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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8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40岁生日。应报社邀请，我荣幸地参加了庆祝集会。会上，我看到了那些饱经风霜的报社老领导，看到了那些才华出众的编辑和记者，也看到了那些勤恳质朴的职工同志，一副副熟悉的面孔，一句句激动的话语，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禁回想起12年前——在粉碎“四人帮”最初岁月，受中央委派到人民日报主持领导工作的那段经历……
那是l976年初秋，应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多事之秋、大事之秋，也是一个治世之秋。唐山大地震，使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继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之后，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处于极大的悲痛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江青反革命集团利令智昏，磨刀霍霍，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利用把持的“两报一刊”，向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向全国人民信赖、尊敬的邓小平同志进行疯狂的批判。广大人民群众既忧心如焚，又义愤填膺，从现象上看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实际上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
这时，我作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唐山抗震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同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等同志，正指挥部队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我们的指战员在那片废墟上，顶着酷暑炎热，冒着大震后一个接一个余震的威胁，奋不顾身地抢险，夜以继日地战斗。
10月6日深夜，我们几个刚刚商量完明天的工作，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通知我准备一下，明天返回北京。我问什么事，对方说：不清楚，你来了就知道了。同时还告诉我有飞机来接。这时我看看表是12时零7分。放下电话，我不禁纳闷起来：在这个火口上怎么让我回去呢?能是什么事情呢?我当即给秦基伟政委挂了个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让我回去干什么。秦政委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大概是中央定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吧。”
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忐忑起来。我估摸着这次回去很可能是挨斗。因为当时“四人帮”非常嚣张，他们不仅丧心病狂地批邓，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干部，像国防科委的张爱萍、铁道部的万里、教育部的周荣鑫，等等。而我呢，早就是“四人帮”的“靶子”了。那是l971年3月，我到解放军报社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进驻不久，我们通过调查了解，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让饱受折磨的大批老同志重新回来工作。这就触怒了当时解放军报社那几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l973年底，我调到北京军区任副政委，没想到不到两个月就被“揪”回报社，被扣上“翻案大队长”、“批极左的英雄”、“还乡团的头子”、“复辟倒退的急先锋”等十几顶大帽子，大会斗，小会批，长达两年之久。这次又叫回去，大概还不够，还要批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也许是让我去制止武斗。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北京军区三大难，山西、保定、文工团，外加一个大草原。”这些地区和单位，武斗、吵架连绵不绝，可能让我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更大的可能还是前者……
这夜，思来想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了。把内衣、牙刷等必备品装到包里，把秘书、警卫员叫到跟前，我说：“明天咱们一起回去，到京以后，兵分两路，你们回原单位，不要跟着我了。”这两位同志既迷惑不解，又留恋不舍。
翌日8时许，来了一架里—2飞机。萧选进、万海峰等同志到机场送我，一个个表情沉默，忧心忡忡，告别的话都是一个内容：“老迟，你这次回去是凶是吉难说，望多保重。”我笑着向大家摆摆手说：“没事，后会有期。”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我想，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想想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想想我们党和国家遭受的屈辱，自己就是再受点委屈甚至作出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出乎意料。到机场接我的居然是一辆黑色卧车，居然拉着我进了中南海。这时，我悬了十多个小时的心蓦然放下了，产生了一种预感，预感到形势有变，很可能是我们所期待的好消息。接我的同志把我带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飚、孙轶青、刘西尧同志。耿飚同志一见到我，呼地站了起来，迎着问：“你是迟浩田同志吗?”我说：“是。”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说着，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耿大使所用的西方礼节虽不习惯，但也毫不迟疑地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我们两个紧紧相拥，从桌前坐到沙发上，从沙发滚到了地毯上。我们可等到这一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一种解放了的轻松感、胜利了的幸福感，顿时充溢了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双臂久久地相抱，我们的泪眼久久地对视，总觉得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
不一会儿，耿飚同志脸色严峻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被‘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正说着，纪登奎同志走了进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说：“浩田同志，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顿了一下又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啊?”
