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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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的话语方式?

——新华日报从细节入手改文风

《 新闻战线 》(

    “今天就动真格的!”——一篇好稿遭降等给编辑部带来的震动

    许建军(新华日报总编办主任、考评小组组长):5月14日,新华日报的一篇通讯由好稿降等的命运,在编辑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上午的采前会上,考评小组照例通报当天的好稿考评意见,其中就有年轻记者小倪采写的一篇通讯《看得见的手,举起别忙拍下去》。这篇通讯入选好稿的理由是:记者围绕管理部门近日严查“打车软件加价服务”,采访深入,客观、辩证地呈现了各方反应。报道的主题提炼有针对性和启示性,公众关注度高,思考性强,标题制作形象、生动,耐人寻味。

    在点评该稿优点的同时,考评小组也指出其不足:一些采访对象身份介绍比较模糊,比如,“珠江路上班族司丽”、“中北出租车公司的李师傅”、“业内人士陆天博”等。

    这时,周跃敏总编辑的一番话,震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前不久刚刚下发的《编务简报》,列出了81个词汇,建议大家在新闻采写中尽量不用或少用,这其中就包括了‘某市’、‘某单位’、‘张先生’、‘李小姐’等。改进文风,贵在落实。今天我们就动真格的,对这篇语焉不详的稿件做降等处理。请大家引以为戒,共同努力,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清走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

    说句实在话,以往,文中出现“张先生”、“王女士”的稿件并不少见,有的总体质量比较高的稿件也未能避免。这次,周总对文风不实的稿件“动刀子”来真格的,传递出明确的信号———文风实不实,是考量好稿的一条重要标准!

    王晓映(新华日报政法部副主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出台后,有些年轻记者很困惑,反映不会写稿子了。他们跑来问:王老师,这样的会议以前摘发领导讲话就可以了,现在该怎么写?

    我回答:找新闻。

    对党报来说,会议、领导人活动、工作报道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新闻业务攻坚突破的难点领域。虽然大家都觉得此类程式化报道面目可憎,但不可否认,我们也是这些报道的“同谋”。假如“找新闻”这根弦时时绷着,作风、文风、语言应该会有转变。

    汪滢(新华日报扬州记者站副站长):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但不合脚的鞋子愿不愿意换,又是另外一回事。

    新闻界开展“改文风”活动已近两年,回望这600多天来走过的路,我们虽然在尝试走一条新路,却没有舍得扔掉一些旧鞋。我们尝试了“两脚泥”,努力着“一头汗”,但回到案头,写下的文字依然没有鲜活的味道———“领导”没有不“正确”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关怀”没有不“亲切”的;“过问”没有不“亲自”的;“成果”没有不“显著”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

    这样的文字,不仅与读者的喜闻乐见相距甚远,细品起来还有些新八股的味道。穿着这样的文字旧鞋,走“改文风”的新路,合不合脚,我们知道,读者也知道。所以编委会这次下决心对报端的文字来一次“大扫除”,尽管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但我的感受是:有比没有好,来得早比来得晚好。我们弃用这些文字,就是要向冗长空洞的文风说不。

    孙巡(新华日报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机关报”最怕“机关化”,官文念多了,官话听多了,官场跑多了,笔下文字难免被同化。

    6月3日,翻看稿件:“一要”,“二要”,“三要”……一直到“八要”。要我命,不看了。

    6月6日,一篇稿子像领导讲话:“一是”、“二是”、“三是”……一口气数到“六是”。

    6月9日,“分管负责人要具体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严防死守、看紧盯牢。”

    6月12日,“……掀起又一轮红色风暴。”龙虾节年年办,“红色风暴”年年“掀”,令人倒胃口。

    在“转作风、改文风”呼声四起时,这些理应被“正法”的话语,频频出现在记者笔下,不能不说是大大的遗憾。记者失去主体意识,为外部话语所俘虏、所污染、所同化,这令人担忧。机械复制,一切僵化的话语体系都如此。秘书写公文,大到谋篇布局,小至遣词造句,往往有套套可循。当记者无法从“套套”中挣脱,就会成为机关话语的繁殖者。

