咨询学院的教授也很难得到准确地回答。评选标准的不够透明、评选机制的不够科学、评选程序的不够严谨、媒体传播的不够重视等诸多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这一奖项的国际化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产业背景下中国电视的媒体责任问题研究”（编号：13BXW022）和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利益诉求与责任担当：中国电视产业化的困惑与出路”（编号：IFW120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孔令顺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