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全当量空爆；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等。“两弹一星”伟业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是高耸在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勇于攀登科技高峰的壮举。
开创“两弹一星”伟业的那段艰苦奋斗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至今，开创者们的动人事迹仍然被人们广为传颂。中国工程院曾组织几百位专家评选了25项新中国的工程科技成就，“两弹一星”名列第一；当我们向新一代海归和青少年学生讲述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人的故事时，会场总是掌声雷动；当前，在人们为新的工程科技成就惊叹欢呼的时候，也会很自然地与“两弹一星”联想到一起。
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屈辱和灾难而能够生生不息，主要的凝聚力、号召力，就是中华文化精华的传承、精神传统的弘扬。无数先哲和仁人志士以其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奋斗的精神，受到后人的尊崇和敬仰。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就“两弹一星”伟业，也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两弹元勋，核武器事业的决策者、领导者、管理者，工人、解放军，更多的是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和全国各行各业支持中国核事业的人们，他们共同创建了伟业、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共同铸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时代和国家的选择使我有幸进入这壮丽的事业，并有幸结识了一批大写的人，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工作。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谦诚的为人处事、高尚的人格魅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然最让我铭记和感触的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科学家精神，使我受益终生。有感于自己几十年的科研生涯，并结合老科学家的故事，简要概括几点体会。
唯真求实是科学家精神的基础
科学家精神，首先是追求真理、造福人类的科学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技的繁荣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因纯净而美丽，也因严谨而不断进步。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创新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要有利于社会而不能有害社会，这就要求对任何弄虚作假零容忍，甚至不允许半点马虎，也要求科技工作者以有利于社会为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参加工作之初，我们就受到“三老、四严”的教育，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严密、严谨、严肃”。“三老、四严”是老一辈科学家对“科学精神和学风”的概括，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21世纪初，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说过“科技工作者的遗传因子就是‘唯真求实’四个字”，进一步强调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王淦昌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同时有个小的插曲：当时实验一张照片中另有一个很长的粒子的轨迹，很像一个新的粒子，苏联科学家急于想宣布发现了新粒子，甚至想命名为“D粒子”，但是王淦昌觉得这个证据不充分，有可能是新粒子，也有可能是另外—种粒子的反应，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后来经过严格的理论和实验分析，确认它不是一个新粒子，而是Ko介子的电荷交换反应的轨迹。王淦昌说：“谢天谢地，我当时没有说它是新粒子，如果我当时急于宣布它是新粒子，我就成为一个吹牛的人了，科学家是不能吹牛的。”王老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及事后平实的语言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发，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定要很严谨、严格，不能随随便便地下结论。
我国另一位两弹元勋朱光亚，1950年从美国回国后，直到1991年才第一次率团赴美就核军备控制进行学术交流。朱光亚是代表团团长，在交流过程中一直有意让中青年专家作主要发言，他本人只在关键时刻简要说几句。还有一次，我和研究生为《物理》杂志写了一篇阐述军备控制物理学的文章，因为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朱光亚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并将初稿送给他审阅。他对文章作了认真具体的修改后，却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作者位置移到了最后一名，这件署名的小事也体现了他的为人和学风。
探索求新是科学家精神的使命
科学的灵魂在于创新，科学家的使命首先是探索未知，或者通过工程技术创新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创造新的产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满足于已有的认识、已有的能力、已有的技术和已有的产品，以科技的创新推动社会的进步。
王淦昌一生都在不断求新，他年过花甲以后，又做了几件大事：第一，在技术上全面领导了我国的前三次地下核试验，使我国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第二，致力于推动我国的核电事业发展，在王淦昌的推动和倡导下，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了第一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第三，1964年，他提出了“激光驱动核聚变”的思想。“文革”刚过，王老就亲自率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一支队伍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讨论激光核聚变合作。他倡导优势互补，说“合则成，分则败”，直到去世前，他仍在不遗余力地鼓励后人，推进中国的激光核聚变事业；第四，面对国际上的高技术竞争与挑战，他和几位老科学家一道开创了国家“863”计划；第五，90岁高龄的他，还亲自到香港讲学，并且讲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洁净能源。
