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人民日报的社址，原在王府井大街117号。那里本是清代的一座王府，府内西北角有一口井(当时已成为枯井)，街道因此得名。
这座王府解放前的最后住户，是华北日报。人民日报进驻时，几进坐北朝南的院落已经面目全非。南边有一条宽约四五米的临街通道，沿着通道西北约三十米，红漆剥落的王府大门依然保留着原貌。北房的东头是社长范长江和副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的办公室。范长江的办公桌引人注目，是一张紫檀木嵌大理石的大书桌(现存人民日报图书馆)。邓拓用的是一张黄色的三屉桌。副总编辑安岗也在这间房里设有一张办公桌。北房正中是大厅，隔成两间，靠东的一间摆着一套长短沙发，是社长和总编辑的会客处；西面的一间是夜班编辑组的工作室，一、二、三、四版的版面设计编排工作就在这里进行。
这是l950年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很分散，有的组在王府井大街23号，有的组在煤渣胡同2号。这座王府的最后一进院落，便是人民日报的指挥中枢，夜班编辑工作也集中在这里进行，一直延续到l956年秋天。
从1950年1月到l952年6月14日，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所谓“范、邓、安”时期。据1951年9月份统计，人民日报编辑、行政和工厂三部门共有703人，其中编辑部工作人员约200人，固定夜班的编辑、检查常在15人左右。
白天的上午，这座院落是静悄悄的，一过中午便热闹起来。范长江在这里主持社务，指挥采访，商讨文章。下午4时左右，夜班编辑组的工作人员开始准备第二天要见报的稿件。5时左右，院子里经常举行“飞行集会”，或者传达中央指示，或者布置工作任务，或者检查报纸的失误和讨论某一报道偏向。院子里坐满了人，有的坐在台阶上，大多数人带着马扎就地而坐。集会常由范长江主持，议论纷纷，气氛活跃。许多重要的宣传报道意图和决策，就这样贯彻传达到全编辑部人员之中。范长江不时讲一些他的新闻实践经验，比如l938年武汉撤退时随身携带电台沿途报道的经历，l947年撤出延安时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报道情况。一次他刚从中南海开会回来，就在“飞行集会”上说，最近美国有二十万工人罢工，他请示毛主席要不要突出报道。毛主席未作正面回答，反问他美国有多少工人。范长江说，毛主席这一问，说明新闻报道的质与量的关系，在有一二千万工人的美国，二十万工人罢工是件小事，不必作重点报道。类似的具体而微的传达和议论，常常启发了编辑记者的报道思想，非常值得回味。
入夜，这座院子里灯火通明。虽说夜班有晚上8时上班，翌晨1时付印后下班的时间规定，但人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工作到凌晨4时左右。遇有重大的事件，比如毛主席访问苏联、上海粮食市场的斗争、朝鲜战争、镇反、肃反、“三反”等等重大政治运动，夜班编辑工作总要延续到天色大明，不少天延迟到下午报纸出来后才离开。这几年的工作时间，真可以用日继之以夜、夜继之以日来形容。1950年秋到1952年春，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夜班编辑组连周末休息日也没有。有一天晚饭后，几个夜班编辑在院子里和范长江一起打克郎球。他突然问道：“你们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从此，才建立了一周休息一天的作息制度。
紧张、辛勤，是夜班编辑们当时的工作状态。他们不在这种状态中感到疲劳和厌倦，为新闻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主要动力。范长江和邓拓更起了榜样作用。每天晚上八时左右，范长江按时来上班，他的办公室里编辑记者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有时还传出他爽朗的笑声和激烈的争辩声。不少夜晚，范长江头上扎着白毛巾，忍着正在发作的偏头疼坚持工作。当时，重要的国内报道和几乎每一篇朝鲜通讯，都是他修改定稿的。著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由范长江改后批示发一版的。记者出身的范长江，当时使人产生一种敬中有畏的感觉。这很可能是他那注重新闻时效的雷厉风行的作风、直言不讳的工作批评，一时还不为人理解。当他负责审定版面设计的时候，经常提出“为什么”的一连串问题，弄得夜班编辑难以回答。这仿佛是一场答辩，答辩者当时很窘，事后却感到是一次编辑方针、编辑思想和编辑方法的启迪，思之受益颇多。
