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机关报

    进城办报，同在解放区办报相比，工作和生活变化极大，各方面都同在农村的时候不一样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及时体现党中央的要求，使《人民日报》成为名实相符的中央党报。其中包括怎样适应新情况，使报社由办地方报纸向办中央报纸转变，由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转变；由独家办报向多家报纸竞争转变。报社同志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完成了这个大转变的历史任务。抚今思昔，确感转变之不易。这个历程使人自豪，也令人反思。 

    党中央为促使《人民日报》完成这一转变，做了有决定意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晋绥日报的讲话，给共产党人如何办报提供了思想武器和业务的要求。接着是刘少奇同志主持的华北记者团讲习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对办报的任务、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对提高报纸工作人员的素质起了重要作用。进城以后，党中央委派胡乔木同志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0年以后他虽不再兼任此职，但仍受中央委托直接领导报社。 

    党中央指导《人民日报》的转变，我们在办报的过程中感到十分亲切、具体。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报纸工作人员都不要忘记农村和农民。农村是我们的出发点和事业的支撑点。中央党报工作人员要经常挂念着全国人民，特别是要关心和报道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活动。 

    1949年8月，胡乔木、邓拓和我到毛主席的办公室，谈了一下午。毛主席说：因为胜利了，我们才进城办报。报纸不能再像过去的老样子，要适合全国和城市读者的需要。但是，我们是从农村来的，农村是我们革命的根据地和胜利的出发点，不要因为进城办报而忘了农村。我提问：还要不要像在农村办报一样把有关肥料问题的新闻放在一版头条?毛主席回答说：肥料是争取丰收的大事，还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材料放一版头条。要关心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毛主席把这一条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党中央的报纸，在城市办，而又充分注意农村、农民问题，这无疑是中国党报的一大特色。 

    党中央要《人民日报》努力树立中国人的形象。 

    刚进城时，《大公报》天天设有一个小专栏，每期讲一个“中国的世界第一”，很是别致。我也喜欢看，因为它短而有知识性。虽然有时看了也觉得说得有些勉强，但还是每天必看。有一次听周总理谈话，他说：我们的报纸要谦虚，鼓劲要根据事实，你天天一篇“中国的世界第一”，我怀疑有那么多!中国很穷，按人口平均的各种产量、产值之少也是世界第一。中国有许许多多困难要克服，生产要恢复，强调世界第一只能助长一个新生国家的盲目性和自大狂，对于我们仍在进行的战争和正在恢复的建设都不会有益。我当时想，《大公报》的编者的本意是要树立中国人的自尊，但是天天一篇“世界第一”就会有副作用；而且材料有限，也持续不长。听了周总理的话，痛感即使只是编辑一个小专栏也要放在全局下面去考虑是否得当。周总理以这件事，就新中国的报纸应有的风格——实事求是而不是哗众取宠，就中国人应有的形象——谦虚谨慎而不是狂妄自大，为我们上了一课。此后，除了个别事件以外，《人民日报》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基本上维持到“反右派”和“大跃进”以前。应该说，l949年至l956年这一段，《人民日报》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好形象：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人在脚踏实地地建设着自己的国家。 

    毛泽东同志也强调通过报纸树立中国人的形象。他在评美国白皮书的社论中，歌颂了中国人的骨气和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我们中国人长期被压制、被歪曲、被丑化。中国解放了，要确立中国人的新形象还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党中央要求报纸努力报道代表我们民族形象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当时《人民日报》拿出较多篇幅，介绍了李顺达、耿长锁、吴运铎、戎冠秀、刘胡兰、董存瑞等各条战线的著名人物，他们是几亿人民中的普通人，又是民族的精英。 

    直到十年动乱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保持这个传统。对雷锋的大量报道和评论，就不用多说了。还有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莫艾同志采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的事迹，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重视。报纸还发表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亲切地同时传祥握手谈话的报道，并登载了大幅照片。一个优秀人物的形象为社会公认和景仰，就会影响人民的思想感情，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支柱。 

