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之吻”

    记者生涯不能说平淡，却也平常，不过到处走走，写写文章而已，结识恩师华君武算是我的人生奇遇。我相信世间若没有赏识便没有才华脱颖，若没有揄扬就没有文章传世。才大如李白，亦不免慨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而平凡如我者，似乎更需要一种非同寻常的鼓励，才能有信心、有动力不断去完成辛劳笔耕。世道艰辛，命途多舛，常常超过人们的预期，而精神的鼓舞又像高原空气一样每每稀薄。于是，我们会视他人的青眼有加为生命再造之功，史学家司马迁的引述最为贴切且极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我与漫画家华君武的奇遇，总使我想到深深打动过我的一篇译文《贝多芬之吻》。匈牙利钢琴家安道尔·福尔兹16岁时遇到麻烦，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事业选择。这时，他幸遇李斯特的关门弟子——钢琴家伊穆尔·冯·索尔。冯·索尔在听他弹奏完奏鸣曲《悲怆》后，在他的前额上留下一吻，并交代说：“孩子，我在你这么大时是李斯特的学生。在我的第一课后，李斯特吻我的额头并说：‘好好记住这个吻，这是贝多芬听完我演奏后给我的。’”——这则故事告诉我们，鼓励也可以成为神圣的遗产世代传递，并创造生命与艺术的奇迹。

    现在想来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对我而言却恍如昨日。

    一篇犀利文章《质疑皇帝剧》，让我们成为忘年交

    2002年3月2日，我在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质疑皇帝剧》。

    因为文章过于尖锐，我的顶头上司——当时的副总编林浩基事后说：“我签发时手直哆嗦”。我本人也在文章见报前夜心情忐忑，几乎彻夜未眠。读到文章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对我说：“我们学院教研室的老师都在找北京日报，这样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也敢登！”我在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显然是一位身份不凡的长者，他语气凝重：“你是彭俐吗？你不要问我是谁。你有没有因为这篇文章受到什么指责、批评？没有就好！我很欣赏你的观点，很佩服你的胆量和勇气。好！就说到这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到漫画家华君武写给北京日报总编辑刘宗明的信，倍感安慰：

    “北京日报刘宗明同志：

    今日看北京日报五、八两版刊登彭俐同志两篇文章《质疑皇帝剧》和《真想住在屏幕里》，实在写得深刻、说理，文风活泼可爱，嬉笑怒骂，大快人心。中央电视台的皇帝电视剧我早已不看，但报刊上不断对一些肉麻当有趣的电视剧不少吹捧炒作，实在可恶。谢谢北京日报，谢谢彭俐同志，我今天高兴极了。

    致礼。”

    当时的北京日报美术部主任孙以增告诉我：

    “彭俐呀，华君武老师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会议上大大地夸赞了你。他还专门写信托我带给报社总编辑。我把他的信复印一份给你。你给华君武老画家打个电话，感谢一下。”

    华君武老人写信表扬我时已是耄耋之年——87岁高龄（他年轻时也曾经在人民日报任职），而我当时不过是45岁的媒体少壮，受此抬举，诚惶诚恐，诚不敢当。

    我赶紧拨通老画家家里的电话，向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表示感谢和敬意。听筒里传来他和蔼的声音：

    “你不用感谢我，我要感谢你。你写的好文章，让我读了快乐、高兴。现在电视台播的皇帝剧实在太多，太不像话，不知道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皇帝干什么！正像你说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雍正王朝》……一部部皇帝剧没完没了地拍，还有现在正在拍摄的《秦始皇》，据说投资1800万……《康熙皇帝》我也看了，看不出哪好，看着看着就烦了。你批评的对！希望你多写好文章，报纸就是要尽一点批评的责任。有时间来我家里坐坐，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提携后进，为无名晚辈文章配发漫画

    算来，华君武老画家年长我足足42岁，可他却执意不让我称呼他为“老师”。他笃定地说，别叫我“老师”，你就叫我“老华”。“老华”——这哪是我这样的小字辈能够叫出口的。但我明白，作为目光敏锐、嗅觉灵敏的漫画家，他反感社会上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也动辄“老师”、“老师”地叫着，多少显得有些假意殷勤或虚与委蛇的味道。我想，如果恩师华老健在的话，他是绝对不让我用“恩师”来称呼他的，更不会让我用“恩师”来定义这篇文章。

    漫画家华君武反感的另一个社会现象，便是滥用“大师”称号。为此，他专门画过一幅漫画，内容是一大沓等待分发的“大师”帽子。偏巧，我也写过一篇批评文章《大师岂能大拨轰？》，与老画家的心思颇有戚戚焉：“大报小报的文章中，动不动就‘大师大师’如何如何，真是让人无可奈何……滥用‘大师’的标签，一方面是对庸才的谬赏，一方面是对真正天才的不敬。称人为大师者有阿谀之嫌，接受‘大师’称呼者有虚荣之意。‘大师’的字眼在报刊频繁出现，正暴露出我们内里藏着的‘小’来……” 

