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冷暖人生》的方式做新闻

    任何一个微观的生命都很复杂

    记者：《冷暖人生》10年了，在喧嚣的电视圈，你一直独挑大梁做这样一档安静的节目，还得了国际上的不少大奖，很少有人文纪录片类的节目能如此“长寿”，秘诀在哪里？这些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晓楠：我们这10年一直就想做一件比较纯粹的事儿。记者或者新闻界栏目的创作者，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观察、分析和思考，殊途同归。有的人是通过大的事件解读我们当前的、周遭的世界，有的人则是通过一些理性思辨的东西，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空间。我们呢？是把自己对社会的理解灌注在一个个小的生命主题上，这种方式不一定能涵盖所有，但是它很独特。我们把这种风格做到了极致。一花一世界，任何一个微观的生命其实都特别复杂，有着特别多层面的信息，如果真能把它做细了，其实表达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世界。

    这样的节目有意思之处就在于，经过时间的沉淀，节目做得越多，越能显示出其特点和意义来。我们在《凤凰大视野》做了一个10集的《冷暖人生》纪录片，过去500多个人物里我们挑出10个人来，我们不止拍他一次，而是拍很多次，一直在追访。他的生命在继续，我们也一直在拍摄。这就不是一个静态的横截面，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节目在时间的长河里是有价值的。有一个词儿叫“长尾效应”，我们的节目在当下的轰动也许没有那么大，但是事后你又回看它的时候，是别有味道的，可以像作品一样继续创作下去。

    记者：通过个体人物的故事看人性、看时代变迁，往往会跟着节目里的主人公同悲同喜。概括地说，节目想反映的主题是什么？

    陈晓楠：我们想做一个所谓的“心灵读本”——这个时代的人以及他们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你过了多少年以后再回头来看，还能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内心在想什么，他们面临什么，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剖解人心、解读世界不仅仅是通过典章制度、高楼大厦，它是有血有肉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点点追求，就是在探索和表达人性里的东西，因为那无论是亮色还是问题，都是超越时代永恒存在的。人都有理解其他人，也被其他人理解的愿望，我们想呈现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很真实的写照。当然，除了对主人公命运起伏的唏嘘不已之外，你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引发更多的思考。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记者：会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报道题材？

    陈晓楠：我觉得一个人物背后的信息、背后的厚度很重要。我们在试图寻找一些人物，他们背后是有一群人的，不止是这样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有代表性、有发生的时代根基的，当然还有一些历史里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就更是依托在整个大历史的沉浮之上，就更不是他自己偶发的一个命运了。

    比如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个战地护士的故事，一个走出野人山女兵的故事让你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战争是什么。我们使你贴近那个人物，分享他体会到的战争，你可以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就站在战争的面前。像这样的个体的故事，折射出来的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战争到底是什么？如何解读战争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我们想要通过个体的人生解读背后的事情，不仅仅止于此人的人生。

    记者：最近看了一期两年前温州动车事故的特别节目，《冷暖人生——生死列车》，事发仅仅几天，节目就出来了，虽然剪辑得没有那么精致，但是反而感觉更有震撼力，是非常真实的人物呈现。

    陈晓楠：这是我们做新闻事件的一个探索。一般我们做人物的专题，至少需要一两周，甚至是一两个月的准备周期，但在一个大新闻出现的时候，你看到的往往是一条一条的新闻，真的深度的报道出来是需要时间的。怎样用“冷暖”的方式，最快地把这样的新闻用人物特写的方式做出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抓到人物，并拍摄下来，一天的时间编辑完成。我们选取了一个家庭的故事，用了大概几十个小时的时间跟拍，做了一个30分钟的人物特写。我们很骄傲，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尝试，用我们《冷暖人生》的方式做新闻，也算是自己的特色吧。

    不要让被访者觉得你只是一个记者

    记者：人物访谈最难的就是打开被访者的心扉。您曾经说过：“我不愿意让被访者觉得我是一个记者。”你是要强调记者应有的人文关怀的维度吗？

    陈晓楠：《冷暖人生》做的采访，类似于一幅自画像，受访者要有意愿向你敞开，描述他自己，如果是简单的一问一答的方式，他可以给你简单的答案，但是你可能根本得不到你想要的故事。因为他说多少，说到哪，用什么语言描述，说多深的东西，那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我们想在四五个小时之内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跟你交流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讲述他脑海里的某一幕往事，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个冲动。这个冲动往往不是你某一个问题引起的，而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一个非常综合的态度引起的——你的眼神，你的肢体动作等等。所以，我们的采访，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真诚度，把这幅自画像的笔交到对方手里，让他自己来完成这幅作品。这时候我不能只是一个记者，或者说不能让他觉得我是一个记者，尽量去除一些我想要从他那“拿走一些什么”的私心杂念，而是真的坐下来，去听这个人讲讲他的人生。

    记者：但也有人说，记者就是要专业、客观、不掺杂个人情感，这样的报道才能真实可信。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陈晓楠：我觉得客观、公正是一些基本的要求，但这不代表你采访的时候，应该端着一副审判官的态度。当你想要卸下一个人的心防的时候，你必须得跟他有一些共情，你要表达出你的理解——不一定认同，但一定要表达理解。这时候你才能掏出更多的真话，否则他可能完全没有跟你对话的意愿。