    毛泽东还从语言上关心中国人的形象。他对于当时中国人使用语言的混乱、芜杂深感不安。他特意要胡乔木组织一篇社论：《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斗争》。我看过社论的原稿，感到写得很严密很有说服力。等到看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毛泽东修改过的定稿，我吃了一惊。每一页都被他用毛笔字改得黑压压一片。我细看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们做了多年的文字工作，但并没有掌握中国语法，也不大清楚如何运用文字表达逻辑、描写形象。毛泽东首先要求《人民日报》要有好的文风。一张报纸天天同读者见面，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没有好的语言是不能充分表达出来好的思想的。当时，胡乔木约请吕叔湘、朱德熙两位专家为《人民日报》写了《语法修辞讲话》，在报上连载，并且要我们在这方面遇到问题就请教这两位老师。 

    进城以后，党中央运用报纸批判了一些歪曲中国人形象的书籍和电影。当时，从舆论到行动把中国旧社会留下的黄色的、毒害人们心灵的各种精神麻醉品来了个大扫除。成效之大，给人以“共产党真有办法”的深刻印象。 

    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模范行动和严格要求促进了报纸的转变。周恩来同志对《人民日报》要求严格而又使人感到亲切。他尊重报社工作人员的劳动。报社送给他审阅的稿子，他都是用毛笔仔细阅改。从政策分寸到语言表达以至标点符号，他都一一改好，对于写得好的，就表扬。那时候杨刚同志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人民日报同她联系，询问重要新闻如何处理和总理的意图。有她这样出身于新闻工作的人来协助总理指挥报纸，深知报人的苦衷，而绝不耍“新闻检查官”的官腔，使我们受益不浅。板门店谈判时，我和李庄每天要等到天亮，等恩来同志审阅稿件完毕，我们安排好了版面和标题，印出了第一张报才回家休息。那时往往上午九时左右才出报。我们熬长夜，白天还要到总理那里开会。报上出了错误，要写检讨。但我们在这样的生活中却感到幸福而且难得。我们的心，我们的工作是同党中央直通着的。夜以继日地工作，培养出一种为党报工作的献身精神，邓拓称之为“拼命精神”。但愿这个好传统永远不消失。 

    中央要求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领导人坚决不搞半点个人迷信或是夸大个人作用的宣传。进城后最早犯的错误是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感谢毛主席给了农民土地的恩情”。发表时以为这可以表达农民的心意。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每天一版在显著地位发表工人农民向斯大林报告成绩的信，我们在向真理报学习中也就仿照办理。发表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对报纸提出批评，他们指出不能再发表这类文章。 

    周恩来同志多次批评报纸不该报道他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活动。我参加政务院会议，曾多次被“点名”质问，印象很深。总理说的大意是：我们是党中央的工作人员，既不种田，又不做工，天天不过是做一些应做的工作。做一点工作就要见报，岂不是闹特殊，人民会怎样看我们!他反对报纸成为领导人的“起居注”。他还说，非党人士工作做得好，像傅部长(傅作义)、沈部长(沈雁冰)、李部长(李书城)、荣部长(荣毅仁)，报纸要登政府人员的活动，就登他们的吧。他认为报纸要代表最广泛的群众，要从字里行间扫除旧习气，扫除官气。报纸要真正群众化，只有群众化才能民主化。报纸要做到人民对它喜闻乐见，视若亲人。我的体会是，报纸不要突出报道领导者个人的日常活动，至于领导者的好思想，独到的见解，为人民服务的突出的政绩，是应该适当地报道的。当然，不要超过对人民群众的活动的报道。搞“名单学”是党报在一般情况下所不取的庸俗作风。如果为政而无政绩，只靠名字重复见报，虽会形成一点知名度，但也会引起读者反感。 

    党中央关心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恩来同志对报社许多记者的名字都叫得出来，如高集、子冈、若水、柏生、金凤等等。他经常对报纸有议论。每次政务院会议，他的话题往往是从当天报纸的材料引出来的。 

    少奇同志严格要求报纸说真话，说人民群众的心里话。他强调运用党报的公开性动员舆论力量来端正党风。他认为端正党风的中心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中心一环是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批评。少奇同志反复要求报纸要批评从严。解放初期报纸可以说在批评中形成了舆论的权威。至今人们念念不忘的有对处决两个以权谋私犯了国法的人的报道，发了新闻配以社论。抓住几个查有实据、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给以应有的惩处，公开报道，振奋人心，起了转变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作用。又如对一些部门和地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和压制批评的领导人的公开批评，对一些违法乱纪事件的揭露，件件都显示出共产党为人民办事不谋一己之利的光荣传统。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人民日报进城以后转变时期的历史，也有一些遗憾。 

