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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12年岁末，“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终于揭开面纱，截至目前，已经有30个省、区、市公布了各自的异地高考方案，异地高考改革大门的开启，使高考户籍制度的“坚冰”开始融化，困扰社会多年的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正得到有效解决。
农民工子女学校从最初的非法到合法，从私立到公立，从孩子蜗居在破烂的教室到走进规划整齐的校舍，同本地居民孩子携手迈进当地最好的学校。这一变化可谓是复杂和曲折的，这不禁让我想起17年前，我在报道国内最早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江波小学时所引发的巨大风波。
一篇报道引来指责
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的宁波市，农民工众多，农民工子女读书难问题出现得比较早。1996年3月12日，曾在江西执教过的刘兆雪，在一群来宁波打工的江西老乡再三恳求下，办起了一所极其简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波小学。学校只有一间约10平方米的破房，低矮潮湿，异味刺鼻，三张长课桌是老师捡来木板钉的，黑板是用水泥抹成，没有讲台，衣衫破烂的12名学生年龄不同，高矮不一，或坐或蹲或跪听课。学校只有刘兆雪一位老师，孩子们也懂得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开学以来，从没有人迟到、早退，每天上课时，墙角总还围着几个更小的孩子旁听，瞪着一双双清澈的大眼睛，和正式的学生们一起听着，念着……5月1日，我含泪用相机记录下了真实的一切。
5月3日，宁波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加编者按的形式刊登了《我要读书——甬城出现一家外来民工自办学校》图片专题。报道刊登后，很快就受到市教育部门的责难，理由很简单：这所学校未办任何手续，也不具备办学条件，属非法，得马上查封。报社领导也接到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指责报纸不该刊登这则“破坏宁波九年义务制教育，有损宁波形象”的报道，而我也成了有损宁波形象的罪人。
面对压力，我原本希望借宁波晚报的力量来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难的希望破灭了。但考虑到农民工子女学校虽然首先出现在宁波，但这是改革开放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需要引起政府部门关注并加以解决的大事，于是我又把这篇报道投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希望借中央媒体的力量来解决好这件事。
很快公关电话从宁波打到人民日报华东分社，要求撤下这则报道，这让华东分社陷入了要不要登这则报道的困局。并最终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不提宁波，改称“浙江某市”。5月28日，当时的《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以《民工子女，到哪里读书？》为题在头版刊登了这个图片专题。
中央媒体对农民工子女读书难问题的关注，使这一微观问题上升到了全局高度，江波小学报道燃起的星星之火，逐渐有了燎原之势。
两种合力解决问题
媒体接力，形成合力。江波小学的处境，很快引起了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跟进，给予江波小学充分的报道和支持。省内媒体钱江晚报率先派出采访组，详尽采访了江波小学，在头版刊登《别忘了这些渴望读书的孩子》的图片专题。当年8月，粤港信息报刊出《民工孩子该到哪里上学》的图文报道。一时间，全国各地媒体纷纷予以转载，形成了从南方到北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的舆论氛围。面对媒体舆论的支持和刘兆雪的坚持，我对农民工子女学校报道的信心也愈发坚定，坚持追踪着宁波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一步步发展历程。继江波小学之后，专收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像雨后春笋般遍布宁波各地，在校学习的外来民工孩子多达上万人。
正是因为“江波小学风波”所引发的舆论关注，促使宁波市在解决民工孩子有书读，解决农民工子女学校合法性等方面推出了很多新政策、新举措。
政策调整，梦圆甬城。全国各地媒体对江波小学连续不断的报道，引起了宁波社会各界的关注。一位私营企业家表示，若宁波有关方面不反对，他愿负担全部费用，为这些农民工孩子办个希望班。更有一些农民工看了报道后带着孩子来报名,就这样，江波小学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坚强地坚持了下来，刘兆雪照样讲课，孩子们照样读书。如何解决好农民工子女读书难的问题也逐步引起了宁波政府部门的重视，先是不再坚持认为农民工子女学校的非法定位，又陆续出台了多项扶持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政策。
2002年9月1日，宁波教育部门作出决定，将江波小学并入宁波市翠柏小学，成为翠柏小学外来民工子弟班，翠柏小学还为农民工子弟班派出优秀教师任教，海曙区教育局还拨款3万元给予补助。2004年8月，宁波海曙区粮丰、黄家湾、望春三所外来农民工子女学校告别简陋的教室，搬到崭新的南苑小学、信谊小学和望春小学，3080名民工孩子乔迁新学校。刘兆雪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变，2007年下半年，受嵊州市邀请，他担任嵊州市育民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校长，16年来，刘兆雪将全部身心放在农民工子弟的教学上，从当初带12名学生的“黑”老师到如今带领1600多名学生的校长，他虽没有赚到太多钱，但并没有后悔选择这条道路。“每每看到那一沓离校学生的来信和家长的感谢信，就有一种成就感，感到清贫的日子过得那么充实和有意义。”刘兆雪深情地说。
三点启示受益终身
我在宁波晚报当摄影记者已有20个年头，在报纸上发表过的新闻照片也是成千上万，但我感到真正对社会进步有推动作用的，能让自己找到记者那份责任感、荣誉感的，当数这组照片。虽然其间我也遇到过波折，但当看到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解决得越来越人性化时，心中便充满了自豪。作为一个老摄影记者，回首“江波小学风波”，其在新闻摄影业务上同样有着深刻的启示。
见证历史，善抓社会焦点和热点。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摄影记者要有为历史“留底片”的意识。外来民工学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新闻性很强，值得报道，也应该报道，这看似对一个城市“抹黑”的报道，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分忧，为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难题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
面对压力，连续报道中坚持主见。舆论监督报道不同于表扬稿，从报道的酝酿到刊出之后，记者所承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坚信自己的摄影报要道是真实、客观的，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记者不能因无原则的指责而退却，要敢于据理力争，持续关注事件的变化和后续的发展，不断用最新的进展来证实自己当初报道的准确性和必要性。江波小学报道后，我并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而是我选择了追踪，追踪宁波、浙江乃至全国对民工子弟小学的政策演变，一有进展就给予充分、正面报道。在政府与舆论的互动中，江波小学报道引发的农民工孩子读书难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善借外力，直观性和形象性取胜。“江波小学”事件之所以能从最初的问题性报道，发展到能成为推动我国社会进步，让政府和人民皆大欢喜的成就性报道，离不开全国各地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摄影记者在采访、报道时，充分利用摄影报道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的优势，用真实的画面和富有表现力的画面去打动读者，会有助于事件的最终解决。我在拍照时有意识地表现了江波小学孩子们渴望知识、渴望读书的那清澈的大眼睛和破烂不堪的教室，正是这几帧蕴含着丰富内容的画面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灵。
（作者单位：宁波晚报）
责任编辑：王向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