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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通讯《轮椅上的天使——陈海新》于2007年2月10日在《新民晚报》发表，先后引起上海市委领导、市委宣传部、中宣部新闻阅评组重视，写了阅评意见，继而得到中央领导、中宣部领导批示，要求中央、上海媒体广泛宣传这一典型。2007年4月后，中央和上海各主要媒体刊发报道近百篇，一个向陈海新学习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医务界兴起。一个社区医院普通女医生的故事，为何会在全国引起反响？除了陈海新事迹本身的感人，对这个典型的挖掘、提炼，注重多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是一个重要原因。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典型，每个典型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和价值取向，一个正面典型对公众起着精神引领作用，雷锋、焦裕禄、张海迪，无不如此。所谓引领，就是说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但这种精神还不够，甚至有缺失，或者说这种精神有，但是点点滴滴分散在各处，没形成共识，而典型可以凝聚这种认识，让它成为精神的旗帜。
在一个思想文化较为凝固、信息渠道较为封闭、意识形态受计划经济制约较为单一的环境里，典型的共识较容易形成，那么在一个“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①的背景下，是否还需要典型？代表公众整体的典型是否还有可能树立？现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典型？这些很值得新闻工作者思考。
一、时代需要具有价值共识的典型
只要是来自生活，而非主观臆想的典型，对自己时代的人民就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因为它代表了这个时代普遍的价值追求。但当中国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处于全面转型，不同阶层产生时，各种价值观和道德主张也随之发生，也许每个阶层都可以有自己的典型，比如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白领、下岗创业的工人等，他们的追求和价值观在自己的阶层中很有代表性，但他们能否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价值诉求和学习榜样？一段时间以来见诸媒体的典型，较多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如孔繁森、牛玉孺、任长霞……这当然与回应人民群众对党风好转的期盼有关，也与党政干部的价值评判标准比较明确，全党全民已形成共识相关。共产党的典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能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宗旨和党所信奉的价值观是非常崇高的，以此标准来要求全体公民，显然不切合实际。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在30年前就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②这就是说，建设什么样的党和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党的意识形态与国民意识形态也是有区分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对道德的要求越高尚就越好，合理的要求应当是针对社会道德的实际水平，并能够有效地引领大家积极向上”。③所以，公众对党的先进性的价值共识并不等于对各阶层人民群众广泛性的价值共识，社会对党的领导和党员的要求与对一个普通公民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普通公民的优秀品质更具有广泛性、贴近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普通公民典型的原因。
在多元化时代，各种价值观和道德主张既共存，又碰撞，尊重人们的不同选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一个处于转型的社会，一个正在复兴的民族，有没有以大多数人普遍的价值共识为共同追求的基本目标，有没有一个包含对社会共同利益理解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直接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外开放也必然会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主张，有人崇尚“金钱至上”，有人主张法律框架内的“个人主义”，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有人遵循儒教，有人信仰佛教，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过去“左”的高、大、全形式主义的宣传心存抵触，有时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相信正面典型，或者相信但觉得不可亲，很难学。
把现代人生意义放到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中去讨论，对问题的思考可能就会更深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把包含市场调节要素的商品经济理解为促成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手段。当时生产力不发展，人们很穷，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所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做大蛋糕，觉得只有把蛋糕越做越大，人民群众才能分配得多一点，从而拥护社会主义。如今看来，向市场经济推动的过程，引发出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的变化，尤其引发了人生观、价值观的普遍变化。首先，人们的生存方式变化了，从前靠单位、靠组织、靠国家而生活，生老病死全由国家包了下来，个人自由有限，但有绝对安全；相对都很贫困，也就没有贫富差别。