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0年前，董耀会和同伴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之旅。此后，他一直致力于长城历史文化研究、长城保护和利用工作。如今，已成为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长城分会会长的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本刊开设“‘长城之子’话长城”专栏，记录他与长城相依相伴的人生。

    1984年7月9日，我们去平谷县（今平谷区）民政局找地图，在办公室看到《北京晚报》7月5日头版头条刊发的一篇有关长城的文章，题为《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北京日报等联合举办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这篇文章的旁边，还有一篇关于长城保护的文章。

    我们向民政局要了这张《北京晚报》，打算在北京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这时，家里人也来北京看望我们。到北京先忙了几天，我才给北京晚报社的苏文洋打电话。他很高兴，约好当天下午去报社见面。苏文洋的脸圆圆的，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说：“早就想联系你们，联系不上。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你们。”接着又说：“今天没空聊，要赶到中南海去取邓小平同志的题词。”

    《北京晚报》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公开募捐，苏文洋是具体“操盘手”。他介绍，报社总编辑顾行很支持这件事，他和副总编辑张志华一起，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北京市委领导还专门请示了当时的中央领导。苏文洋说，启事刊登仅8天，就收到了100多万元的赞助款。

    一

    没有人能预料到徒步考察长城这件事，在北京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们还赶上了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1984年6月底，《北京晚报》刊发《北京地区长城失修严重》一文，起因是地矿部遥感中心做的《北京地区长城现状调查研究》提出，北京地区的长城墙体完整，城台、垛口略残的仅占总长的16.6%，而只遗留土堆或少量残壁的占总长度的66%。

    苏文洋给我看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题词，字是题写在采访笔记本上的。苏文洋说，7月5日当天，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词。

    我们在北京期间拜访了很多人，第一个拜访的是杨联康。我们和杨联康在苏文洋办公室相识，然后约好去他家拜访。杨联康徒步走过长江、黄河，住在西城区罗圈胡同。在北京休整期间，我们还拜访了孔罗荪、丁玲、吴祖光、金紫光等人。金紫光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曾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他代表延安文艺研究会捐赠给我们价值600多元的三套羽绒衣裤，只是时间太紧，交流得未能尽兴。

    二

    我们还特意去拜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童大林。他也是一位老革命，1934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这个时候正在参与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

    童大林是在中南海办公室见的我们，我们把一路看到农村的情况，包括多种经营、山区经济等，都告诉了他。他很关心地问：“河北的农村吃得饱吃不饱？每天吃什么？北京的农村吃什么？农民承包了土地收成怎么样？”我们也都做了回答：农民的生活要求很简单，能有饭吃、有房住、有衣服穿就好。一家人和父母、儿女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干活主要是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候还没有大批的农民工外出干活，所以村里人很多、很热火。

    现在去农村看到一些老房子，会觉得房子比较矮小。墙是用石头或长城砖盖的，窗户是木头的，也不大，其实当时人们住着并不觉得小。我们走长城的时候，几乎长城脚下关口或城堡演变成的村庄都有用长城砖盖的房子。一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向我提起农民拆长城盖家里房子的事。我常跟大家说，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在生活那么困难的时候，国家也没有对长城保护的要求，甚至很多时候都是相关地方政府组织人员去拆长城，所以不能过于责备农民。比如，怀柔黄花城修建水库就敲锣打鼓地去拆长城，当时开动员会还表彰这个做法是废物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让农民认识到保护长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那时农民用长城砖盖房子的事。

    那个年代很少有年轻人梦想进城打工，更别说进城里生活了。我们聊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还参观了中南海，主要是看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故居。毛主席故居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因有康熙的题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而得名。毛主席卧室的特点是书多，一张大床也有半床的书。

    三

    1984年8月27日，我们参加八达岭长城修复一期、二期工程的竣工典礼——八达岭长城修复竣工典礼。竣工的工程主要是北六城台至北八城台之间的城墙，北八城台是八达岭长城的最高点。那时候，大家是爬上去的，现在坐索道可以直接上到北八城台。许多领导都出席典礼活动，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全国政协副主席、开国上将肖华，以及王定国、魏传统等老同志。

    开幕式结束后，邓力群、肖华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临别的时候，肖华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走完长城，我在北京给你们接风洗尘。”十分遗憾的是，肖华没能看到我们的成功。第二年的8月12日，我们还差一个多月就到达嘉峪关的时候，他不幸病逝。邓力群和肖华都给我们题了词，邓力群题词“祝你们长征万里成功”，肖华题词“不到长城非好汉”。

    活动现场很热闹，肖华问我：“为什么从秦始皇到朱元璋，都要修建长城？当时，不修长城行不行？”我有些迟疑地说：“不行吧。”肖华马上问：“为什么不行？”这句问话令我心里一颤，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恐惧。那时我们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才意识到研究长城不仅要关注长城建筑本体，还要关注长城的历史，更要关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后来这个问题成为我长期思考、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也是在所有的讲座和报告中我必须要讲的问题，称其为“肖华之问”。

    这次活动，我们还认识了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当时有两个人在拿着材料和他说着什么，陈昊苏看到我们站在了他的旁边，笑一笑说：“听介绍你们来，你们在徒步考察长城。”时隔多年，我以秘书长身份主持中国长城学会秘书处工作时，陈昊苏已经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我去办公室看望他并奉黄华会长的指示，请他出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一共收到全国捐款627万元人民币，还有海外捐款135万美元，用来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三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总共7000米城墙和90多座空心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