    赵允芳(《传媒观察》主编助理):现在很多地区的发展思路都喜欢借鉴别人的“模式”,我们的很多新闻报道也都陷入了模式化、概念化的窠臼之中,这或许正是导致媒体同质化竞争惨烈的重要原因。

    “老水手”被一句话惹恼了——值班老总将“铿锵有力”“正法示众”

    孙巡:6月1日夜,缪小星副总编辑扫了一眼二版大样,立马愤愤然——“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汇报声”,“老水手”(老缪的别称之一)被这话惹恼了。

    “押赴菜市口,正法示众!”他红笔一圈,“铿锵有力”惨遭“斩首”。

    跟一个词过不去,“正法”犹不解恨,还要“示众”,犯得着吗?“老水手”的愤怒,是在夜深人乏时找点乐,更是对陈词滥调忍无可忍。

    许建军:好稿考评“动刀子”,强化了大家的文风意识,推动了改进文风中正效应的释放。被降等处理的那篇稿件作者小倪,起初感到有些委屈,之后对文风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她在和考评小组同志交流时说,为写好那篇稿件,自己采访了出租车司机、乘客、网友和专家,没有一个采访对象是虚构的。自己按照以往的写稿习惯,以为只要是实地采访,材料都有出处,在具体表述中,采访对象的姓名、身份等不一定都要交代得十分清楚。“岂料,正是这一疏忽,犯下了文风不实的大忌。”

    “稿件降等的教训,值得永远汲取。”小倪说,以这件事为戒,在以后的新闻采写中,从谋篇布局到细节运用,都要费尽思量,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

    汪滢:我在地方站工作已逾10年,常看到一些涉及地方政绩的重要稿件,很多记者在保守谨慎的思想下,拿来材料抄抄算了。其实,即使是政绩新闻,当事人也并不喜欢这种面目可憎的公文腔调,登出来也不是让人很兴奋。久而久之,相关部门看到党报记者来采访,二话不说,先把一堆材料拿出来。

    一位地方主要领导曾经认真地跟我说:“其实就是写政府工作,我们也希望看到可读性强的文字。”也正是因为这句推心置腹的话,我坚持在采写此类文章时,将材料一直视为面对面采访结束后的参考。

    赵允芳:新闻语言的贫乏,说到底还是缘于情感的贫乏和思想的贫乏。

    《零距离,让我们感慨无限》——自选动作实现两会报道的重大创新

    王晓映: 3月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团的审议,他独特的个人风格、自然大气的谈吐、丰富多彩的互动,使我们在现场即感到相当“有料”。按照惯例,这次活动应发一则消息、一篇通讯,但我们深感,老套路不能穷尽当日新闻。很快确定新的报道计划:规定动作———消息、侧记,自选动作———现场手记、代表关于人才计划建议的消息。

    如果说两篇规定动作是信息量巨大的硬通货,那么,两篇未经审稿程序的自选动作则是领导人报道的重大突破。《零距离,让我们感慨无限》一稿,记者完全用个性视角观察感受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风格风范,将政治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为读者提供了鲜活罕见的领导人形象“速写”。《江苏院士代表面对面进言总书记》一稿信息层次丰富:第一层次用院士直言揭示问题;第二层次体现代表素质的提升;第三层次用国家领导人直面问题、回应问题,体现民主政治进步。2013年3月,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三项学习教育通讯》对新华日报两会报道进行了专题点评,盛赞《零距离,让我们感慨无限》一文“堪称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报道的一次重大突破”。