    当然，采访之前做功课，就要把一些必须要问的理性的东西梳理好。当你真的坐下来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你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了，就不能完全依据你那些一条一条的所谓“骨架”的东西。一定要有肉，这个肉就是你跟一个人交流的过程中情感的交互和一种气场。这并不代表你臣服于他，而是说你是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一个愿意理解他的人。也许被访者说的不一定都是真的，我需要通过我的问题来抽丝剥茧了解清楚。事物本身是有自身逻辑的，当一个人讲他内心很具体的感受时，他也会带出他的逻辑。

    记者：你喜欢追求节目内容本身的张力，这个张力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晓楠：首先，所要采访的故事要有戏剧性的起伏。我们所选择的人生通常是有“显著性”的，这个故事你是愿意倾听的，是普通人遇到的“非常人生”，他要有这个“非常度”。其次是事件本身对他人性的挑战要到一定的程度。人最真实的面貌，只有在困境和挣扎当中才能看得更清。这个张力还取决于事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背后能反思的东西是不是足够多，足够重要。

    比如我们做失独群体，我们想要的不是某个人的悲惨人生，而是探寻这个群体如何面临自己的晚年，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代人的问题，问题本身也有足够的显著度和戏剧冲突，这就是它背后的张力。

    记者：做人物专访这种节目，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陈晓楠：对个人来说，就像一种修行吧，它挑战一个人的定力。做一个人物，必须用四五个小时，或是更长的时间，比如有一些老人我们会花一两天的时间。这很考验人的耐性和韧度，所以永远不能心浮气躁，不能急功近利。你得明白你到底要什么，是酿一壶酒，泡一杯茶，还是冲一杯即溶饮品？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里吧，排除杂念去做纯粹的事情。

    记者：但这又是一个周播性的节目，需求在那里摆着呢，产需是不是有很大的矛盾？

    陈晓楠：其实还好，我们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团队以及惯用的模式。周播的节目，辛苦还是很辛苦，但是毕竟每个人物都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打磨它，当然我们想要有很奢侈的时间，像做纪录片那样的时间去打磨一个东西，但是进入电视生态，我们也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做到最好吧。

    主持到最后都是本色出演

    记者：你大学主修的是国际新闻，从业期间涉猎财经新闻，加盟凤凰后又专职做人文方面的节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和改变？是否对文化、历史类的节目情有独钟？

    陈晓楠：对，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这个，也很幸运。其实我觉得每个主持人最终还是会回到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上，无论你以前怎么摇摆和探索。如果想做出一些味道来，诉说自己头脑中流淌出来的一些想法，肯定还是与兴趣有关，还是回到本色出演。

    记者：有微博粉丝评论说，“看端庄优雅的你主持那么‘残酷人生’的节目，实在是不忍心。”

    陈晓楠：其实，我倒没觉得残酷。也从来没有因为节目影响自己的生活。很多东西你不去触碰它，它就不存在吗？其实我们在现代社会，很多事情都是逃不开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命题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更愿意了解为什么、怎么会这样。而且，我觉得它非常有必要。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或许有些沉重，但它并不残酷；或许会累，但不会有烦恼。我是心甘情愿地为这样的一件事而累，因为这些人物的很真实的一面，很多时候是会给我非常大的力量的——原来这么多人都在为自己灵魂的存在寻找一个出口，而不是如行尸走肉般过着苟且的生活。所以它反倒让我觉得人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记者：不光是有沉重的东西，还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

    陈晓楠：可能也不是，“正能量”，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太过简单了。其实人性里都有深刻的东西，除了生存的本能，人还有追求灵魂所在的更高级的追求，比如情感的追求，信仰的追求。 

    很多普通人，也有让我们觉得很诧异的活法。比如说我们前一阵采访的“钢盔哥”，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一开始因为自家的事情去举报，得到解决后，他发现程序上有很多的问题，就当成公益的事情去举报。前一阵他举报他们县的副县长公款出国旅游，这事情虽然举报成了，副县长被调查了，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有黑社会的人会来找他，他每天带着大钢盔，拿着辣椒水上街，十几年的时间家无宁日。对于他来说，他有什么必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毁了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是一个人正常的权利，一个公民的责任就是你见到这么一件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可是，他真的是拿自己的生命，起码是正常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理念。其实，蛮多普通人都有着这种可贵的灵魂和精神。

    记者：最后请谈谈你的职业理想。

    陈晓楠：我其实没想太多。对我来说，做一件事与做十件事相比，我更愿意把一件事做透。

    我的职业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认为有价值又适合自己的节目，能不厌其烦地做下去。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远的未来计划，虽然已经做了10年，但现在还是兴致勃勃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津津有味地在做每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个编导前几天发了一条微博，我也觉得“心有戚戚焉”，他说很多人问他，做这么一个节目会不会很累？他写的是：当你告别一个人物的时候，又开始了对另外一个人物内心的探索，对另外一个人物的塑造，你就开始琢磨一个新的人物，你会觉得他不断地在变，他在不断地影响你的兴致，你依然还是兴致勃勃的，不重复也不让你内心产生你在浪费人生的感觉。每做一个人物，都是对自己人生很大的积累，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