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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13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国防部在1963年正式命名之前，由《解放日报》于1959年宣传的先进典型。这篇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及配发的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等报刊竞相转载，“好八连”从此成为闻名全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跨时代和跨世纪的先进典型。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辐射全国，人人皆知，并一代代传承至今。
据有的文章回忆，《南京路上好八连》是由解放日报部队通讯员吕兴臣采写，并由当年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等修改而成，最后经总编辑×××审阅，同时配发的社论是由时任政法文教部主任×××撰写的。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吕兴巨：山东大汉送初稿
毋庸置疑，该通讯的素材来自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这本来是一支很普通的连队，在山东组建，渡江南下后，参加了江苏丹阳整训，上海解放后移师浦东，驻防上海南京路，承担了保卫大上海最繁华地区的重任。这个连队的可贵之处是进城后不忘艰苦奋斗，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时刻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寸布、每一滴水、每一分钱，用以支援灾区和贫困地区的百姓。他们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事迹和精神，都被一位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他就是八连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吕兴臣。这位山东大汉是苦出身，仅读过4年书，文化底子薄，却努力学习。他和八连时任指导员刘仁福是同村人，并同年参军，关系很熟。他又常去八连，所以发生在八连的一些事情，都能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而吕兴臣和《解放日报》的关系始于1956。有一天，他送来了一幅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在高楼上站岗放哨的摄影作品，被《解放日报》采用了，取名为《南京路上的哨兵》。这幅摄影作品刊发后社会反响很好，几乎成了上海的名片。初次成功对他激励很大，此后他又先后送来了几篇发生在八连的小故事，也都在《解放日报》的《人民子弟兵》专栏刊登了出来。吕兴臣为人直爽，善于沟通，和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记者都有交往，与分管军队报道的记者张锦堂关系尤为密切。吕兴臣从写图片说明到写小故事，再到后来写小通讯，都得到了张锦堂的鼓励与指点。
八连的小故事登得多了，政法文教部就有记者建议：这些小故事，像一颗颗珍珠，很宝贵，但单发影响不大，如果能用一根主线串起来，搞成一篇大通讯，那刊登出来影响就大了。此建议得到了政法文教部的认可，报社领导也同意，总编辑魏克明指示要写好、写大，放一版，配社论。政法文教部立即开会落实，并邀请吕兴臣参加。吕兴臣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再次到八连体验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拿出了初稿，洋洋洒洒17000字，但基本上是一则则小故事的堆积，像是部队评先进的总结材料。
张锦堂在事隔40年后回忆说，当时有人见稿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泼了冷水一盆。他对吕兴臣说：“老吕呀，你把通讯当小说写了。”
写文章犹如造房子，建筑材料很多很好，但要造出好的房子，还得有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施工员的认真施工才成。当时报社里谁来当“设计师”和“施工员”呢？最有资格的当然是张锦堂，但他在拿到初稿并上交后的1959年4月5日便下放奉贤劳动，此事也就无暇顾及了。组内其他记者职责所系，难以插手。所以吕兴臣的那篇初稿，虽然在政法文教部内有过讨论，研究重写，但未见结果，一时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张贻复：画龙点睛成文章
据几位当事者回忆，吕兴臣的性格有个特点：心急要“跳墙”。他眼看自己花了不少心血写成的稿件在解放日报没有了下文，就设法“跳墙”了——跳出解放日报的圈子找“外援”。于是他去找了新闻日报的郑拾风，又找了《文艺月报》的魏金枝以及他的同乡、作家孙峻青，经过这些人的点拨，果然有所长进。同时他又认真研读了魏巍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颇有心得。在他的努力及作家们的参与下，一篇约8000字的关于“好八连”的报告文学，在《文艺月报》1959年5月号刊登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仍然心有不甘。《解放日报》是上海的党报，代表党的声音，这么好的典型，上不了党报，实在太可惜了。
几经周折，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回找的是青年记者张贻复。因为张锦堂下放劳动去了，他所分管的部队条口暂时转交张贻复。只是吕兴臣从背包中拿出的仍然是那份17000字的初稿，他向张贻复谈了此稿的遭遇，但只字未提《文艺月报》发表的那篇稿子，而张贻复对此毫不知情。当时的张贻复二十多岁，在工作中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对通讯员的困难愿意帮忙试试看。
对于吕来报社找张以及二人怎样冒着酷暑，在斗室里挥汗撰稿的情景，张贻复在1993年7月接待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宣传处江跃中等同志时，曾作过介绍。警备区的几位同志听了很觉新鲜，便在当年7月30日的《新闻出版报》上披露了此事，题目是《“好八连”从此天下传》，把吕兴臣和张贻复同列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作者。1999年8月2日的《光明日报》第11版和《人才开发》杂志1999年第8期上，张贻复本人也撰文回忆（后来，我们曾访问他，回忆内容稍有补充）——
1959年7月的一天，上海的天气酷暑难当。一个周末的下午，吕兴臣来到我的住处——培文公寓97室一间小屋，即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这是原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宿舍，由我一人居住。这里没有电风扇，只有两把芭蕉扇用以解热。我们俩紧靠一张褪了色的深绿色大写字桌坐下，他坐在靠东边窗户那一头，我坐在里面那一头。我们铺开一叠大开张的部队稿纸开始伏案写稿。好在现成的小故事均在手头，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珍珠”似的小故事用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变成一根“项链”。经商量，我们确定把好八连在艰苦奋斗精神主导下的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作为主线，用以突出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向夺取全国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发出的“两个务必”号召这个主题。接着，确定了这篇通讯的详细结构，其中包括分几个层次以及每个层次所需的小故事。于是，我们便一段一段地啃。文章的开场白由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边议边写，直到满意为止。每一段落的过渡语也是边议边写，也有些段落由我说他写，或由他写我改。每段中的小故事由他提供，再由我琢磨修改，彼此交叉进行。在写稿过程中，还采用了裁剪方法，剪剪贴贴，以节省时间。
