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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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潮,还是跳海?

——2013媒体大事观察与盘点

● 丁 刚 《 新闻战线 》(

    “鲍尔”们的连续“爆料”

    詹姆斯·鲍尔的职业生涯今年8月到达了一个高峰。这位英国《卫报》的资深记者参加了由三家媒体联合组成的“专案组”,对斯诺登提供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资料进行解密。

    鲍尔不久前在英国伦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透露了这次“揭秘行动”的细节。参加“专案组”的记者分别来自《卫报》、《纽约时报》和美国非营利网站ProPublica。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了4~5周,查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和资料,并求助于很多情报破译专家,最终从密件中找到了一批“猛料”,完成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监听丑闻的揭秘报道。鲍尔称,“揭秘行动”的难点在于,那些情报充斥着专业数据和代号,从中找出线索需要相当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鲍尔”们的连续爆料,不仅猛烈撞击了互联网时代的国际关系,也对未来国际治理秩序的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新闻人用传统方式“制造”了一场席卷多国的新闻风暴,这或许是新闻从业者在2013年年终最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鲍尔坦言,尽管最早从斯诺登那里获得材料的是卫报记者格林伍德,《卫报》也深知这批材料的分量。但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独家爆料”,转而与其他媒体合作。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分摊经费而减轻财务压力。《卫报》近年持续亏损,最近一个财政年度虽稍有好转,但亏损额仍高达3100万英镑。鲍尔没有透露“揭秘行动”花了多少钱,但看来不会是一笔小数目。《卫报》能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为“揭秘行动”破费,多多少少还是体现了新闻人的追求。

    从专业角度看,斯诺登事件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反映了当今传媒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一是深度报道的精细化、专业化。二是对重点报道不惜血本的投入。第三点虽是老调重弹,但最为重要,即内容为王。互联网在变,媒体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家媒体的影响力,最终取决于你能获取多少真正打动人心、震撼舆论的“猛料”。互联网的发展虽然改变了很多事情,但新闻的独特性、幕后性、故事性、人文性等,依然受到读者欢迎。

    个体故事和幕后新闻受追捧

    互联网时代的受众,除了依然保持着对幕后新闻的浓厚兴趣,也更倾向于阅读和传递个体的故事。在最近有关菲律宾风灾的报道中,个体灾民的具体遭遇,就再次成为全球各大媒体深入挖掘的新闻材料。

    “海燕”袭来的第三天,一位菲律宾母亲紧抱新生婴儿的照片就出现在世界很多报纸的头版醒目位置。埃米莉·萨加利斯在被“海燕”摧毁的机场,生下了一个“奇迹宝宝”——这张感人的照片,连同那些催人泪下的灾民故事,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来,使全世界成千上万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援手。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让人们可以很快获知像台风“海燕”一类的新闻,但真正要让受众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盯住”你采写的那一则新闻,还要取决于它的故事性是否具有能够打动人心的现场感。新闻事件中的那一个人,往往会因为现场感而“身价百倍”,使人们对事件本身有更深刻的理解。

    很多时候,这样的故事并非出自专业记者之手,而是由普通民众“创作”,这是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另一个特点。专业媒体的功能更在于“放大”。CNN、BBC等媒体在“海燕”发生后,除了及时派出记者赶往现场,还采用了当地民众用手机拍摄的一些画面。这些视频虽粗糙,却因为来自现场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当媒体步入“人人都是记者”的新时代,合理、准确、迅速使用民间资源就成为每家媒体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很多人可能还记得CNN有关韩亚航空客机7月6日失事的报道。连续三四天,CNN不停地播放一位普通美国人无意中拍下的客机坠毁视频,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客机撞击地面爆炸的场景,甚至还能听到拍摄者的惊叫。

    人人都能成为记者,并非因为人人都具备记者素质,而是因为人人都有了记录新闻、传播新闻的工具。工具的进步当然不只给普通百姓记录新闻带来了方便,也为专业记者的报道提供了更多便利。2011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就设立了一个“无人机新闻实验室”,专门研究如何用无人机拍摄视频。这一技术今年开始被很多媒体采用。内布拉斯加州今秋遭遇大旱,当地电视台用无人机进行了报道。在记者的遥控下,无人机携带摄像设备掠过大片干涸的河流和龟裂的土地,而这些场景过去只能在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拍摄,成本极高。在这家实验室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许多使用无人机拍摄的新闻视频片段,尤其是CNN播出的遭受“海燕”袭击后的灾区废墟,由于借助无人机的低空拍摄,具有极其震撼的效果。

    “只有疯子才愿意做新闻人”

    当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具有了记录新闻的能力,传播新闻的途径也开始发生改变。不久前的一项对5173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表明,有78%的人通过“脸书”获知新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还显示,美国年轻人中有大约1/4的人是通过社交网站而不是传统媒体获知新闻。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进一步加剧着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的衰落。美国现有的全职新闻人自1978年以来首次少于4万人。在自2000年以来的13年中,美国媒体产业缩水近30%。

    进入2013年的第一天,出版了80年的美国《新闻周刊》终止了印刷版的发行。根据美国审计联盟的调查,北美210家报纸杂志中已有87%在移动平台上发布应用。说得好听一点,这叫“入潮”,入数字化之大潮;说得难听点,这叫“跳海”。

