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7年第一张报纸副刊——《字林沪报》“附张”《消闲报》问世,到目前报纸副刊形态的多元格局,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大变革,报纸副刊走过百余年的发展道路。百余年来,报纸副刊以其独特的文化传播方式,丰富大众精神生活,推动思想文化革命,传播新文学,已经成为 “滋养民族文化的一条血脉”。①自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报纸副刊逐渐进入新闻学的研究视野。随着报纸副刊的发展与繁荣,以五四时期和新时期改革开放为标志,出现了两次副刊研究的高潮。反思以往人们对报纸副刊的研究,对新闻史学科的建设和当代副刊的创新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五四时期和上世纪30年代的副刊研究具有开拓性,副刊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把报纸副刊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探讨了报纸副刊文化的传播特点、读者定位问题。1924年12月5日,在《京报副刊》创刊号的第一版上,主编孙伏园发表了《理想的日报附张》。这篇文章结合作者自己的编辑经验,系统分析了报纸副刊的文化功能和编辑形态。孙伏园认为,“报章杂志只供给人以趣味,研究学问须用书籍,从报章杂志上研究学问是徒劳的。而在中国,杂志又如此之少,专门杂志就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的工作。例如宗教、哲学、文学、美术等,本来都应有专门杂志的,而现在《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大都是兼收并蓄的。一面要兼收并蓄,一面却要避开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可以发现,作为报纸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已经认识到:报纸副刊与其他传媒的文化功能不同,有其内在的规律。他在传播内容上主张 “兼收并蓄”, 是要讲究趣味性,目的是顾及大众化的阅读对象,满足不同读者层次的文化需求。这样就把报纸副刊与专业性杂志、书籍区别开来,给报纸副刊以合适的内容定位。在内容结构中,文学艺术“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 。②早期新闻学研究的拓荒者戈公振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主张,报纸副刊“必以文艺为基础,如批评、小说、诗歌、戏曲与新闻之类,凡足以引起研究之兴味者,均可兼收并蓄。”③
探讨了报纸专刊与报纸副刊的区别,以及报纸副刊的文化功能。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副刊主编严独鹤的思想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副刊诚然以文艺为主体,但不是纯文艺性,如果说是纯文艺性,就成为文艺专刊了”。 他主张把文艺专版和副刊区别开来,主张报纸副刊 “要注意到世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方面,从大事以至小事,随时有讨论的题材,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艺术各部门”。④对于副刊文化功能,不少研究者认同“娱乐说”。戈公振认为,现代都市中“音乐会与跳舞会不多有,戏园与游戏场喧哗龌龊特甚,当此社会不完备之时,凡有文字知识者”,阅读副刊可以“调节脑筋”,寻求娱乐。⑤但副刊的内容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决不是以发生趣味为能事,寻求趣味为目的”,一味地只供读者消闲,“就更失却了报纸上编行副刊的意义了” ⑥。以后几十年里,对副刊的性质、文化功能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上述认识。
探讨了报纸副刊起源、演变与发展等问题。一些研究者的基本观点是:报纸副刊起源于都市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其文化功能在于“娱乐”、“消闲”⑦。有的研究者认为,早期的报纸副刊文字多是一些“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以致白社清谈,青楼丽际,无一不备”,因此副刊的发生与都市大众感兴趣的“风花雪月”有密切关系⑧。但对报纸副刊起源问题的探讨并没有持续下去,后来的研究者多倾向于报纸副刊编辑业务方面的研究。另一种研究倾向是:从文艺思潮与政治斗争的视角考察副刊的发展问题。这样的研究方式,实际上偏离了报纸副刊的新闻文化特征。总体上看,这样的研究关注“术”而轻视“学”,忽视对副刊本体的研究,结果,使研究停留在探讨编辑经验的层面,这种研究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一世纪70年代末。
鉴于历史的局限和种种社会原因,这一时期对中国报纸副刊孕育、演变与发展缺乏宏观与微观的历史描述,多数研究者是从编辑业务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导致学理性研究缺席。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副刊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对于副刊编辑形态的影响,副刊孕育、演变和发展的基本线索,报纸副刊演变的基本规律等理论问题则有待于后人探讨。
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报业结构的调整,新闻媒体越来越向新闻本位靠拢,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报纸专版和周末版迅速崛起,报纸副刊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报纸副刊如何应对新的媒介环境成了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方面,研究者考察报纸副刊发展史,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为当代报纸副刊的发展与创新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历史文本的建构,在“学理”层面为副刊的创新寻找理论依据。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研究有着突出特点:
加强了对报纸副刊史的研究。一些学者注意研究报纸副刊的演变发展问题,如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姚祖光等人的《江苏报刊编辑》和刘海贵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等一批研究论著,都列出专门章节讨论报纸副刊的发展。张涛甫的博士论文《〈晨报副镌〉与中国现代文学》则立足于报纸副刊与中国文学转型这一问题,把副刊研究引向文学传播层面。报纸副刊研究资料的整理、发掘工作也取得进展。1985年,上海图书馆编辑《上海图书馆藏中文报纸副刊条目》,系统收录了1898至1949年千余种公开出版的报纸副刊条目。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此书收集了一些研究资料。但专门研究报纸副刊发展史的著作很少。有突出价值的著作应是冯并先生的《中国文艺副刊史》,此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报纸副刊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以后的研究者爬上新的研究高度提供了一些借鉴。