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写稿时大汗淋漓，后来干脆赤膊上阵。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我们的写作仍在继续。吕兴臣不停地抽香烟，把大量烟灰弹在一张大稿纸上，越积越多。整个写稿过程，由于我们思想高度集中，所以竟然毫无倦意。直至第二天清晨，全文终于一气呵成，只是最后一段，战士童新根的思想转变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尚需补充。最后，该定文章的标题了，我特别重视推敲标题，要画龙点睛。我问：“老吕，题目叫什么？”他想了一想回答说：“就叫‘好八连’吧”，便写在稿子上。我忖了一忖，觉得还不够，未能体现地处大上海南京路的特点。于是，我提出在“好八连”前加上“南京路上”四个字，即标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我问：“怎么样？”他突然站起身来拍案叫好，我也疯了似的兴奋起来。就这样，他一半，我一半，一锤定音，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标题。此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标题竟然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引以为豪的优秀连队的永久象征。
第二天早上，我们用了点早餐就呼呼入睡了，直至中午才分手。我们商定，需补充的材料由吕兴臣去完成，并由他尽快送交给我。果然，他很快将补充材料写进稿件并送来了。由张默交到总编辑魏克明那里。魏总看了当即肯定此稿，要求再做些修改。
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张默只提了一条意见，建议再补充一些八连的业余生活，说明他们物质生活虽然艰苦朴素，但兴趣广泛，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按照张默提的意见，我们俩马上在原稿上加了一节关于好八连学习生活和文化娱乐体育方面的内容。稿件定稿后仅几天就见报了，其反响之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关于该稿的署名问题，因为当时解放日报有个内部惯例，为了不让记者滋长个人名利思想，本报记者与通讯员共写的稿件如材料都是通讯员的一般不署名。该篇通讯虽由我和吕兴臣合作完成，但最后只署了“吕兴臣”一个人的名字。我对此一点也不在乎，甘愿默默无闻。由于我们首次合作，一举轰动，我们俩都深受鼓舞。不久，我们再度合作对好八连做了深入报道，又共同采写了一篇《亲人会见好八连》的长篇通讯，于1960年2月13日在《解放日报》第三版上登了出来。
几十年后，张贻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激情满怀：“初生牛犊不怕虎，抓大头条、大题材、大典型、大文章，是记者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一石激起千层浪，浪花溅在心坎上，其乐无穷。”
吴云溥：一气呵成写社论
1999年，为纪念《解放日报》创刊50周年，报社制作了回顾性的纪录片《解放日报50周年》，其中就涉及《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采写情况。纪录片播出后，张贻复发现有关内容不够完整，于是写了书面回忆材料寄送给有关单位和领导，对实际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张贻复在《光明日报》和《人才开发》杂志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
此后，为了弄清楚当时的真实情况，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调研员桑晋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除了详阅当事者的书面材料和报刊文章外，还对一些关键的人物进行了当面采访并搜集证据。桑晋泉根据调查结果，写了《解放日报与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3期上。该文详细讲述了吕、张共写《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情况。
2013年5月16日，我们又专程去拜访张贻复。张贻复虽已年届耄耋，但脸色红润，身体健壮，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思路敏捷，还不时发出朗朗笑声。在访谈中，张贻复又特地澄清了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撰写社论的作者是吴云溥而非夏其言。他介绍说，“好八连”的通讯写好后，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政治组组长张默拿给他该通讯的铅字小样稿，要他请吴云溥写社论。他找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吴云溥。吴云溥笔头快，文字功底深，曾经是张贻复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工作时的同事，又是顶头上司，关系很熟。果然，吴云溥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写好的社论稿交来了。张贻复说：“对这件事，我非常佩服桑晋泉同志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在解放日报档案室查到了吴云溥撰写的原稿和排出的小样，并复印了下来，又去找吴云溥的夫人和友人进行笔迹辨认和事实核对。后来在《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对此事也进行了披露。”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至今还有人坚持该社论乃原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所写，如此张冠李戴，实在令人遗憾。
随着《南京路上好八连》长篇通讯发表后的巨大影响，此文被解放日报社评为“大红旗”稿。解放日报编辑部当年在总结评选红旗稿的经验教训时，揭出了这篇稿子在成文过程中，差一点埋没的遭遇。“南京路上好八连”从发现到见报经历曲折，甚至差一点胎死腹中。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只能从一些解放日报老报人的回忆文章中寻找线索，对在世的那些人进行访谈，力求搞清当年的情况，澄清误传，还原真相。同时对于那些为宣传“好八连”事迹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几十年来从不张扬的人，我们也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
（作者陈培余曾任联合时报总编办公室主任；张徐顺曾任东华大学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