如今不同了，人人得靠自己靠市场生活；舆论也倡导大家不要去找市长，而要自己去找市场。人们为了寻找更多的谋生、发财机会，而在全国各地流动起来。每个人首先得考虑生存、照顾自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挣钱养活自己。复杂的生活只简化为挣钱与消费两个词，人们在挣钱与消费活动中又结合成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确实是滋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土壤。那么人活着为什么呢？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现代化？为了共产主义？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不朽与崇高的目标？所有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中似乎很难被接受了。最切近的生活经验与周围每日每时发生的现实都告诉人们，生活的全部活动是挣钱——挣更多的钱，最好挤入先富者的行列。挣钱干什么呢，只是为了消费与享受。在挣钱活动中，他感受到谋划的焦虑，竞争的压力，以及职业活动的单调与劳累；只有在消费和享乐中，才能感到轻松与愉悦。对绝大部分挣钱能力有限而欲望无限的人来说，有限的支付能力阻止了他们欲望的满足，因而陷入更多的痛苦之中。即使暴富者有钱使自己的一切欲望都得到满足，也因失去人生的意义和前进的动力而深陷空虚与无聊中。
陈海新这个典型和她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对价值的认识仍是有共同点的，现代人对单纯的物质生活并不满足，对个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仍充满期待，对那些爱己及人，超越自我的高尚追求仍充满敬意，这就是价值共识，选择具有广泛性即不同群体具有价值共识的典型，是我们媒体为构建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尽的责任。
二、陈海新所具备的共识
陈海新是一位身患绝症的普通社区医生。做一个医生，为人治病，救死扶伤，本是天职，用不着太多赞誉，但像陈海新那样为给人看病，每天要父母帮忙穿一个小时衣服，为避免上厕所而能多看几个病人，一整天忍着不喝水，嘴唇干裂出血，还时时想着如何为老百姓开既便宜又能治好病的药方，这在看病难、求医贵正成为中国民生突出问题的今天，确实殊为不易，难能可贵，所以一经报道会产生很大反响。陈海新这个典型直接地回应了公众诉求，而这一诉求的本质是对医学回归神圣、回归以人为本价值的呼唤。
陈海新不是党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像她这样的身体状况，做个好人就行了。这个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从报道中可以看到，最让人感动的是她爱己及人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她从小得病，对苦命的人生早已了然，选择学中医，原有给自己治病的希冀，但最后知道没有希望时，她不抱怨、不消沉，而是以一个病人的体验和需求去关爱病人，以治好别人的病来抗争自己不治之症的命运。当她能撑能忍时，每天要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这是她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实在支撑不了了就请妈妈向院长请假：“再去看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了”，这是她对他人生命的负责；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就做好捐献遗体和角膜的安排，这是对生命延续的追求。
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热爱生命、热爱自己是本能，但如何热爱就是价值判断、价值认识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极大地凸显出来了，个人成了社会生活的惟一主体，“我——现在——享受”成为当代许多人对人生意义的普遍回答，在他们看来，人总是要死的，人不存在生命之外的意义，意义只存在我个人的生命活动中，这与计划经济历史背景下关于人生意义的提问方式已完全不同，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追问的是个人有限生命之外并使个人有限生命获得不朽、崇高的终极意义在何处？各种职业活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甚至非常具有私人性质的爱情与婚姻，也得服从革命的需要。④而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人生意义的提问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再追问个人生命活动之外的那个使人不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认为个人之外的那些所谓不朽、永恒、崇高都是假、大、空，他们的提问方式是：在有限的个人生命活动之内的意义是什么？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其前提都是死亡意识，即个体生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之有限，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但从中推导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一个说，有死的一生，何以才能不朽呢？渺小的一生，何以才能崇高呢？如何才能将不朽的意义领回并贯彻到自己的生命活动全过程去，且赋予充实的意义呢？一个说，死后一无所有，如何在短促匆忙的一生中尽量享受生命的乐趣呢？当然，除此之外，第三种，寻找个人与社会之外的寄托，如天国，这是宗教哲学家的答案。与陈海新差不多同时去世的另一位新闻人物、影星陈晓旭，抛弃亿万家产，剃度出家，就是属于这一种。今天的社会，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陈晓旭遁入佛门，这是她的信仰，无可非议，用学者的话说，她也许比一些没有信仰的人要好，似也不无道理，她的选择至少告诉人们一件事：金钱和物质并不能满足人们对幸福和有意义人生的追求。
