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经营两分开必不可免

    看了《新闻战线》2007年第11期上廉振孝《美国报业的办报经营两分开》的文章，作为一个老报人，我真是感触万千，禁不住地提起笔，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开始全面地推行市场经济。中国报人面对新的情况，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1992年5月，江泽民同志给创刊10周年的深圳特区报题词：“改革开放的窗口”。紧接着，深圳市委为贯彻、落实这一题词精神，推动深圳特区报这个“窗口”的“窗口”能够在改革的探索中先行一步，决定深圳特区报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可以说，深圳特区报在当时面临的形势非常特殊和严峻，前进路上的困难更是前所未有。 

    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1993年6月，深圳市委调我担任深圳特区报社长兼总编辑。 

    当时的深圳特区报已创刊11周年，已经小有名气，每天出版12个套红版，1992年的广告收入达到6000万元。但是，多年沿袭旧体制、按照旧思路办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并不少。创刊时期大量扩员，又有一部分人员年龄老化（开始创刊时需要请一批有经验的老同志），很快退休，必须再扩员。依靠政府每年分配十来套福利住房的结果，使全报社有近200位高学历而比较年轻的员工住临时宿舍。有的大学毕业好几年、有了对象等不到分房而不敢结婚，有的则干脆离开报社；职工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奖金还低于当时深圳企业的中等水平，而且报社内部奖金级差很小，总编辑和清洁工人相差不到一倍，骨干干好了也得不到多少奖金；报社在一座9层的小楼里，办公条件和办公设备相对落后，印刷厂就是办公楼后面搭建的铁皮屋，印刷机器破旧；采编人员不能安心、专心办报；经营人员数不到采编人员的1/10，而且没有一个会计师、经济师以上的专业人员，其经营和市场拓展能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大多数也不能跟上发展的新形势。有些人则劝我利用还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关系，向市委争取走回过去属于财政包干的事业单位、可以吃国家大锅饭的老路：“否则，你要吃大苦头，我们也要跟着你吃苦头。”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我开始进行思考：走老路，在新形势、新条件面前，各种矛盾必然地纷至沓来。人才留不住，更谈不上吸引新的人才；人们对报社缺乏信心，报社对员工没有什么吸引力，所有的规章制度包括职业道德规范，也就苍白无力。而最大的也是最明显的问题是，办报人员不能够专心、安心写好稿、编好版面；记者不但可以、而且要求他们利用采访的关系拉广告。这就造成了队伍思想的复杂和混乱，弄得许多人无心写稿、编版面。一个缺乏信心和活力的办报队伍，报纸是肯定要出问题、甚至是要出大问题的（实际上正是因为不断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市委才下决心调整报社领导班子的）。报纸上出问题，又影响到报社的声誉和内部队伍的信心，甚至影响到客户投放广告的信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效益上不去，必定影响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不好，又要影响经济效益。不改变这种状态，就会在恶性循环的道路上陷入新的困境。 

    那时候，我作为报社的一把手，真是夙夜忧叹，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思考和分析报社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不断地思索如何去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使采编人员安心、专心办好报纸，使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拓展市场，增强报社的经济实力，改善全体员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 

    1993年10月，我率领近10人的新闻考察团到美国参观考察。这是我作为报人第一次带着一大堆办报问题到海外考察、调研，寻求解决的办法。此后六七年间，我又同深圳特区报的有关同志到新加坡、欧洲各国、韩国、日本等地几十家报社考察。1999年9月起，我又兼任香港商报社长，同香港报界有着广泛、密切的接触、交流。所有这些，给我最大的启发之一，就是：一个强大的有影响力的报社，办报和经营必定和必然是两分开的。所以，他们能够成为适应那个社会的法规、道德以及传统习俗的大报，并且能够按市场规律办事，通过市场竞争使报业快速地发展、壮大。我国正在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我们的报纸也应该朝着办报、经营两分开的方向，努力进行体制改革，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正是有了上述的不断深化的体会和认识，从1993年年底开始，深圳特区报提出了“立足深圳，关注珠三角，面向全国，走向海外”的战略思路和发展目标，坚持对报社内部的体制进行改革。对采编人员，从不再要求他们去拉广告到限制他们拉广告，而对写好稿、编好版面者，则给予鼓励和重奖；对经营管理部门的原有人员，则创造机会让他们再学习、提高，同时招聘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逐渐形成一个熟悉报业又具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团队；人事制度也在大环境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做到能上能下；在内部分配制度方面，坚决打破大锅饭，贯彻落实按劳取酬、效率优先、照顾公平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碰到的困难、遇到的阻力，当然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发扬邓小平提出的敢闯精神，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地前进。 

    3年之后，深圳特区报从每天12个套红版扩到32个彩色版，内容更加丰富，市委满意、读者欢迎，广告收入也翻了两番，接近3亿元。报社总收入大幅度增加，有了更多盈余，加上主动、积极按市场规律办事，通过向银行贷款和融资，购买和自己建设一大批住房，很快解决了全体职工的住房问题；建设一座新的印刷厂大楼，购买了现代化的采编、印刷、发行设备。又过3年，深圳特区报的年广告实际收入再翻一番超过6亿元，靠自身力量建的富有特色的、高50层的标志性报业大厦，也于1997年6月30日正式竣工。报社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职工的个人收入也以每年超过10%的幅度不断增加。深圳特区报的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向政府伸手要钱，而且依法纳税，成为深圳市的守法纳税大户。报社的凝聚力增强了，人的精神面貌一新，报纸也越办越好。 

