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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这天凌晨3点，一年没困扰王学文的痛风找回来了。腿疼难忍，站不起来。天刚亮一点，他找了根竹竿拄着，一瘸一拐去赶早集。
他从东北来四川达州10个月，一直在收拾别人的烂摊子——一个老战友向他借了170万，想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脱硫厂”，结果却“连山都选错”。待他赶来，战友给当地百姓留下许多无法兑现的承诺，消失了。他也并不习惯与当地乡人打交道，几度纠纷，几乎要上法庭。
痛风发作后不到12个小时，达州的地面开始发抖，他以为是刮风，愣了半天才又拖着腿跑到了楼外。之后若干天，他和我们一样，见证了那场浩劫，直到5月底，他在电视里看到往唐家山堰塞湖运送装备的米-26，“那就是我的机场要飞的飞机啊！”
他的机场在黑龙江绥芬河，这里从未起降过任何飞机，却牵扯了他14年的生命，把他从雄心勃勃的“倒爷”、敢吃螃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忧伤的老人。一年多以前，他把机场的土地转让给了当地政府，一个教学园区将在那里兴起，但这“机场梦”，却每每不请自到地闯进他的脑海，无法割断。
第一笔生意挣了20万
1982年转业时“再不想搞理论”，因为觉得自己像喇叭筒，“今天说对了明天又批判”，翻来覆去，实在“浪费生命”。
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在“倒爷”中诞生。
这一年，37岁的王学文在黑龙江省的交通运输系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家呼兰县继续干国企。他18岁当兵，做宣传工作，到1982年转业时“再不想搞理论”，因为觉得自己像喇叭筒，“今天说对了明天又批判”，翻来覆去，实在“浪费生命”。
回呼兰国营运输公司不久，他就把通过交通部低息贷款购来的四台俄产拉达轿车包给了个人。这种出租车业的“大包”在黑龙江还是首例，他因此被指为拿共产党的钱让私人发财。他不为所动，“我是根据中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办的。”
1987年，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权限，王学文远远地嗅到了商机。同年底，他从正局级干部位置上下海，真正当起了“企业家”。
王学文先后在东北开办了好几家小公司，做过亚麻、木材、饲料生意。在绥芬河，他选择的是开酒店。小公司先后黄掉，酒店也不怎么赚钱——打白条的太多了，“倒是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
绥芬河易货贸易的黄金期始于1988年，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后来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撑越大。
1990年，王学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绥芬河百货商品进出口部”，按照当时副市长赵明非制定的政策，交了30万注册费，挂靠在总公司下。他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贸易：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第一笔生意看到20万的利润。”
三年时间身家超千万
他的得意之作是用2000吨玉米换回了50辆拉达轿车。
1992年5月，已当选市长的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说，“到了现场，工商局的人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那时候赚钱也容易，王学文曾在格城（格罗捷阔沃）看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电话机，俄罗斯卖主开价50美元，或者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一套阿迪才几个钱啊？我们这边到处都是仿制的……”事实上，在苏联日用品匮乏的大背景下，载满中国货的火车，往往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清空——每一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抢购者。
整个绥芬河为此陷入了疯狂，王学文说，那时候就“看不到闲人”，除了上学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有和王学文一样三天两头奔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的，有腿脚勤快的去“拼缝儿”，全城4万来人，据说最高峰时有1万多“拼缝”者。这些蚂蚁大军，每日游走在火车站和各边贸公司之间，散布新闻，带来各种供求信息。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有人开玩笑说，在街上随便扔个石子，就能砸到一个经理。就连家庭主妇们也放弃了电视机和电视剧，她们把“渴望”落实在了行动上——租床位卖商品。1989年，青云市场一个1米宽的床位租价不过2000元，几年后就涨到了数万。
王学文也随之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中国的服装、小电器、方便面一车皮一车皮地从绥芬河运出，而苏联积压的钢铁、木材、汽车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得意之作便是用2000吨玉米换回了50辆拉达轿车。从1990年到1992年，三年时间他的身家已超千万。
2300多家外贸公司
黄了2000家
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
1993年，王学文的玉米换轿车的贸易伙伴——俄裔犹太人亚柯夫再次找到他，希望与他合办航空公司。王学文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国际玩笑。亚柯夫给他描绘了一个机遇：中俄口岸的换装能力跟不上边贸的发展，保鲜果蔬冬冻夏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绥芬河距海参崴仅220公里，但两地果蔬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管飞行，你管收钱。”王学文被说服了，“中俄合资蓝天航空公司”成立了。“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哪想到建个直升机场会这么难。”
为了争取批航线，这个曾经的倒爷用尽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资源：反弹琵琶——利用俄罗斯远东民航局局长促民航总局；上层路线——通过战友找到高层的亲属；千里送车——为了把绥芬河仅有的一辆“4500沙漠风暴”送给一位处长，他甚至遭遇车祸。
三年后，航线批了。
然后是机场立项。为了打通“两大块”（军队和地方）与“四条线”（计划部门、民航部门、地方军区以及空军）的关系，他北京东北两地跑，“痛风发作时让人背着我上楼下楼。”
又是三年，也立项了。
2001年，机场主体工程结束，2003年1月，机场全面验收。只剩下最后一关口岸申请，王学文被卡死在这里。“就差海关总署，”王学文2006年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信，海关总署于是批了三个月的试飞期，“手续还没办齐全，三个月就到了。我算过，再找海关总署，最多也就再批三个月，头三个月得亏进去200万……官员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给你念规定。你不打点打点，这本经就给你念到底，我当时真想坚持下来啊，但是中国国情太复杂了……”
“以前俄罗斯人特别讲诚信，只有挨骗的份儿。1991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互相拆台，俄罗斯人也开始骗人，一车货同时卖给五六家中国公司，最后你就找不着他们了。”王学文说。1993年以后，绥芬河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兴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倒是那些单打独斗的倒爷们，凭着力气、眼力和冒险精神（当然包括灰色通关），继续往俄罗斯“倒包”，并成就了一批新富豪。“现在绥芬河有几个亿万富翁，我做边贸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呢。”王学文感慨。
有人在总结30年中国企业发展时说，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显然，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
“倒包”仍在继续。王学文说：他不会再做贸易了，把四川的厂子处理好以后，打算和俄罗斯谈一个实业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