    收入的减少使很多媒体处于惨淡经营的窘境,无力提供足以留住精英人才的薪资。前不久,我在巴西采访时遇到一位大型国企的公关经理。他4年前从巴西一家主流媒体跳槽,现在的工资比还在媒体工作的同事高出一倍多。在伦敦、纽约这样一些金融中心,财经记者更是“下海”成风。以至于一些媒体人士称,现在“只有疯子才愿意做新闻人”。

    一个行业的兴盛,需要从业者有职业激情,但是到了不得不用激情来维持时,也就意味着这个行业已经风光不再。在很多国家,中小型媒体的生存首先出现危机。自去年以来,美国大部分地方电视台都压缩了电视新闻节目,改用天气预报、路况报道、体育新闻和娱乐节目填补。

    大型媒体也不例外。统计显示,2007年~2012年,CNN的深度报道节目减少了一半。今年年初,作为目前所剩无几的新闻周刊之一的《时代》杂志宣布减员5%,而这只是整个减员计划的一部分。《芝加哥太阳时报》在今年6月将整个摄影部砍掉,20多名专业摄影记者面临失业风险。

    传媒大王默多克曾经说过:“提高报纸发行量很简单,那就是降低格调。”媒体的格调决定其社会作用的大小。现在看来,这句话更像是对媒体,尤其是对那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媒体发出的警告。

    不过,一些乐观的专业人士认为,传统媒体还有柳暗花明、绝处逢生的机会。一方面,中小型和地方媒体的衰退会使少数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相对更强。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依然具有扬长补短的潜力。美国著名媒体人科拉克·吉尔伯特认为,未来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评论。尤其是纸媒,要提高身价,让读者愿意掏钱读报,必须着力于评论队伍的建设。

    喜欢速读的受众开始脱离传统媒体

    媒体业需要补血。谁会成为真正符合血型的供血者?并能让媒体业产生新的造血机制呢?蒸蒸日上的网络运营商开始探索输血的空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今年10月以2.5亿美元现金买下《华盛顿邮报》,被很多人视为网络时代传统媒体输血求生的开端。但新兴网络企业掌控传统媒体,究竟会对未来的媒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不好说。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囊中羞涩的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腰缠万贯的网络商人的支撑。

    《纽约时报》去年年底曾制作一个多媒体项目——“雪崩”(Snow Fall)。这一呈现在网上的立体化报道,由3D地图、交互式图片、视频以及遇难滑雪者的口述实录等组成。报道发布后6天,获得了290万访问量和350万页面浏览量。很多人将此视为未来媒体发展的一个方向。不过,这一成功完全靠金钱砸出,据说费用高达25万美元。此类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下去,还要取决于贝索斯或别的富豪是否愿意砸下更多的票子以及受众是否愿意为此而掏腰包。

    网络媒介的爆炸式扩张,形成了新闻数量、传播渠道的巨幅增加,这在迅速创造出大批速读受众的同时,也使记者更加依靠二手新闻。仔细阅读今天一些媒体的报道,你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中的很多信息都来自于互联网,真正属于记者采写的一手报道开始变得十分珍贵。

    由于更多记者不再能提供一手新闻,并且选择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来传播“压缩版”的新闻,媒体人有蜕变为“传声筒”或“扩音器”的危险,习惯速读的受众也开始出现脱离传统媒体的趋向。今年年初,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1/3的美国人因为新闻媒体已不能提供他们需要的新闻,因而停止了对新闻媒体的关注。

    假新闻与媒体生存状态直接相关

    另一个负面因素的危害性更大一些。假新闻借助于网络装上了翅膀,其“飞翔”速度大大加快。今年4月,一条发自美联社官方推特的假消息令纽约股指大跌。这条称白宫遭遇袭击的假消息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07分50秒发出,2000多亿美元瞬间蒸发。直到大约两分钟后,由于更正消息的出现,股指才开始重新走高。记得“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纽约证交所首次开盘,股指在交易铃声震响后的20分钟内狂泻,5900亿美元被蒸发。而今年4月纽约股市遭遇假新闻袭击,不过是因为美联社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劫持”,其能量却已超过了12年前真实的恐怖袭击。

    假新闻的出现也与媒体生存状态直接相关。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挤压了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造成职业收入降低;另一方面,也使得商业化对媒体形成前所未有的侵蚀,媒体的职业道德底线面临冲击。2013年,美国两位学者罗伯特·别麦克切斯尼和约翰·尼克尔斯公布的调查显示,企业公关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与媒体从业人员的比例在拉大,这一比例在1980年代为1.2:1,到了2008年则达到了3.6:1。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发现,找他们的企业公关人士往往就是他们原来的同事。这些曾经的媒体从业者,对媒体情况十分了解,不仅能够提供非常到位的报道原料,而且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具有监督者身份的媒体如何受到应有的监管,成为各国治理新闻传播秩序的一个挑战。英国《世界新闻报》曾因令世人惊愕的“窃听门”被迫关门。今年3月,英国保守党、工党、自民党等三大政党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独立媒体监管机构。英国首相卡梅伦称,这将是英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媒体监管方案。10月28日,“窃听门”丑闻的几名主角开始在伦敦法庭受审,这场审判实际上是对网络时代新闻人的道德评判。

    临近岁末,细数全球媒体2013年业内新闻的排行,两场“婚姻”看来一定会榜上有名。媒体大亨默多克与邓文迪离异,最终以“互相尊重”的方式走完一段“老少配”的婚姻历程。而另一场“老少配”——“网络才俊”亚马逊与“百年老妇”《华盛顿邮报》的携手,不过才刚刚开始步入蜜月……

    (作者系人民日报拉美中心分社首席记者)

入潮,还是跳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