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前些日子，《新闻战线》的总编辑告诉我，他们准备做一个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专题征文，希望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当年《莫把开头当“过头”》的采写过程和感悟。我听了既高兴又发愁。
高兴的是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我个人来说，对改革开放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也很愿意在这个纪念的时刻做点什么。一方面，我和许多人一样，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有幸参与了这个伟大的过程，几篇被记住的文章都是写在改革开放之后。其中写得比较早、也是被提得最多的是《莫把开头当“过头”》，其采写的起因就是调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情况。
发愁的是千头万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到这里，我常会想起李商隐那两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这篇述评只是作为一般的采访去完成的，并没有想得太多，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思想斗争过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稿子基本上就是按采访的过程写的，其他的一些相关情况也在别的文章里介绍过了，再说就是“炒冷饭”了。
愁了几天，又有人对我说，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还是你写那篇文章有什么“经验”。我想了想，也谈不上什么经验，不过今天回头去看，倒是有些想说的话，既有当时不自觉做到的，也有后来才认识到有所欠缺的。就把这些话写出来，也勉强算个反思吧。
第一句话：到基层去寻找真理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到基层去才能发现重大题材；二是到基层去才能得到最原始的资料，才能准确把握重大题材。我一直觉得，要想发现重大题材并不太难，稍微深入一点实际就能做得到。比较难的是第二点，也就是学会到基层中去，通过采访弄清是非、把握尺度。
以《莫把开头当“过头”》为例。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当时社会上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认识不一致，有说好的，也有说“过头”了要“纠偏”的。当时我所在的《辽宁日报》编辑部就说派三路人马到农村去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否则宣传报道的基调没办法把握，稿件的选择也没个标准。我就自报到辽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去，因为我在那里下放了十年，情况比较熟悉。结果到了那里之后，没想到还是意见不统一。县、公社、村（那时候是大队）三级的干部都说改革开放的政策“诱发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管不住了”等等；可是普通的农民就说政策太好了，“活起来了”，“这样子用不了两三年，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怎么办呢？我只好又去找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我知道他们两位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我就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你们给我说几句实话。”后来跟他们深谈了两个半天，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一直谈到当时农村的变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政策是好的，问题是大部分基层干部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三中全会政策能不能得到真正落实，关键在于各级干部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也是我那篇文章最后的落脚点。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篇文章的观点几乎完全是当时采访的实录，如果那时候我不能深入采访，接触不到最基层最原始的东西，就不可能写得出来那篇文章。比如说，如果我当时的采访到县里或者公社一级、村一级就停止了，可能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再有，如果我不是有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和基层的同志比较熟悉，他们也可能不会说实话，更不会跟我一起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靠我个人的力量，很可能也总结不出原因，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所以我常说一定要深入基层，这个深入一方面是说采访的时候要了解到广大人民群众心里的声音。我们的一切政策都是以人民群众的赞成、喜欢为归宿的。反过来，不被人民群众赞成、喜欢的政策也是推行不下去的。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最基层人民群众的想法。另一方面是说要对基层保持基本的了解。这种了解可以是由长期保持同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联系积累而来，也可以是通过主动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来。对记者来说，是一种长期的也是必须的修养。十年前，我曾经说：“十年的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这个‘基本功’对我终身受用。”我还说过，“离基层越近，离真理也越近”。理由是基层群众既是正确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错误政策最直接的受害者。“春江水暖鸭先知”，反过来说，也是“春江水寒鸭先知”。
第二句话：“无私”来自“有情”
有不少人注意到我的稿子中总会有“我”。有的直接就是“我”或“我们”出现在稿件中，比如这篇《莫把开头当“过头”》；也有的没有直接出现，但也能看出记者的影子。对于这一点，说好的人认为这样比较亲切，娓娓道来；说不好的人认为主观性太强，不符合新闻的客观性。抛开这些争议，我反倒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更有意味。正如前文所说，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改革开放决不仅是一个字典里的名词，而是和个人息息相关的。因此害怕再走弯路、希望国家发展好的心情更为迫切；对于每一个政策、每一点变化的感触、回忆和联想也比较多。这就像两个共过患难的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理解自然会深一层。同样的，写起稿子来，也容易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带入其中。我以为，无论写作方法上有“我”还是无“我”，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在思想感情上不当旁观者，培养与国家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感情是必要的。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对一个事物有感情，你自然会去关注它的发展。顺利的时候，你会提出一些需要注意的苗头，担心它因为疏忽造成损失；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设身处地地进行分析，想方设法提出建设性意见。反之，看到问题就会像“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完全事不关己，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管“揭露”，不管解决。
《莫把开头当“过头”》被《人民日报》转载以后，影响力超出了辽宁省，不少人来问我为什么敢于在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声浪那么高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有人说我天生胆大，是“范大胆”，也有人分析说我是“无私无畏”，因为特别有责任感才特别勇敢。
我一直说我的胆子并不大，我是“无知无畏”加上“有恃无恐”。所谓“无知无畏”是因为我那时刚刚从农村回到报社，根本不了解当时上层复杂的路线之争；所谓“有恃无恐”是我认为自己的采访比较深入，加上多年来对农村问题的基本认识，相信自己说的话是经得起考验的，因此心里比较有底。
现在看来，如果硬要追根问底，与其说我的勇气来自“无私”，不如说来自“有情”。在农村生活了十年，我对农民的愿望有切身的体会，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也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繁荣富强。因此，当1979年我听到有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坏话，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违背农民意愿、危害国家发展的说法，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的愿望。
带着这样的感情，也使我在采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去寻找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后来在结尾部分谈到的“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是保证生产队自主权正确行使的关键”，也是我常说的善意的、建设性的意见。有很多问题，不是问题本身提得不对，主要是态度问题。用旁观的态度，指手画脚、声色俱厉地指责，别人当然不容易接受。应该说，在《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中，道理讲得还是比较直白的，离我后来提倡的“一样话千样说”距离还比较大。我想它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除了采访资料比较扎实，善意的、建设性的基调也是原因之一。
第三句话：不足与期待
《莫把开头当“过头”》这篇文章，应该说本身没有多少文采，讲的道理也非常浅显。我后来认真想了想，这篇文章中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很少，甚至连标题都是从采访中得来的。当时“过头”论支持者很多，我到农民家里采访的时候，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就说：“什么过头，三中全会政策才刚开头呢！”后来就自然而然拿这个当了标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刚参加新闻工作的时候，曾经被一位老领导批评写的文章“擦粉太多”。后来我刻意努力想把文章写得平实些。经过农村十年的磨练，再回到报社时他们都说我写的文章“判若两人”。现在看，倒是有点矫枉过正，过于直白了，《莫把开头当“过头”》就是一例。
我们常说，“审视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具体化的过程”，这是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党报工作者的使命。应该说，要完成这个使命并不容易。新闻工作有它的复杂性，在很多时候，不仅有选题，还有角度和分寸的问题。因此文风问题，不仅是文字功夫的问题，也是思想和文字相融合的问题。
在批评报道中，这个问题表现得最突出。我总结了批评报道的三种境界：第一种是让人心悦诚服；第二种是虽然不满但也说不出什么；第三种是听了要跳脚的。我想，第一种境界比较难，我们在报道中至少要达到第二种境界。这就需要讲一点宣传报道的艺术，学习“一样话千样说”。在《莫把开头当“过头”》之后，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把追求宣传报道艺术较高境界的目标写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既是对过去不足之处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与诸君一起共同进步的期待。▲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此文由经济日报乔申颖根据作者口述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