人民日报?!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我不由地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我怎么能不犹豫呢?在解放军报工作了两年多，又批了我两年多。虽然不能说是谈报色变，但总是让人伤感的。再说，十年来人民日报被“四人帮”把持着，在那个“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日子里，姚文元及其黑笔杆子们，在这里连篇累牍地发表那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章，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严重地玷污了党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想到这里，周身迸发出一种势不可挡、非上不可的力量。要像当年接受炸碉堡、追击敌人的命令一样，坚决完成这一神圣任务。
这时纪登奎同志说：“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飚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罢就走了。
耿飚说：“浩田同志，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先分分工吧，我到新华社，刘西尧到光明日报，你和孙轶青同志到人民日报去。你先拿出个方案来，看怎么办好。”
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我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用句军事术语，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耿飚同志让我和孙轶青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给他们做个“示范”。
我和轶青同志商定，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那个负责人谈话，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飚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我和孙轶青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
对那个负责人，早闻其名。他在人民日报闹出的许多笑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现在说起来，不仅可笑，而且可悲。让这样的人来管党报，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
中央的介绍信很快就拿来了。
不一会儿，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他稍高的身个儿，长长的面庞，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一声不吭，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翘，摆出一种莫明其妙的威风。
我强压了压火气，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你是××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认识我吧?”他眼皮也没翻，慢腾腾地说：“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干过的迟浩田吗?听说你到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去了。”
我没再理会他的话茬儿，该谈正事了。我说：“既然认识，那就不用介绍了。”他仍旧翘着二郎腿，依然一副天是老大他是老二的架式。我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那封信放到他跟前。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渐渐收缩了。
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兹介绍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方面的问题要请示他们。落款是华国锋。
看过信后，那个负责人的二郎腿就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眼神一个劲地打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现在，我向你宣布三个问题：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回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听明白了没有?”他赶忙站了起来，答非所问：“是，是。”
这边安排完，我就去找在里屋的耿飚等同志。耿飚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老迟，你示范得好啊!我们就这么办吧。”我问：“我可以走了吗?”“可以。”耿飚又紧紧握了握我的手。
报社领导小组会开得是有些突然。有个造反派头目，也是一位很厉害的领导成员，很不耐烦地说：“这不长拉夜的开什么会呀!”那个负责人连忙制止：“你别说了，快来，快来吧”。那个负责人给我倒了杯水，坐在我的斜对面。记得参加会的还有潘非、安岗、郭渭等，他们是报社领导小组当中的老同志，只不过是为“老中青三结合”装点门面，当当陪衬而已。
会议开始，那个负责人把我们三个作了简单的介绍，说：“现在请迟政委作指示。”他把我的“副”字去掉了。我说：“你先给大家念念中央的通知吧。”
那个负责人说：“是。”他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念道：“中央决定，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中央的决定对那几个造反派显然是个不小的震动，刚到会时那满不在乎的态度一下子没有了。
我开门见山：“先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是要清算的。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要执行正确路线，不能宣传那些奇谈怪论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考验。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受中央的委托来的，我们会严格地照中央的指示办事，照中央的政策办事。”这时，我特地观察了一下几个造反派，他们的神情大都很紧张，个别的有些轻蔑和不满。我想有必要再敲他们几下：“报纸的质量关键在办报人的思想。在宣传业务上，孙轶青同志是个内行，我也略知一二，技术性的问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让报纸符合人民的心愿。谁违背人民的心愿，谁就会被人民所唾弃，因此，该宣传什么，不该宣传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我们要扶持正义。”说到这里，我发现潘非、安岗、郭渭等同志眼里都泪汪汪的，看得出来，他们很激动。
接着，我又宣布了三条纪律：一，要严守机密，中央未公布之前，报社不要乱讲乱传，任何泄密行为都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二，要坚守岗位，为了便于工作，原人民日报负责人要留在报社值班(实际上是把他们控制起来)；三，我们三人和报社同志同吃同住同工作，暂时不要向大家公开我们的身份，一切照常进行。
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突击写社论。当时，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这块阵地，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给全国人民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议论，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确定社论的题目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同时，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溶化进去了。社论还指出，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实际就是指的“四人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审议了这篇社论。l0月10日凌晨4时，党中央审定的《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交到了我的手里，接着，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那些嗅觉特别灵敏的外国记者，经常到报社门口来转悠，窥察动静。