范长江也常表露出记者的活跃风姿。那是在晚上10时左右，他总要到夜班编辑室走一走。刚进门，一声“塔瓦里希郭”(俄语“郭同志”，对通讯员小郭的称呼，郭正在学俄语)，把静寂的气氛冲破了。然后走到每个版编辑的办公桌前，问一问稿件情况和版面安排。有一次，一位编辑说缺稿，范长江要他把来稿统统拿出来，从中选出一篇山西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名向毛主席报告农业丰收的来信，当作一版头条发表了。又有一次，我国政府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朝鲜问题发言的新闻稿传来，范长江指导一版编辑拟标题。他亲拟了引题《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声音应当让全世界人民听到》。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
从一个普通的夜班编辑眼里看去，范长江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是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新闻事业的领导者。那段时期，范长江指挥记者，包括编委采访，报道有声有色。他不时举行鸡尾酒会，联络外国记者，聘请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为人民日报文字顾问，还延聘胡风等名作家住在社内，为报纸撰稿，充分显示了他的社会活动家的才华。
范长江过早地在1952年离开新闻工作岗位，是人民日报和中国新闻界的重大损失。想起l952年整风时对范长江的批评，夹杂着那种“夹竹桃、鸡尾酒，围着圆桌团团走”等闲言碎语(为举行招待外国记者的鸡尾酒会，他要求在煤渣胡同2号庭院中布置了夹竹桃盆景，添置了白漆铁制小圆桌，派行政干部去北京饭店学习办酒会的礼节)，实在有许多不适之词，是对这位杰出的新闻活动家的误解。
“范、邓、安”时期，范长江和邓拓是互相尊重的，邓拓审定版面的时候，只要范长江在场，总要请范过目；范长江定稿的文章和评论，不少再请邓修改发表。他们的互相配合，形成了有力的领导力量。
邓拓令人可敬可亲。他那种夙夜匪懈为人民日报工作的精神，影响至深。有一段时间他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夜里经常两处奔忙，坐定下来审阅版面往往时近午夜。邓拓战时摔伤过腰，始终未痊愈，又有手心多汗的毛病。每当审阅大样或撰写评论的时候，左手叉着腰，右手握笔疾书，时时停下来擦手汗。越心急，越用脑力，汗出得越多，案上常常扔着几条湿透了的手巾。可是，他从不在工作时间治病，不管夜班工作时间拖得多长，也没见到他躺靠在沙发上休息过。
邓拓审阅大样，非常细心，哪怕早已亲手定稿的评论、修改过的清样，都要从头再看一遍。有时对毛主席批发的社论，还要编辑拿来原稿，一起校对一次。精心修改一版头条标题，是他从不放松的工作。当时，题文竖排，头条标题通常占四栏，最多只能放11个小初号字(现在号数为36点)。地位和字数的限制，常常使编辑难以拟就一个准确而又生动的标题，最终就得依靠邓拓“妙笔生花”了。他对标题几个字的改动，往往恰到好处，显示出很深的文字修养。邓拓常说，标题的第一要点是准确，宁肯朴素一些，也不可夸张。有一天编辑拟的一版头条标题是《双轮双铧犁大显身手》。当时的拟题思想是“为双轮双铧犁平反”，有意求生动一些。邓拓查问了稿件来源(根据文件改编)，然后提笔把“大显身手”改为“优点很多”，并说拟人化的标题容易失之夸张。过了好多年，才体会到邓拓这样改题可能有深一层含意。原来五十年代初期推广的双轮双铧犁，因为需要两匹马才拉得动，不受缺乏畜力的农业合作社欢迎，由此引起一场争论，并把主张推广双轮双铧犁要讲条件的意见，上升到“右倾保守”的路线上去。所谓“平反”，实际上是反右倾。原来的标题不是更助长了“左”的倾向吗?
这些夜班往事的回忆，十分零碎，时间也仅限在1956年前后。▲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