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中共党员，河北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于敏被评为“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19年，于敏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73岁那年，于敏写了一首以“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一叶何轻？托身黄沙纸笔。一叶何重？犹可安邦御敌。于敏，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1946年，他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于敏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他的学号是1234013。1代表理学院，2代表物理系，34代表年级（民国34年），013代表个人号码。当时公布成绩不张名，按学号公布，贴在图书馆院内的墙上。13在西方是不吉利的数字，但是在那时的北大却成了吉利的数字，因为每次公布成绩时，这个学号的成绩总是名列第一。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这个学号是于敏的，于敏也就成了名冠校园、师生无不佩服和称赞的学生。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又报考了理学院院长张宗燧的研究生。张宗燧是国际上有名的物理学家，是第一位在剑桥开课的华人，他对学生的要求极为苛刻，就连讲课也是全程英文，在其他同学望而生畏之时，于敏却专找极难的课题挑战，他超强的记忆力、超群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让整个理学院为之惊叹！

    于敏当年还因一张成绩单轰动北大。有一年，北大代数考试特别难，数学系的平均成绩居然不足20分。而于敏在这次考试中，拿了100分！吊打整个北大物理系，甚至吊打整个北大数学系。整个北大里的学子，谁都不服，就服于敏，心甘情愿地称于敏为天才。

    能被一群天才称呼为天才的人，究竟有多天才？大概已经不是凡人可以触摸的领域了。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听了这话，这位日本专家不免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很快，一次秘密谈话，改变了于敏的人生轨迹。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对他说：“经研究，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了解到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也要尽快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祖国的召唤，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愿“留取丹心照汗青”。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许诺易，践诺难。相比原子弹研究，于敏等人进行的氢弹研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一点点探索氢弹理论。他和黄祖洽一起，领导轻核理论组，在4年的氢弹预研中做了大量工作，探讨了氢弹中的多种物理过程和可能结构，最终迎来了氢弹试验的空爆成功。

    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成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中国氢弹之父”的头衔，于敏并不认同。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为了心中的理想，于敏义无反顾地服从国家需要，隐姓埋名，穷微探理驭核能；淡泊一生，矢志报国献宏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