自10月7日晚进报社后，我们就在报社住下了。吃饭和大家一块到食堂排队，晚上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我们成立了清查小组和业务班子。版面上的工作由孙轶青负责，宣传口径上的一些大问题由我管。差不多每天耿飚同志要召集我们到钓鱼台一趟，分析形势，研究动态。回来之后部署工作。对我们的身份，除了报社领导成员外，其他同志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几个是来工作的，只知道食堂里增加了几个陌生人吃饭。
那段时间，报社还经常接到“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们的电话，有的还要求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送各种各样材料的人也不少。来者不拒，送上门的材料多多益善。当时还真接收了一些内部材料。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后，报社一些同志建议我们该开个大会亮亮相了。我们考虑了一下，感到时机成熟了，并请示了耿飚同志。
大会是在10月18日上午召开的。会上我又一次宣读了中央关于我们几个到人民日报工作的决定，还代表我们几个表示了愿和报社新老同志团结一致干好工作、办好党报的决心。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许多同志热泪盈眶。人民日报那个原负责人，也凑着表了个态。他不敢上台，站在台下哭丧着脸，说：“我在报社犯了严重错误，不!是犯了罪。……我不是人，是畜牲，是动物”。这个曾经在人民日报社作威多时的“四人帮”的亲信，在胜利了的群众面前，实在狼狈透了。当我慷慨激昂地结束这场“演说”的时候，不少同志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赶过来向我致意，并紧紧地握手。后来据一些老同志讲，那次大会是人民日报有史以来人员最齐、秩序最好、气氛最热烈的一次大会。大会以后，我就公开以人民日报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工作了。
“四人帮”是l0月6日晚8时零2分开始被抓起来的。
10月20日晨6时，中央把这一消息通告全国，公开于全世界。
10月24日下午3时，北京召开了一百万人大会，隆重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记得在开庆祝大会之前，中央办公厅分给人民日报两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名额。为了稳定形势，有步骤地揭批“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犯下的罪行，我们根据党中央当时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其中一个名额给那个负责人。一些老同志对此想不通。有个老同志就直接找到我，说：“让他代表人民日报上天安门，这是人民日报的耻辱，有损人民日报的形象。”我说：“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清算‘四人帮’及其余党，中央有指示，要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让他去，对稳定局势有好处，也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陈老总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时候我们会清算他们的罪行的。”那位老同志当即表示想通了。他说：“我明白了，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
随着批判“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整个报社犹如夏天的原野，热气腾腾，一派生机。当时，我们重点抓了三件事情：一是揭批查，二是请老同志回来，三是健全规章制度。据事后了解，请老同志回来对整个报社乃至新闻界都有很大的震动。人民日报是受“四人帮”祸害很严重的地方，是“重灾区”，一大批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有才华、有贡献的老同志被“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出了报社，有的被赶到农场劳动改造，有的被下放到工厂监督劳动，景况之惨，人数之多，实在令人吃惊。对这些同志敢不敢请回来，实际上是敢不敢拨乱反正的问题。报社是宣传党的政策的，更应该在落实党的政策上做好样子。请!有冤必申，有错必纠。经过调查了解，我们集体决定首先把胡绩伟、贺敬之、李庄等老同志请回来，中央很快批准了我们的这一请示(贺敬之同志后来被安排在文化部工作)。不久，我们又请回来一批。
老同志归来，焕发了青春，报社上下，增添了活力。像华君武、英韬、谭文瑞、袁先禄等著名漫画家和记者，一反过去的沉默，纷纷拿起笔，斗志昂扬地投入了工作。当时报社的工作可以说是“满目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增新”。
1977年10月28日，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报社，又回到部队。多年来，自己在人民日报工作的386个日日夜夜，像过电影一样经常在脑海里呈现。人民日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时时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勾起我深切的怀念……
我怀念这里的浓厚的民主气氛。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宣传口径、文章修改、版面排列等问题上，大家都能平等地商量，平等地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一旦上级作出决定，大家又能协力同心，坚决执行。确实做到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愧为是一个智慧的群体。
我也怀念这里的融洽的同志关系。在这里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称谓。领导干部不搞特殊，群众对他们也不特殊对待。上下之间、新老之间相处自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文化娱乐，经常交心对话。他们从没把我当成官，见面总以“老迟”相称，很有味道。据说，在延安清凉山办解放日报时，他们就是这样的作风。大家把这一优良作风从延安带到了西柏坡，从平山带到北京，使之发扬光大。
我还怀念这里的乐于奉献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聚集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这些同志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工作埋头苦干，经常废寝忘食。对接受的任务一点儿也不含糊，总是细致扎实地完成。而对个人的名利待遇却不计较。他们这种重事业、淡名利的高尚情操，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与其说到人民日报主持领导工作，倒不如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可贵的美德和优秀的品质。
还应该强调的是，我这个撸枪杆子的所以在人民日报做了一些力所能及、应该做的工作，是因为有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报社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同志的大力支持。这些老同志深明大义，情操高尚，为人民日报的拨乱反正，为人民日报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的真诚帮助和合作，我们开展好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对这些老同志充满了无比的敬佩之情，深深地感谢他们。
在本篇拙文收尾的时候，我想把我在庆祝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年集会上的一段讲话，作为对人民日报的良好祝愿：“我从认识人民日报起，总把她当成教材。她启迪我们奋勇前进。在战争年代是如此，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我衷心地希望人民日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办成一个非常好的报纸，为改革开放、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本文写于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