    由于深圳特区报和以深圳特区报为龙头的深圳报业集团有了一些业绩，受到中央和广东省委、深圳市委的肯定和表扬。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而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对办报经营两分开的要求已经很明确，而我们在两分开方面却还进行得很不彻底，还应该且能够做得更好。于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又先后率领报业集团的同志到北京、上海、广州、浙江、江苏、四川等地的报社或报业集团参观考察，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推进集团的体制改革。 

    2003年春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深圳报业集团视察时，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集团的发展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思路，其主要内容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和“三个统一”（经营和印刷、发行统一，人事调配统一，财政统一），办报和经营两分开。集团在统一管理和经营中，又根据不同情况，分层次下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标责任指标。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条就是办报、经营要两分开，报纸的舆论话事权和指挥权掌握在党的手里，集团所属各报刊则要按照明确定位和分工，积极努力地办活、办好；集团的经营则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可以完全灵活机动，在市场竞争中尽力做强做大。当时，长春同志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后来，深圳报业集团被批准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在2003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中央对报业集团办报经营两分开的要求和目标，更加强调和明确。 

    但是，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我们中国，要深入进行报业体制改革，做到办报和经营两分开，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 

    首先，改革的大环境尚待进一步改善，报纸自身的体制改革更跟不上形势。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很大的进展，文化体制中的图书出版发行、文艺演出体制等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中国的报纸尤其是党报的体制改革，却是远远落后于形势。这既有报社内部的原因，也与缺乏支持、配合报业体制改革的大环境有关。党管报纸，这一条现时是很明确的。而报纸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方面的产权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等等，却并不明确。党委机关报是机关（干部职务级别、任免像机关，对干部的廉政要求和监督某些方面比机关还要严格）？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上述这些问题，十几年来一直在讨论、争论，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答案，报业体制改革也就进退维谷，反反复复。由于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体制，也就只能依照传统的做法，不管你办报还是经营，都一手抓、一起管，只要报纸不出政治大问题，能成为宣传工具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报社内部对办报和经营，往往也就难于分开、不能分开。 

    其次，传统的思想和旧观念顽固不化。世间的事情，往往是依照老传统、走老路并不难，而要开拓创新，要去闯、去探索，却要有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真正责任感，同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会遇到重重困难，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报业体制改革就是这样。管理报纸的党政机关不少还是用旧观念、老办法，往往只管舆论导向，而不大关心报社的经济效益和报业发展。报社内部也有许多旧思想、旧观念，并且顽固不化。有如廉振孝文中所举：体制改革深入到要办报经营两分开，他就说那不利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都在一口锅里吃饭，谁能离开谁呀？”我自己还不断听到一些“更讲实际”的话：“当前发行、广告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不发动采编人员利用特殊关系去搞发行、拉广告，能行吗？”还有一些总编辑根本就不愿意分开，怕分开了就会失去自己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有些记者、编辑也是反对分开的。不分开，他（她）可以多拿回扣、多得奖金，还可以多受表扬。至于讲职业道德，那是上面的事情。 

    再次，在目前的情况下，办报经营不分开的报纸多数还可以混日子，甚至还可以过得很不错。目前在中国内地，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报业集团或报社，真正做到办报经营两分开。但是，由于大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客观上使某一部分报纸总是不必完全参与市场竞争，而靠党委发通知搞发行，借助某种垄断地位，拉到相当多的广告。有一些单位日子还过得相当不错，年年出成绩，经常报喜讯。可是，这样得过且过，长此下去，能行吗？ 

    作为一个老报人，我要大声疾呼：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报纸本身的发展前景着眼，办报和经营两分开，必不可免。 

    过去在国外，在香港、台湾的各个报社考察，当我们询问办报经营分不分开的时候，也像廉振孝同志那样使别人感觉很奇怪，感到惊愕。因为两分开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只是到现在，中国内地的许多报纸放任甚至要求记者、编辑去搞发行、拉广告，却还是习以为常。我非常同意廉振孝文章中的这段话：“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由于这种所谓的‘资源共享’和‘良性互动’，我们的媒体正在越来越严重地丧失自己的公信力。以自己的信用为代价而获取眼前的蝇头小利，实在是一种愚蠢的饮鸩止渴行为，它葬送的正是媒体的未来。”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样的媒体不但要葬送自己的未来，而且会祸国殃民。何也？ 

    第一，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行业，都必须和必然有自己的行规和职业道德。传媒行业、尤其是目前在中国还是最重要传媒的报纸行业，对职业道德必定要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有钱便是娘，不讲职业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哪个行业都难于生存发展的。我们国家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在振兴中华的努力中，既越来越注重市场经济，也越来越重视法制和道德建设。办报经营不分开，报纸很难真正做到“三贴近”，难于不断创新和办出新水平。同时，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必将导致相当部分报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沦丧，使报纸不断丧失公信力。一张毫无职业道德、公信力不断丧失的报纸，还能奢谈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吗？还能当好党的工具和阵地吗？若其继续生存发展，则必定反过来败坏党的声誉，祸害国家和人民。 

    第二， 社会进步的潮流不可逆转，报业体制也必须与社会进步潮流接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互相交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必定要不断推进。或迟或早，中国的报业体制改革也必然要突破层层难关，同市场接轨，同社会的自由、民主进步接轨。这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潮流，而不是谁愿意不愿意、干不干的问题。其结果，将必定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三，报业体制改革只有不断深入，中国的报纸才能生存和继续发展。只有办报经营两分开，才能使采编人员专心、安心办好报纸，也才能使报业中的固定资产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保值并且不断增值，才能使报业经营灵活机动，在市场竞争中使报纸的无形资产保值、增值，进而促进整个报业的经济实力跨越式地发展、壮大。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不怕任何外国传媒资本的虎视眈眈，才有能力走向海外同世界接轨，才可能在世界舆论中有重要的话语权，也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忠尽职，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作者系深圳报业集团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