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家理教授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外同行交流。

　　不能走西方高耗能型

　　“汽车家电化”之路

　　记者：您提出中国不能走西方高耗能型“汽车家电化”之路，请谈谈其中的具体原因。

　　葛家理：中国经济只能承受“有限目标”的能源需求，而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满足“无限消费”能源的老路。现在，社会上有种思潮，把美国高消费生活作为中国人生活是否提高的标志和目标。如，提出中国要成为“汽车社会”，形成“汽车家庭”，这是行不通的。英国《卫报》１月２５日发表《新的世界秩序》评论文章指出：西方经济模式——以矿石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以社会整体空调化、家电化为生活方式，并充斥着使用一次性商品。每４个人中有３辆汽车。如果按此发展，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到２０２０年预计有１４．５亿人口，就要拥有１１亿辆汽车，实际上，目前世界才有８亿辆汽车保有量。为了１１亿辆汽车“有路走、有地停、有油燃”，需要使用２９００万公顷土地作为公路和停车场，这就等于中国现有全部稻田的总量，还需要日用石油９９００万桶。而现在世界日产石油只有８４００万桶。所以，我认为，我国只能承受“有限目标”的能源需求，用这个总的战略思想来“确定方针、选择道路、决策战略、制定法规”。

　　能源增长超过ＧＤＰ增速

　　会有拉动链断裂之虞

　　记者：您怎样看能源增长和ＧＤＰ增速？

　　葛家理：国内宏观经济在连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开始显露经济运行质量下滑，潜伏着隐患。根据我们连续多年的监测发现，在ＧＤＰ高速增长的同时，宏观经济运行质量指标自２００１年连续下降。如ＧＤＰ投入产出比（１元投资对应得到ＧＤＰ值），２００１年为２．６３２，２００２年为２．４３９，２００３年为２．１２８，而２００４年只有１．９６。这个指标是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十个指标之一（该值为２．５时已进入橙色防范区，当降到２就是危险区）。

　　遏制能源消费爆炸式增长

　　以确保国家安全

　　记者：您刚才说到中国能源发展不能走西方“无限消费”的老路对中长期而言，解决高消费问题有什么现实性和迫切性的意义？

　　葛家理：这正是我想说的。中国的ＧＤＰ速度一直保持在９．５％左右发展的大好形势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却十分严峻，它影响着国家政治安全和宏观经济发展。严峻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已形成对我国的战略包围。东部，朝核问题至今维持对立。西部，周边战争直达边界；南部，形成群岛锁链。有些国家不但想霸占中国领海和油气资源，而且还以“中国威胁论”制造对立。北部是与中国争夺油源和通道，并形成对中国能源地缘政治的包围。因此，遏制能源消费爆炸式增长可以确保国家安全。

　　能源消费超常增长成为

　　影响实现小康社会的障碍

　　记者：如何看待控制能源消费？

　　葛家理：根据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１６项指标：到２０２０年人口达到１４亿，按人均３０００美金ＧＤＰ计算，ＧＤＰ总值为４．２万亿美元，能源利用率为２０元／公斤。如果按此标准，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能源总耗只应有１６．８亿吨标煤。可是，这个能源消费总量早在２００３年就突破了。因此，若不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小康社会原定的能源目标是达不到的。用我们的研究测算，２０２０年，如不控制能源消费，只能达到能源利用率原定指标的２８％％，即６．４元／公斤左右。这也说明，过高的能源消费，不但现实经济承受不起，而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承受不起。

　　记者：您讲的能源高消费带来的危害，使我们真切体会到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感。然而，我国受人口资源约束，解决能源瓶颈问题并不乐观，您认为中国能源问题应怎样解决？

　　葛家理：尽管目前形势严峻，困难重重，但并不悲观。只要我们“转变观念、重建模式、立足创新、重在决策”，中国一定会走出一条目标理性、结构优化、系统协调、安全持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经济发展道路。