    经济部的年轻记者黄伟说,“我觉得记者应该大胆地与省领导沟通稿件写作方案,其实他们的新闻理念不比我们差,思想解放的程度不比记者低,只要沟通好,就能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写出既服务中心工作又让读者爱看的好稿件。”2012年12月26日,江苏省3家企业大学集中揭牌,副省长史和平出席会议。黄伟按常规写了一个省领导出席会议的通稿。回到单位后心有不甘,又“悄悄”写了《三个会并成一个会》这个“自选动作”稿。晚上,值班老总选中了后一个稿子,并将通稿中的“干货”添加到这个稿中,通稿不发。10多天后再碰到史和平副省长,他特地对新闻稿提出表扬:“这个稿子抓住了新闻点,以后的报道可以多尝试。”

    汪滢:为什么会有“近日”、“前不久”、“张先生”、“李小姐”?就因为采访作风出了问题,采访作风不扎实,写出来的文章当然“约数”多。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一位跑园林的记者习惯性地发了个图片新闻“中秋佳节,瘦西湖游人如织”(根本未去现场,用的是往年照片),居然还登了出来。岂料当年中秋期间,瘦西湖内部整修,中秋夜并未对游客开放,闹了个大笑话。

    我们弃用这些文字,就是要向浅尝辄止的学风说不。想要鲜活、深刻,只有沉下心来,放下架子,虚心向老百姓学习,虚心向新的知识体系靠近。

    许建军:今年6月4日新华日报文体版刊登一篇通讯《观影潮再现,商机背后是文化诉求》,被评为当日好稿。谈起这篇好稿的采写过程,经济新闻部副主任杭春燕说出了自己的感言:“文风实,是好稿的一大特征。要做到文风实,必须永远保持深入、踏实的采访作风。”

    6月份虚拟策划中心刚组建,就进入紧张的运行中。他们在研究报道选题时发现南京电影院的生意相当火爆,是何原因?杭春燕特意关照两名年轻记者去现场采访。尽管有提醒,两名年轻记者采访回来提供的素材仍有模糊、不实的成分,如“鼓楼区全职太太王朝霞”、“南京某企业退休职工赵一平”等。杭春燕对照好稿标准,要求年轻记者补充采访。这一次的“补课”让年轻记者获取了一批可以“落实”的电影观众素材,为获评好稿奠定了基础。

    《共产党干部就该和群众这样亲》——一幅新闻照片背后的故事

    王晓映:4月19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通讯《里下河的四月——罗志军在高邮金港村驻点调研纪实》,配文照片上,一位老农勾着罗书记的肩亲切耳语,罗书记则微笑低头记录。这张照片经各网站转载后,产生了“轰动效应”。大多数人认为这张照片展示了中国官员的亲民形象,也有网民提出疑义:照片是不是摆拍的?

    19日中午,在报社食堂,周总和老于、顾雷鸣坐在一起吃饭。这组文摄黄金搭档向周总详述当日经过。原来,4月11日上午,罗书记在高邮金港村参加过劳动后,在房东翟智平家和他的岳父姚长友老两口拉家常。姚长友年逾八旬,身子骨很硬朗,只是听力不大好。于是罗志军就请人拿来纸和笔,手口并用地与他交谈。两人你说一句,我写一句,伴着许多肢体语言。说到动情开心处,姚长友更是一把搂住了罗书记的肩膀,亲密得就像老朋友。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于先云选准最佳角度,一直端着相机,半跪半蹲地守在一旁,不停地按下快门,这才有了见报的这张照片。

    周总说,这个事情好,你们再写一个后续报道,把照片背后的新闻写出来。第二天,《共产党干部就该和群众这样亲──本报一幅新闻照片背后的故事》在一版见报,报道再现了罗书记与姚长友亲密交谈的场景,揭秘了照片出笼的过程,更配发了充满故事性的交谈组照。这条稿子的上面,当日头版头条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版面语言的配合更强化了领导人亲民的效果。这组“任务”之外的报道,图文并茂、生动鲜活,激起读者网友的热烈反响,省委也给予了表扬。

    好的文字,好的话语——不可沦为“谁写谁看,写谁谁看”