但是，陈海新的选择告诉我们，一个痛苦的肉身，一个自知短暂的生命，仍可以通过对自身病痛的体验转化为替众生除病解痛，延长他人的生命，从而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变得充实和有价值。陈海新被大家接受，引起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本身并没有把人生价值追求赋予崇高和不朽的命题，她把她自己比喻为中药中的“平地木”，在日记本中她写道：“平地木生长于林下各地，它矮小，开淡淡的花，结小小的果，看着不起眼，但生命力顽强，是用途很广的中药材。”这是她的自我写照，恰恰也是她价值观的表达：朴素、平实，对他人有用。同时，陈海新并没有把为他人与为自己为亲人的生活满足割裂开来，她爱音乐、喜编织、学炒股，很有生活情趣。家里因无力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父母只能让弟弟去读技校，虽然弟弟从未埋怨过，但陈海新一直心存愧疚，见弟弟因学历低收入也低，她更着急，不仅早早为弟弟买了十几份保险，还用自己所有积蓄在奉贤买了三室一厅，给父母，更是给弟弟留下一份保障。陈海新爱己及人到超越个人利益和个体生命的伦理观，符合道德的人性基础，这对现代社会较多地强调法律规定各人的利益边界，较少过问人生意义一类伦理问题是个提醒。按自己的意愿更好地生活，同时也让别人活得更好，这已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潮。在中国当今的语境下，如何让别人活得更好，从而使社会变得和谐、美好，已成为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关系到能否按个人意愿更好生活的外部条件，抑或也是社会良知的普遍诉求，这也就是陈海新这个典型所具备的价值共识。
三、媒体对价值共识的把握和推动
主流媒体对公众形成价值共识既有责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多元化的时代，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⑤首先在于媒体（人）对价值共识的认识和把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媒体（人）要深刻认识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与社会价值共识的共生一致性，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即要认识我们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它是以社会价值共识为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同时又维护着社会的价值共识，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把握新闻的价值取向。什么样的人和事是可以报道，但不必强化；什么样的人和事是需要深入挖掘，全面报道，凸显其引领作用；什么样的人和事是可以放弃报道，或作淡化处理；什么样的人和事需要通过揭露和批评来表明我们对正义的守望和价值的取向。这里特别需要把握的是，我们既然承认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文化差异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前提，那么，重要的不是去抑制或渲染某种价值观，而是找到支撑价值观念多元化又是以某些基本的价值共识为基础的核心内涵。比如，不论哪个社会阶层都爱国，都有民族尊严，不管穷人、富人都主张公平、公正、善良，无论佛教徒、基督教徒、无神论者都主张热爱众生、以人为本。这样的价值共识应当既根植于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实际，又体现着时代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方向。
同时，应该看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道德要求越高越好，更何况，人们对自身利益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人的基本权利，以人为本、尊重人权，也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超越阶段脱离实际、违背人性的乌托邦式的价值观，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引领大家积极向上。我们倡导在差异中存异求同，在多元中求价值共识，“这样的价值共识应当说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活智慧和近一百年求解放、求发展的历史经验，又表达了当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呼声，这样的价值共识还应当既能够支撑起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更是改革和完善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原则。”⑥
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社会进步，无论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来说，都有一个不仅客观报道新闻事实，还有一个主观选择新闻伦理价值的问题，能否在自己的媒体上通过舆论引导、舆论监督、文化传播、典型示范、活动激励，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满足读者的需求和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这对传媒从业人员提出了思想理论水平的更高要求。▲
（作者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副社长，新民晚报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注释：
①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
②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③⑥崔宜明：《多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报》总第89期。
④曹锦清、陈保平：《中国七问》第253页，上海科教出版社2002年版。
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