寻求新方法,注重副刊研究理论的突破。70年代以来,港台的一些学者比较关注报纸副刊理论的探讨。如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编辑理论与实务》,作者用三章篇幅探讨《副刊》起源和副刊的文化功能问题。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一书,则从文化史的视角,分析五四时期的报纸副刊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地位。近年来,港台一些学者针对本地区文学衰落、报纸副刊生存空间受新传媒挤压导致文化品位下降问题,尝试用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文学传播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与港台副刊研究相比,内地学者一般在编辑学视野内研究报纸副刊。但近年出版的《中国报纸副刊学》、《当代报纸副刊研究》等研究著作,则注重在多学科交叉的视野中寻求研究的新突破。
就目前新闻史学科建设而言,对报纸副刊发展史及其理论的研究仍显单薄。据1991年至2001年《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资料初步统计,公开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有关报纸副刊研究方面的文章不足百篇,大约是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文章总数量的百分之一,而报纸作为一种传统新闻媒介,其业务包括新闻、评论、副刊、广告,四分天下副刊有其一。这说明,报纸副刊研究的规模远远不够。就所发表的有关报纸副刊编辑业务研究方面的文章占多数,缺乏理论创新意义。近年来,随着新闻史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传播学、新闻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从源头上考察报纸副刊的演变,认识报纸副刊的文化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多数研究者仍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当代副刊编辑业务层面,对于副刊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理论问题的探讨较少关注。何种原因制约着这种研究状态?不注意把副刊置于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不注意考察副刊与社会文化生态的互动关系,这些原因应是报纸副刊研究缺乏重大理论突破的关键因素。当然,在副刊研究中,扎实的理论探索需要相应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的薄弱则不可能给报纸副刊研究以坚实的理论基点。除此之外,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单一,则是报纸副刊研究难以深入“学理”层面的瓶颈。
三
如何超越目前的研究状态,寻求理论的新突破?
第一,加强对早期报纸副刊的研究,为报纸副刊研究的理论创新建立坚实基点。通过这项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报纸副刊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弥补副刊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缺失;另一方面,可以在学理层面揭示报纸副刊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但这项研究是一项十分吃力的工作:一是研究者要面对报刊海洋中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年代久远且相对庞杂,不可能全面占有这些材料,研究者要认真筛选材料并诉诸学理性分析。二是研究者面临相对复杂的问题:研究对象多为文艺性为主的报纸副刊,本身具有一定的审美特点。这不仅要研究者从社会学、传播学、新闻文化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还要涉及文艺学的一些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研究者倾注一些感性体验与理解。另外,与其他新闻业务研究相比,报纸副刊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与人文学科的研究交叉性大,容易跨越学科界限。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偏离研究本体。
第二,把握报纸副刊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在多学科交叉地带寻求理论突破。报纸副刊以文艺为主,但承载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演变和发展,往往对应不同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研究者需要借助于新闻文化学、编辑学来把握研究对象,还要借助于大众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剖析报纸副刊编辑形态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仅用编辑学、文化学的方法考察对象,容易使研究停留在表面层次,对副刊研究的理论建树价值不大。若用新闻文化学、大众传播学等方法进行研究,通过探讨不同阶段报纸编辑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揭示社会文化转型与报纸副刊编辑形态演变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学理意义自然凸显。
第三,寻找理想的“切入点”,超越编辑学层面的报纸副刊研究。任何一种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探究对象的本质。“切入点”就是借助最佳路径探究对象,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前人研究的超越。报纸副刊是新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具体而直观地显现社会文化的变迁,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感情方式和观念形态。同时,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感情形式也影响着编辑主体的价值观念,制约着编辑主体的文化选择,最终决定报纸副刊文化形态的建构。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播的视角,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为切入点,把副刊置于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从这个切入点入手,可以避开以往报纸副刊研究的偏差,从而达到对报纸副刊本体的把握,获得研究的整体性和灵活性。这样,不仅可以考察中国社会转型与副刊文化传播方式建构的互动关系,而且能深入副刊编辑形态的内部,探讨早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主体、编辑形态、编辑思想和编辑规范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寻找百年来报纸副刊编辑形态孕育、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超越编辑学层面的副刊研究状态,揭示其中的学理内涵,寻求副刊理论研究的新突破。▲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授)
注释:
①徐怀谦:《营养社会的血脉——冯并谈副刊 》,《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9日。
②孙伏园:《理想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年3月第一版,第247页。
④严独鹤:《编辑副刊的随想》。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3月第一版,第246页。
⑥严独鹤:《编辑副刊的随想》。
⑦《上海报纸副刊史之一页》,1935年12月24日《时事新报》。
⑧吴国良:《副刊的回顾和展望》,《新闻学季刊》,1942年第二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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