王老就是这样活到老、学到老、求新到老的一个人。王老不断创新的学术思想，对我国科技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曾对我说，“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这句话是对后辈的勉励，也是王老的真实写照。他还多次对后辈人说：“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就是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够保持创新的心态，不断做出创新的成果。
“创新”是现在社会各界频繁使用的一个词。在当时，大家很少用这个词，却都在以实际行动去创新，除优良的学风外，还有老一辈科学家扎实的功底、整个团队的团结协作和勤奋拼搏。提倡科学、民主、自由的讨论，鼓励新思想，学术上提倡争鸣，大家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而非个人急功近利，才会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核武器原理突破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一的彭桓武却不愿领这个奖，他以一副对联作解释：“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种靠集体实现重大创新的做法，正是我们今天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应该大力提倡的。
使命担当是科学家精神的品格
科学家要有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当年，带头突破“两弹”的老一辈科学家，他们深知中华民族经历过的屈辱和灾难，所以一定要振兴中华，一定要让祖国强大。这个精神支柱，凝练成了“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的事业文化，使他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和人为的干扰，努力实现国家的目标。
邓稼先从美国回来，领导找他谈话让干核武器事业，他毫无异议，并说“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王淦昌当时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一流成果，回国后，领导说你搞原子弹吧，他毅然说“我愿以身许国！”，并为突破原子弹、氢弹隐姓埋名17年；彭桓武回国前，有人问“国外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回国？”，彭桓武回答：“我是中国人，我要是不回国，你再问我为什么！”
20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国家经济十分紧张，吃饱肚子都很困难。那时候我在莫斯科学习，王淦昌在那儿工作。当时王淦昌把工作收入和平时节省下来的14万老卢布，折合约1.4万新卢布都捐给了大使馆，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议。他在生活当中不太讲究，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很简单，但是国家有需要，他义无反顾，慷慨解囊。后来，王老被骑自行车的人撞后，《北京晚报》曾报道“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被人撞倒，年轻人扬长而去”。王老看到这个报道以后，说“我不是原子弹之父，那是集体干成的”。
一次氢弹空投试验两度投弹不成，朱光亚让大家撤至安全线之外，自己和空军指挥员留在现场冷静指挥飞机带弹着陆，险象环生，他却淡定沉着。飞行员安全降落后，他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我们算是做了一次带弹着陆试验啊”，后来讲到自己时，他总是淡淡一笑，说：“这是很多人的事业，我只是这里普通的一员，做了点该做的工作。”
老一辈科学家属于中国，闻名世界，他们为祖国的强盛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他们的故事使我对科学家精神有了深入的理解，更使我在50多年的科研实践中受益匪浅。科学家精神是丰富、生动、深刻、厚重的。总之，追求真理、实事求是、锐意创新、使命担当是科学家精神的概括。我理解，其中最核心的是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凝聚了大家，成为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是一种非常硬的软实力，是物质不可替代的力量。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使人们有了更好的工作环境，改革开放推动了科技交流和开放创新，互联网时代使人们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工作效率，同时，多彩的诱惑和多元化的价值观也增加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复杂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家精神永远不过时，成就任何高水平的工作都离不开人的品格和精神，在新时代传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日益突显出其深刻性和重要性。
现在世界各国正在开展激烈的竞赛，这种竞赛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赛，是教育和科技的竞赛，更是人才的竞赛。我想，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而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必定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新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他们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共同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们身边确实有一批青年是这样做的，他们胸怀祖国、甘于奉献，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
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有许多卓越成就，但离“科技强国”的目标还相差很远。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传承和发扬科学家精神，要做高质量的科研工作，要将自己的人生价值融入到国家和时代的进步中，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真正走到世界前列，成长出一批一流的科技人才，实现科技强国的历史性目标，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