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阳在《今传媒》2008年第1期撰文认为,自1997年教育部把传播学升格为二级学科,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为开端,至今全国已有10所大学拥有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中国的博士教育也走过了10个春秋。而伴随博士点从设立到增多的10年,从传播院、系纷纷建制到博士点的增多,从本科、硕士、博士招生人数的剧增到传播学者和教员的争夺战,都体现了传播教育的繁荣之势。
而这种繁荣也反映在对博士点的激烈争夺上,由于把博士点的多寡作为学科乃至大学实力的象征,最根本的也就是全心全意把教育培植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的理念,使传播学博士点成为在市场中博弈的均衡器。因此,不顾学科积淀有无、生源好坏、师资水平高低、培养目标清晰与否、课程能否开设等现状,都纷纷要求上马,博士点的争夺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这直接导致学术权威和传播学科声誉成反比例增长,成就了大学校长和学术权威的千秋功名,牺牲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学科建设的使命——学生和教师在“申博”的各种数据压榨中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有限的博士师资频繁被置于学术造假、道德败坏的拷问中,无论真假,都贻害了整个学科发展,偏离了博士教育的健康运行轨道。还有,博士生文章发表的数量惊人,伴随着的却是质量的折扣,在知名的国际性传播类学术刊物上,难觅我国博士生的身影。除了语言的制约,可能更多的还是与目前博士教育发展的杂乱无章的状况有关。一是博士培养目标和方向不明确;二是培养模式不成熟;三是学科领域拼图不完善;四是博士生课程设置落后;五是研究力量和师资缺乏协作,竞争导致大学之间相互分隔;六是传播学博士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国际化程度较低。
因此可以说,在繁荣的虚火背后掩藏着无数隐忧,而这些隐忧除了正在制约传播学博士教育乃至整个传播教育的发展外,还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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