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特色的社评”

    记者：《环球时报》每天至少160万份的发行量，证明它已是国内最成功的报纸之一，而社评更是众多人的每日必读，成为环球的新 “卖点”。我听说您立志做中国的李普曼，身为一家报社老总，为何如此钟情于社评？

    胡锡进：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呵（笑）。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时政专栏作家，而我要领导一份报纸，写社评只是我众多的工作之一。我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务、会议，还有运营的压力，只有晚上才是“社评时间”，所以不可能跟他相比。但李普曼的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说实话，我真的是被推到这一步的。原来我们负责社评的同事出国了，不得已我才接手。社评能做到现在这样，完全未曾料到。我常常自我检讨说我工作没做好，这个社评由我来写，不合适，这算是“中国特色”。你到日本去看，《读卖新闻》光写社论的就20多个人，轮到每个人，半个月才写一篇，其它时候都是到处跑，人家那积累多厚实啊。我是天天写，会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这不是好事，无奈现在也只能这样，因为整体效果不错，大家都认同这种方式。内部觉得我写会比较踏实，外部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馈过来，而且国际上转引《环球时报》的文章有一半转的都是社评。我们才意识到，原来社评如此重要。有那么多读者，随之而来的压力也就大了，只好篇篇都亲自操刀，自然而然给架到那儿了。降低社评质量，那可不行，大家该不读了。如果要出了问题，领导机关会批评，互联网上也有很多人天天盯着，一句话说错，就把你拽出来“示众”。

    记者：最近看到一项调查，在8城市商务人士中，《环球时报》阅读率为10.7%，明显高于其它时政类、财经类报纸，这表明《环球时报》影响力之广泛。那么，您是否做过统计，读者中有多少人特别关注《环球时报》社评呢？

    胡锡进：AC尼尔森每年都会帮我们统计读者的构成，分析得相当详细。具体到社评有多少人看，我们没有专门统计数字。不过大家都在议论，尤其是主流社会，一见面都谈论我们的社评。而且不光是社评，整个评论版，现在都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读评论版的人影响力相对更大一些，因为评论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新闻产品。我们逐渐培养了一批非常忠实的读者，会不断地跟我们反馈、交流。

    记者：如今是“观点时代”嘛，不缺消息，只缺意见。所以意见领袖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胡锡进：不不不，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如果大家都去呈现观点，到处都是观点，读者也会烦的。你看现在评论满天飞，乌泱乌泱的，都以为抓评论就能怎么怎么样，大家相互稀释，但能有几家是立得住的？还是得写出高质量的文章。互联网传播速度很快，一看写的东西不行，以后人家就不看了。

    记者：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评论才是好评论？“立得住”的关键点在哪里？

    胡锡进：理论说不来，我就是一个实践者，只知道怎么去写。

    在我看来，首先就是要说实话，别说虚话、假话。读者都看烦了。什么“发挥我们的优势”、“着力加强……”之类的词儿我们都“禁用”，或者换种表达方式。另外就是要碰那些尖锐的话题，敏感的话题。你能把它挑出来，就能写得好。很多问题有的人不敢碰，或者碰“歪”了，一旦如此，就是胡说、造谣，这里就有一个“度”的把握。

    记者：李普曼说过：“探索和建设是评论家的使命。”他认为评论的要义，就是要推动社会向前。您认同这种观点吗？或者您是如何理解和实践这句话的？

    胡锡进：大体认同。也要批评，也要探索，也要建设。尤其是在中国，批评很容易，建设是很难的。做好评论，就应该多讲一些有建设性、有操作性的内容。

    《环球时报》在走一条自己独特的路。本来我们只写国际评论，慢慢地连着国内的也一起写。报业形势在变化，读者对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这时我们就顺应大家的期待不断地往前走。过去我们只有国际报道，完全没有国内的内容，现在涉及中国经济道路、国家政治局势之类的很多大事我们也上头版了，也作为社评题目了。比如今天的两篇社评都是跟国内有关系的，一篇是有关“黄金大米”：到底中国应不应该种转基因大米；另一篇关于北大不再续聘夏业良。这两篇评论都是我昨晚写的。

    “我们是一个团队”

    记者：您曾经说过，《环球时报》的社评被关注不是一个人的功劳，编辑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支随时可提供各方面专业意见的专家学者队伍。集思广益为社评的成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

    胡锡进：我们是一个团队，有三四个社评编辑轮班跟我做。我可以算是文章的主笔，由我口述文字，包括标点符号，编辑在电脑上记录。但他们不是单纯的“打字员”，他们是我的合作者，不断地对我的稿子做出修正。他们要觉着不对劲儿马上会说：“老胡，这地方读着有点别扭。”他们提的意见我大部分都会接受，因为至少有一个人看不懂，说明我的表述是有问题的。有时候我可能会把一个史实给记错了，他们会说：“老胡，不是这么回事儿。”我都会采纳，因为编辑搜集整理材料看得比我要细。

    当然，专家学者的贡献也很大，他们的观点对我很重要，不然我都不了解前因后果，怎么写？记者白天出去采访，专家会谈很多，然后编辑把这些整理成两三页纸给我。他们的观点千差万别，看完以后我要快速消化。哪些话特别重要我会标出来，口述文章的时候想办法用进去。虽然有时候专家的观点不一定都被采用，但是他们给我立了几块“桩子”——至少有人是这么看的。一篇文章要至少采访三个专家，这是“标配”。