    一、转变时期《人民日报》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党中央是重视报纸的经济宣传的，毛泽东曾表扬薄一波为《人民日报》写的关于学会做经济工作的社论，鼓励领导干部都为报纸写这方面的文章。陈云、李富春等对经济宣传也抓得很紧。邓子恢、廖鲁言经常关心农村工作和农业方面的宣传，几次找报社的同志到他们的办公室商量有关宣传的问题。但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经济宣传偏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鞍钢为中心的工业报道，造成相当广泛的工业化的舆论。范长江主持在报上开展基本建设问题的讨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对商业的报道则偏少，对市场信息更少传播。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干扰了我们的经济宣传。《人民日报》因《要发家种棉花》的大标题而受到批评，我为此写了检查。当时党的指导思想是害怕农民中的自发势力，认为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家”又被认为是自发势力的老根。对于市场的报道也总是缩手缩脚的，认为市场的发展会冲击计划经济。在“三反五反”中，对资本家的抨击也有些过火，打击了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七届二中全会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要求用极大努力学技术、学管理，学习商业工作、银行工作，等等。我们对这些都忽视了。 

    二、在意识形态领城和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进城以后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就开始表现出来了“左”的倾向，甚至把同志和朋友当作敌人进行批判斗争。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本来是为了宣扬历史唯物主义，与正确地树立中国人的形象也有密切关系。但是，现在看来，立论有些简单化、片面性，方式方法也不好。我是第一个看到毛泽东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改样的。全篇社论，只有第一段保留了社论原作者写的叙述性的话。后面原作者写的几段全被抹掉，毛泽东一气呵成写了一大段话，对共产党员鼓吹武训提出警告和批评。这已经不是改稿，而是他的手笔。社论发表后引起了很大震动。当时，范长江、邓拓和我每日三餐在一起吃饭。在饭桌上，长江提出一个问题：不少大文人都同情武训，还写过歌颂武训的文章，这样一批判，一些老先生怎么办?大家沉默不语，仿佛一阵风暴就要到来。现在看来，批判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东西是必要的，但是，选择武训这个人，《武训传》这部电影是否适宜，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批判中又采取对若干作者一一点名的作法，更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对武训历史的调查颇有牵强附会之处，为了把人搞丑搞臭而不惜加油加醋。“左”的倾向开始袭扰了报纸版面。 

    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发表胡风和他的友人们的私人来往信件加批语的方式，发动了反胡风的运动。利用报纸搞整人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解放初期，胡风是常住人民日报社的客人之一，同范长江、邓拓等都住在煤渣胡同，大家对这个诗人、文艺理论家的印象很好。一夜之间被在报上点名，成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一些好同志(如我认识的牛汉、徐放)都被牵连进去，一关就是多少年。学术问题一变而为“政治问题”，好人一变而为“坏人”，这就不能不形成人人自危的空气。这对报纸的发展极为不利，《人民日报》在人们的印象中成为可怕的了。 

    《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材料和对其他一些并无大错的文艺作品的公开批评，开了这个不好的头，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三、人民日报社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更动，对人民日报组织建设和新闻业务建设是不利的。 

    进城后的报社领导班子是比较强的，先后有三个主要负责人——张磐石、邓拓、范长江。用今天的观点看昨天，应该说，他们如果都能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发挥三位同志各自之长，大有利于形成集体领导的权威。张磐石同志最早离开报社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任书记。我跟他工作时间较长，四十年代就在他的领导下办太行温村联合整风班。那时候，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这篇毒文来到太行山以后，在周围村子别的部门办的一些整风班里，整风被变成追查“特务”的逼供信恐怖活动。在磐石同志领导下的温村整风班则始终没有粗暴蛮干，更没有形成恐怖气氛。整风之后，参加温村整风班的同志们始终保持为党工作的旺盛情绪和互相关心的情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办得比较出色，队伍的底子打得好，是同他严格要求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分不开的。l946年春天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的时候，调集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的一批新闻干部，后来又陆续分配来了其他方面来的一些干部，磐石同志从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对我们的要求都很严格，在日常工作上则信任大家，放心放手。在物质生活上则在艰苦环境的情况下多方关心。在l947年冬、1948年初整党(“三查三整”)中，在他领导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严格而深刻的，但没有发生别的地方在那场运动中曾经发生的“左”的错误，运动过后，同志们都觉得既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水平而又心情舒畅，团结的气氛和工作的积极性都加强了。整党以后，磐石同志指挥主要由报社工作人员组成的土改工作团在安九区进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使大家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中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提高了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同时也改进了新闻业务，那个时期《人民日报》办得生机勃发，深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喜爱。直到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为华北《人民日报》以后，以至进城以后，报纸都继承着那个时期形成的优良风气。磐石同志离开报社工作岗位以后，特别是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仍然关怀着人民日报，多次给以思想上和业务上的指导。要是磐石同志能继续留在人民日报社，对于报社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对人民日报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必然会有更大的建树。 