    孙巡:语言是载体,不同的题材、体裁,需要不同的笔墨与之匹配。呈现事实,那是精准第一,宜客观写实,滥用修辞是大忌;而表达情绪,勾勒心灵,不妨用心表现,精心着色,传递人文之美。毕竟,事实之真实、情感之真实、人性之真实,内涵不一,丈量其“真实”与否的尺度不一。

    其实,怎样说话、说什么话,并无定法,但一定得说好自己的话。市场经济讲究为谁生产,记者敲打键盘时,同样要有“消费者意识”。不管洋洋万言,还是寥寥几十字,只要是新闻,都得说给受众听,绝不能沦为“谁写谁看、写谁谁看”。

    汪滢: “改文风”不是“改文字”,但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没有文字的革命,哪来文风的改良?我们应该进一步磨砺文字,改良文风,这是我们的追求,更是我们的本分。

    赵允芳:新闻语言的贫乏还传递出我们面临的广泛的人文危机。哈佛大学学者李欧梵曾经说自己像一般的香港文化人一样,每天看两份报纸,有空时也看看电视新闻,但他发现,香港的报纸在形式上越来越形象化:图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相形之下,内容却愈见贫乏,本地新闻多,世界新闻少。“而卡莱教授心目中像芝加哥社会学派那样对于都市人文环境深入浅出的采访和探讨,更是绝无仅有。换言之,香港的报纸早已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阔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追求,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这句话,批评了新闻人人文情怀的缺位与枯索。

    把硬邦邦的事实“捂软”,把晦涩的概念“活化”

    王晓映:编辑部的同仁都有个印象,经济部副主任杭春燕经常能从领导人活动中挖出头条大稿。找杭春燕聊,她的秘诀在于:眼里只看事,不看人,只要有价值,就深做大做,不管领导人什么级别。

    2012年9月13日在A5版头条刊发的《生态修复:让环境伤痕华丽变身》和2012年9月15日头版刊发的《生态补偿“不发展”》两篇通讯,其实均来自副省长许津荣的调研活动。按常规,副省长调研,一般不作报道,最多也只能发个小消息。杭春燕的体会是“三个不能”:不能就调研报调研,不能被领导的步伐牵着走,不能满足于现场采访。跟领导下去调研,除了抓紧一切时机采访外,还要在调研前后大量搜集资料,留下相关人员的电话,以便随后补充采访。这样的尝试,放大了新闻本身的价值,如《生态补偿“不发展”》一文见报后引起央视等诸多媒体跟进,并获得新华日报年度好稿一等奖。

    孙巡:“主要核对2007年6月30日(含)以前开立的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和2007年6月30日以后开立、且存款人及其代理人的开户证明文件为非居民身份证的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这句话,77个字,有几个人能一口气念完?更何况还有个“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两度闪现打断阅读。在信息供应无比丰富的年代,谁有兴趣来吃这锅“夹生饭”?

    好的记者,多半偏爱对话,与自己对话,与读者对话,把自己理解的世界捧给别人看。“白发傅莹  微笑很美”,当这个美丽的意象抵达自己的心,才能抵达更多人的心。好的记者,多半是高超的翻译家,不惜用自己的体温、脑力,把硬邦邦的事实“捂软”了,把晦涩的概念“活化”了,才端给人们轻松饮用。

    赵允芳:对禁用81个词汇之举,或者还可以从更深的层面进行解读。改文风,我们都想到了转作风,但是不是还可以想得更远一些,比如,把认知的边界拓展得更远一些,使报道始终裹挟着一种追问的勇气与力量?

    《人民文学》曾刊登四川作家罗伟章的一篇小说《变脸》。编辑在编发了这部小说之后,忍不住说了这样一番话:

    “看出并雄辩地展现人的逼仄处境,是罗伟章的力量所在,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小说的任务仅仅是展现生活对人的支配吗?即使在最艰难、最逼仄之处,小说家难道不能打开某个空间,让人的生活不止于无奈的叹息,让人的精神不致枯竭?”

    这也正是我们媒体人应有的自我追问。

    责任编辑:冷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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