    记者：很多读者反映，《环球时报》社评不仅站位高，而且信息量大，包括标题和语言都很有自己的特点——大白话，直接，有时会带有一些论战的意味。

    胡锡进：写社评不是文笔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阅历问题，考验着人的见识，所以年长一些的人来写会比较好。在我接手后，《环球时报》社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说话方式——生活中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文件式的语言都不采用，就用平实的语言。语调尽量平和，有时候也没hold住，对那些该骂的还得骂。但总体来说，我们越来越理性，不说极端话。

    记者：社评谈论的很多都是宏观的时事政治、地缘政治问题，也有一些经济大势，包括民生性的话题，包罗万象。每天社评的选题来自哪里？又如何取舍？

    胡锡进：《环球时报》社评是这几年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忠实记录者。你要把这几年《环球时报》社评都捋下来，就会发现，舆论场上发生的大事，我们都身在其中。选题是几个社评编辑负责，然后报给我，如果我觉得行，就着手准备，不行，就一块商量着换。大部分时候我每天要写两篇社评，一篇国际，一篇国内。我们同时有不足和优势，优势是能把中国的事情放到国际大环境当中去观察，我们看中国的角度更中性一点，视野更宽广一点。比如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哪个国家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记者：除了国内新闻，《环球时报》最为人所称道的当然是其出色的国际新闻搜集和梳理能力，您在这方面的经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胡锡进：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我们通过英文的互联网可以找到很多信息，但其他语种的信息也会很有价值。这时候，我们在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常驻的350多位特约记者就会帮上忙。

    我们在国内的编辑团队有60人左右。他们需要在浩瀚的信息中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同样的信息由不同的人来整理，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我们的编辑因为长时间做这样的工作，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对国内人们的兴趣点也把握得比较准，所以整理的东西往往也比较鲜明。大家一看，哎哟，挺解渴的嘛！因为我们把最重要的信息呈现给大家，一篇长的文章，三千多字，够了，再长就没人看了。一个是经验，一个是悟性，这两点都很重要。

    “我是新闻界写字最多的人”

    记者：这些来，您在社评中倾注了不少的心力和时间，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自己是“全中国新闻界写字最多的人”。

    胡锡进：这话倒是真的有。每天两篇社评，一篇1200字左右，一年少说也写450篇。这么算下来，每年光社评都有50多万字。而且每天的两篇评论内容毫不相关，写完一篇喝口水回家吃个饭，半个小时就回来，然后思路就“啪”的跟电闸似地换到另外一边。病了也得写，除非我病得爬不起来了。这么多年我就请过一次病假，是我做手术的当天，疼得无法忍受，就那天没有工作。8年总编，再没有休过一天假。一般的小毛病我都忍着，发着烧也照常工作。所以说身体得好，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

    记者：隐藏在可观的发行数字背后的，除了庞大的读者群，还有对环球时报社以及您个人层出不穷的批评、挖苦甚至恶意的攻击。为什么在谩骂之下还要坚持勇敢发声，一次一次涉足敏感话题？

    胡锡进：所有的改革一开始都是“违规”，违规就要承担后果。但违规的方向得对。规定都是过去制定的，常常是陈旧的，需要不断变化。如果真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创造性地违规”，那是可以的。在中国做报纸难就难在，要创新，就要把这种陈旧变成一种现代的、公众能够接受并乐于接受的语言。我们现在能碰的话题比原来宽泛多了，都是你闯一点我闯一点，这种形势的出现对国家是有利的。维护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说实话，不媚俗，把我们看到的真相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是，《环球时报》这些年的探索得到人民日报社领导的鼓励和保护。试想一下，如果领导承受不起风险，我和《环球时报》怎么坚持得下去？

    记者：您现在微博粉丝数已经超过400万，在您看来，微博是对报纸的补充，还是一条新的传播渠道？报纸上的言论和微博是怎样互动的？

    胡锡进：互联网兴起以后，我们报纸的影响力实际上也在减弱。但好在我们也做网络，环球网影响力在增大。不算微博，光《环球时报》、环球网、环球时报手机报这些加起来，每天都有1000万人和我们直接接触。还不算新浪、搜狐的转引。在市场类媒体中影响力无人比肩，环球网在新闻网站中排名也是很靠前的。我经常会看网络上对我们社评的跟帖，看看是支持者多还是反对者多。至于微博，我现在说的少多了。社评是职务性的，微博会多说点个人性的感受，避免到处都立个靶子让人攻击（笑）。

    记者：《环球时报》每年的社评都会集结成书，我注意到您喜欢打一个比喻，您说：“中国像一条大河，每个人的描述都不同，渔夫驾着小船在大河里过激流险滩是一种感受，而站在山顶看又是另一种认识，我们努力做到的是，既明白激流险滩，又看到大河东去。所有的感受结合才能真正了解这条河，了解中国。”

    胡锡进：我们的舆论场现在都是在河面上，为了争一条鱼在那儿折腾。这只是河的一部分，河面的宽广、河流的深厚要了解，但我们还要了解更多。坐在高山上看那条河与在水面上看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拿一种代替另一种。激流险滩与大河东去，都是它的真相，是综合的。《环球时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多换几个视角，不仅争论家长里短的社区问题，还要看得更立体、更全面、更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