    长江同志当时常同我谈怎样办好《人民日报》的问题。他的思想集中在怎样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报纸。有一次他说：用“人民日报”这个名字不如“解放日报”。当时我说：“解放日报”这个报名是不是不适合解放后的中国?他说，这是一个传统问题，《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毛主席亲手办的报，在全国有深远的影响，我们接过这个报名，也意味着承担了党的历史责任。这些话只是朋友间无拘束的议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长江在人民日报担任社长时的抱负。长江是一个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思想十分活跃的人。他从不满足于现状。他对人民日报原有的同志常有恨铁不成钢的严格要求。他也不避讳自己的弱点，常说自己对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还不大熟悉。其实，这是人民日报多数人都有的弱点。有一天他给我一篇他写的关于棉花收购工作的社论说：“你看了以后开会时带给一波同志看看，我第一次写经济工作评论，不知道行不行。”我把他的意思转告一波同志。一波同志拿起稿子一气看了两遍，作了一些改动后说：“写得好，很得体，表达中央精神很准确。”我告诉了长江，他很高兴。长江主持人民日报的时候，立志要接党报传统的班，把党中央革命老前辈的办报思想、作风学到手。同时，他也很注意吸取大公报的一些好经验。他为培养一些新闻业务上的尖子费了不少心思。他认为，大公报的用人之道是相当成功的。他常说，如果一个记者，等他写了一辈子才成名，那就不大符合新闻工作的需要了。大公报善于选择有条件的记者，使之在采写实践中发挥所长，很快成名。名记者既是自己干出来的，也是报纸培养出的。一家报纸的名记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也就提高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威望。……不幸，“阶级斗争”的锣鼓越敲越紧，“吸取大公报经验”的问题再也提不到桌上了，“从政治上同大公报划清界限”代替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否定大公报的一切，今天看来是不明智的。 

    我认为，长江有长江的长处和风格，报社没有长江未免使报纸减色。而长江还是离开了报社，从此结束了他的新闻生涯。但他对报纸仍是关心的，在新的岗位上仍不时帮助报纸工作。 

    建国后不久张磐石、范长江两同志就先后离开了人民日报，对中国的新闻工作来说是相当大的损失。 

    邓拓同志是在1958年被调离人民日报的。在磐石、长江走后，邓拓有一个时期独自支撑着局面。在1957年以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创造了人民日报的一个黄金时代。当然，那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段美好的时期，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推进工作。那时候有一个好的风气，总编辑工作像打球的第一号种子，是采、写、编一切工作的排头兵。邓拓就是这样，他白天工作不算数，主要工作在夜间，而且夜间工作时间很长。他是多面手，但当时大部分时间是写社论、改社论。他的肚子里装的书多，消化得好，记忆力惊人。虽然身体看上去单薄，但写起文章确是“笔走龙蛇”。中央出个题目，他很快就写出一篇社论，而且从容不迫，邓拓这支笔是新闻记者应有的快笔。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有理论的深刻性、知识的丰富性和文笔的鲜明性。 

    人民日报进城后大转变的过程中，胡乔木同志有他不可磨灭的功绩。那时候，他每星期都找范、邓和我到他那里去几次。他让我们看中央和各地党委的重要文件。他对每天报纸上的好的和坏的文章都做出评价。我多次看到他用电话约清一些有学问的人给《人民日报》写稿。他及时传达中央精神布置报道任务。他自己带头改稿、写稿，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对报社的同志们要求很严格，而又是循循善诱。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夜间工作，我们在深夜值班时还可以给乔木送审稿件，同他商量问题。进城后的人民日报能够迅速改进和发展，与乔木的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经济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