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左戴眼镜者）在给盲人朋友讲电影。 　　王 晓摄

　　一名大约四五十岁的盲人男子站在院门口，一只手持着竹杖，另一只手扶着门框，像是在倾听什么。听到周围人渐行渐近的脚步声，他略动了一下身子。“等着听电影呢？”一位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打着招呼。“可不是嘛，马上就开始了！”他露出一脸灿烂笑容。

　　说完，他兴冲冲地往屋里走，深一脚浅一脚地，却看得出，他对这个四合院的环境相当熟悉。“那是，这都来了十几次了，能不熟吗？”5分钟后，电影的主讲人大伟——一位戴眼镜的四十多岁男子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今天的影片是《雾都孤儿》。“……现在镜头上出现的是十五六个孩子，每个孩子的面前有一张桌子……好，镜头一转，出来了一个管事的，头发是花白的；还有一个戴着饺子一样帽子的执事官……”大伟的听众——二十几个盲人挤坐在椅子上，安静地听着，随着情节起伏，时而锁眉，时而露出笑容。

　　讲电影：偶然萌发的创意

　　在这个四合院里，同样的场景已经上演了3年多。

　　大伟本名叫王伟立，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曾是科学院的技术人员，上世纪90年代辞职后下海经商，后来又搞起了电视剧的制作和发行。2004年7月的一个晚上，一位盲人朋友到大伟家做客，正赶上他要用家庭影院看美国大片《终结者》。大伟邀这位朋友一起“观看”，用讲解弥补视力的缺失。没想到，影片结束后，这位盲人激动地抱住大伟，“太精彩了！我竟然看懂了！”由此，大伟和他的妻子郑晓洁萌生了给盲人讲电影的想法。其实，早在这之前，大伟夫妇就自费办起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为盲人提供技能培训。

　　“给盲人讲电影”，绝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为了体会盲人的感受，大伟常常蒙上眼睛，在客厅、卧室、厨房中走来走去，有时还让郑晓洁带着他在马路上溜达。“不光是他，连我也这样试过几次。当时的感觉就是，周围的所有信息你都想了解，因为只有这样，你才知道你的下一步该往哪儿迈。”

　　电影镜头大多衔接紧密，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大的信息量传递给盲人，每个电影大伟事先至少要看3遍，才能把内容记得滚瓜烂熟。讲电影必须用最形象的语言，比如形容一个人工作卖命，他会说：“那人工作的劲头像是使劲砸着一个钉子”。

　　有一次，大伟正讲着电影，设备突然出了问题，播放中断了。可他凭着自己的记忆，还在接着讲。当设备恢复后，画面再次出现，居然和他讲的衔接得丝毫不差。

　　就这样，这个小四合院里至今已上演了上百部电影，连京郊的盲人也会倒上几次公交车赶过来听。“听他这么一讲，我还真像长了眼睛，什么都看见了。”一位60多岁的盲人笑着说。

　　“最艰难的时候只剩20块钱”

　　四合院的小二楼，是大伟和郑晓洁最早“战斗”过的地方。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满满当当地挤着一个沙发、若干把椅子，仅有的几台电脑是别的企业淘汰下来的。墙上“真情是金”四个打印的大字格外醒目。

　　一台电脑正播放着郑晓洁自己制作的“视障版”纪录片，顾名思义，是专门做给视力残障人士看的。片子看上去有些粗糙，以黄色调为主。“这样才能让低视力力的人看清楚。”片尾曲响起时，郑晓洁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歌词是一个盲人写的，它简直就是我们这些年的写照。”

　　如果没有“红丹丹”，如果中途撤身，大伟也许还会在商海浮沉，郑晓洁还会在原本的“电视圈”里做片子，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沦落到一天下来，兜里只剩20块钱的地步。“那是最艰难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得我们自己出，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有次晚上回家的时候，两人凑了凑，发现就剩20块钱了，仅够第二天的早饭钱。”那时，大伟夫妇心里也会打鼓——明天，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当时就是靠那首歌撑着，每听一次歌，都会流不少眼泪，接着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下去。”

　　和周围人的误解相比，经济上的窘迫恐怕算不了什么。自打有了“红丹丹”，大伟夫妇和不少亲戚朋友日渐疏远了。“没办法，谁都躲着我们。知道我们一张口就是要借钱。”郑晓洁说，这些年来，他们没少遭周围人的白眼。有说他们拿盲人挣钱的，有说他们“作秀”的，还有人觉得他们多管闲事，“这明明是政府该做的事，你们凭什么做？”更让他们难过的，是一些“红丹丹”培养出来的盲人播音员，走上社会后竟然四处宣扬，说大伟夫妇歧视他们，挣他们的钱。“当时听了，真是钻心的疼。不过我们一直告诉自己，要微笑面对这些磨难。”

　　采访中，郑晓洁又放了一遍那首片尾曲：“希望是一团火，点燃我们心中那份执著……雨打风吹，百折不回，相信总能看到阳光的妩媚……”

　　给予，是相互的

　　“大伟，你来啦？”“那边走过来的那位是郑老师吧？”四合院里，总能听到这样的招呼声。而这，也是支撑大伟夫妇一路走下来的力量。

　　“这些盲人和我们特别好，他们能听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说话声、脚步声，隔着大老远就会特别亲切地叫你。”郑晓洁说，由于看不见东西，大多数盲人很难信任别人，总对周围充满警惕。“但他们信任我们。有一位盲人家里要搬迁，他对女儿说：‘你去找郑老师帮忙吧。’他能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大伟夫妇从盲人身上收获的，除了信任，还有快乐。而他们的快乐，建立在盲人快乐的基础上。其实，对很多盲人来说，他们真正渴望的是快乐、尊重和平等。郑晓洁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天，“讲电影”的节目在电台播出后，她接到一位75岁老人的电话，老人还没说话就开始哭。“她说她已经失明十几年了，老伴也离开她了。这些年来，她一直一个人在家，小保姆竟然把她的被褥偷走了。”世态炎凉让老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直到这一天她通过电波，听到了大伟讲的电影。

　　“天使”越来越多

　　大伟最喜欢法国影片《天使爱美丽》中的一个片段：爱美丽搀一位盲人过马路，短短几分钟，她把周围的一切描述给盲人：“我们刚走过了肉店，火腿卖79法郎，排骨卖45法郎，真好玩，一个小孩在看狗，小狗在看鸡肉……”之后，盲人仰望天空，说：“上帝啊，你派来的天使我见到了。”

　　今天在“红丹丹”，越来越多的人当起了这样的天使。“现在已经有100多名志愿者，社会各界的都有，他们主要负责英文翻译、电脑技术、讲电影等。”2006年10月14日，“红丹丹”组织30多名志愿者参加了一个叫“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体验活动。活动结束后，13个人签下了“角膜捐赠书”。同时，大伟夫妇还得到了微软、拜耳等知名企业的赞助。他们感到不再孤单，“毕竟，有那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大伟他们还有很多梦想：希望将讲过的电影做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盲人“看”到；希望培养的盲人主持人能参加残奥会的采编……但他们最希望的，恐怕还是让每一个健全人能主动帮助、尊重盲人。“在马路边，把你的胳膊伸给盲人，作为一个支点。这样，他就能挎着你的胳膊，轻松地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