    从漫画家华君武的为人我得出结论：

    大凡真正的学问大家、艺术大家总是质朴至极、实在至极，因为真正的学问和艺术都禁不住半点虚假与浮夸。

    我与华君武老人的交往也单纯至极，所谈不外文章与漫画。

    他老人家一日嘱咐我，要我将近些年在报纸发表的评论文章全部复印，电传给他阅读。当时，我当然是又一次受宠若惊。老画家的一生该见过多少文章啊，真是“何幸不忘幽微”？来到报社后翻箱倒柜，竟然查找出至少上百篇有关文化、文艺的时评文章，就匆忙复印了厚厚的一摞，一张挨一张全部电传到他的家里。至今，我还在为我的不懂事与冒失而深感内疚，华老先生到底已经是快90岁的老人了，他要通读这样多的文字会累着的。

    但是，当我又一次见到他时，他说：

    “你的文章，我全都看了。有些写得很好，问题抓得很准，敢说话，有锋芒，也挺有漫画式的表述。我虽然老了，但在我还拿得动笔的时候，愿意为你的文章配画，当然，如果你也愿意的话。我以前曾经给刘白羽、郭小川、袁水拍、池北偶……配过一些漫画，今天我很乐意和你合作。”

    谁都能够想象我当时激动的心情，我简直兴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在不住地狂跳，压抑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悦得从座椅上跳起来，并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从嘴里蹦出几个字：

    “好，好，那真是太好了！”

    华老先生说到做到。

    没多久，我就收到他寄来的一张人民日报出版的《讽刺与幽默》漫画增刊（2002年3月5日）。他为我的评论文章《质疑皇帝剧》配了一幅构思堪称绝妙的漫画，既叫人忍俊不禁，又思绪万千。漫画的题目是《皇帝美容院》。在这所美容院里，一位皇帝正端坐美容。他身边的美容师殷勤有加地说道：“我保险把你化妆得比革命党人更帅更靓更酷毙啦！”华老先生的漫画是无语的教授，尤其是说皇帝“比革命党人更帅更靓更酷毙”，讽刺有节，辛辣无比，切中要害，寓意深刻，比我的文章更胜一筹。老漫画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深度、思想力度与思辨向度，皆让我眼界大开，那是只有经历过太多太多历史的波诡云谲、世事的沧桑变迁的睿智老者才会拥有的成熟和明敏。

    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影协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王晓棠，在针对影视剧现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日报的彭俐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质疑皇帝剧》，后来在《讽刺与幽默》上也刊登了。很多人读了认为写得不错，如果有可能您不妨看看。我个人认为，清戏可以有，但不应占据主流地位。”

    正是因为华老先生的提携，拙文《质疑皇帝剧》才产生这样的社会影响，不仅报刊、网站转载率很高，杂文家写相关内容杂文时不忘提及，本人更因它获得北京新闻奖、北京文艺评论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多个奖项。

    然而，我这文坛小卒与漫画巨擘的合作比想象的要难许多。

    我按照华老先生的要求，将我写的每一篇评论文章，都在发表之前电传给他过目。但是，时评文章大多是根据新闻事实而发表议论，当日新闻当日评，不光时间匆促，有些文章内容也不适合漫画创作，因此，只能是广种薄收。我常常在文章写成的第一时间发送电传，静候华老先生的答复。大多数情况是，“小彭，你的文章拿去发排吧，我想了好久，没有太好的构思，就不画了。”大家都知道，日报记者一般是傍晚忙着写稿，正是家家晚餐时分，我便经常在这样的尴尬时刻给华老先生发电传，甚至节假日也不例外，打扰是必然的，且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由此，我亲身感受到一位老漫画家对艺术的执著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披沙拣金、宁缺毋滥的创作精神。

    至今，我还珍存着一些刊登华老先生的画和我文章的样报。

    2002年6月20日，北京日报上发表华老先生的画和我的文章《“最昂贵”的误导》。文章说的是，一双号称“中国最昂贵”的女鞋，标价98.16万元。我为此发感慨：“不知这样一双鞋穿在什么人的脚上合适？”漫画中，一位穿长裙、戴珠宝的俏丽女郎，脚踏一双金元宝招摇过市。一对金元宝上分别写着“黄金”、“万两”四个字，将社会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现象揭示无遗。应该说，华老先生的一幅漫画，比我的千字文更有讽刺与幽默的力量，也更有思想的内涵，更能叫人过目不忘。

    更令我感慨不已的是，当漫画、文章一起见报后，华老先生寄来一函，嫌漫画的位置高了，文章的位置低了：

    “今天看到我为你的文章配画发表了。可惜制版后画还是做得太大……我猜大概因为是老画家就优待些，此亦安慰之道。再既是文之插图，就放在文中好，现在又在文字之上，文画之间又加了一条线，反而使文画疏远起来。以后如再有画配文，请嘱咐设计版面的同志考虑一下为好。专此致礼。”

    当华老先生离世后，我不止一次展读他的一封封来信，一位蔼然长者、解惑先生的形象呼之欲出，尤其是读到他殷殷勉励的话语时情何以堪：

    “我的漫画现在在走下坡路，一画天气预报不准，北京日报认为有被误会讽刺十六大，保险起见不用……你的文章确实写得好，讽刺有力，为时下杂文所少见，望你继续努力。新年快到预祝春禧。”

    你能想象得到吗，华老先生在春节前寄给我的一份画刊《讽刺与幽默》报眉上，竟然写着“彭俐同志指正，华君武拜除夕。”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邓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