　　从“数量能源观”向

　　“素质能源观”的转变

　　记者：转变观念是不是像您所说，从传统的“数量能源观”束缚中解脱出来，走向“素质能源观”的发展之路？

　　葛家理：对。所谓“数量能源观”就是以预测出来所需要的能量、数量为单一目标（标煤、标油，并以能源消费增加速度为动力，来拉动宏观经济ＧＤＰ增长）。“素质能源观”是一个多目标、多因素、多变量的开放型复杂巨系统体系。它的目标要求能源发展必须符合社会对“能源的全面要求”。那就是“高效、经济、洁净、安全、持续”的能源观。它不只是靠能源数量增加来拉动ＧＤＰ，而是靠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双重优化来拉动ＧＤＰ增长（这已为日本能源用“稳油兴气、稳煤兴电”结构优化，使能源消耗总量不变的前题下ＧＤＰ照样增长而证实）。也为我国２００１年之前（１９９７—２０００）经济发展所证实。

　　记者：如何重建宏观经济增长模式？

　　葛家理：把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点拉动”模式更新为“系统经济”模式，就是“理性目标＋结构拉动＋系统协调”。“理性目标”是在做能源和经济规划时，必须严格控制社会总体的能源需求规模，以绝对数字而不是相对数字来要求。具体标准也应以社会可承受的标准出发，而不是向西方国家看齐。在此目标下，寻求能源结构的优化。如“稳煤兴电”、“稳油兴气”等。日本正是在经历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后，迅速做出上述调整，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双重“结构拉动”是指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同时，着眼产业结构政策的优化，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来实现ＧＤＰ增加，从而改变目前宏观经济总体上靠能源投入过大的现状。“系统协调”是指能源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协调、能源经济战略与能源政治外交战略协调、能源与产业协调、能源与环保协调等。

　　制定中国能源战略和法规

　　“重在决策”

　　记者：“重在决策”，体现在中国能源战略和法规的制定上有哪些方面？ 葛家理：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战略和法规，牵涉很多重大理论、方法、规律的认识。决策者像坐在一趟高速列车上，速度很快、惯性很大，谁都知道过急刹车、过快制动会发生翻车灾难。但另一方面，“治标不治本，延误时机”也可能遭受更大损失。所以，规划难、决策更难。重在决策更需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又要在国家政治经济这个“开放型复杂巨系统”的前沿上，用系统经济学的眼光进行优化协调，重点是决策以下关键问题：

　　１．目标决策：中国能源发展是控制“有限理性目标”还是满足“无限预测需求”？２．理论决策：中国能源发展是靠“结构优化”还是靠“速度拉动”？３．模式决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系统发展”还是“单点拉动”？４．道路决策：中国经济发展只能走“物力经济重工业制造道路”还是走“智力经济跨越节能道路”？５．方针决策：中国能源经济发展是靠“国家管制”还是靠“社会调节”？６．体制决策：中国能源经济发展是坚持“垂向统一管理”还是“横向分区服务”？７．机制决策：中国和谐社会是靠“多元互动”还是“均分财富”？８．政策决策：中国能源政策是“有限垄断”还是“完全竞争”？９．策略决策：能源污染环境、矿难频发是只靠“限排严惩、关停并转”还是“减少需求、全面改革”？１０．方法决策：中国石油供给是靠“突破领海”还是靠“跨国优先”？

　　走向“有限能源理性目标”

　　记者：最后再问一个具体问题，温总理在“两会”报告中提出今年能源消耗要减少４％的指标，您认为能达到吗？这是否说明我国能源战略已走上了“有限理性消费”目标？

　　葛家理：我认为是可以达到的。这意味着今年要节约９６００万吨标煤能源，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离真正达到我国走向“有限能源理性目标”的时期才是第一步，这就意味着我国２００６年能源总消费量将达到２４亿吨标煤，是１５年后在２０２０年才有的消费需求。看来，我国经济满足能源战略需求还任重道远。因此，还是要“重在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