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批评“中西合璧”实为“中西合瓦”
林风眠主张东西方艺术相糅合以登高峰
徐悲鸿的爱国主义似乎更强。1947年，他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文中说：“……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黯无光彩。起而代之者，将为吾敌国之日本人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诸位想想，倘不幸果是如，我们将有何颜面以对祖宗。”他又说：“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是充实国力了”“不过中国倘真不幸，没落到没有一样东西出人头地时，我且问你，你那世界主义，还有什么颜面”。（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39页）
徐悲鸿强调，要发展中国画，要改良中国画，创作以中国画为主。他不能容忍“中西调和”，更反对“中西合璧”，甚至把“中西合璧”说成是“中西合瓦”，并力主“中西分璧”。1931年1月，他发表《悲鸿自述》，其中说道：“吾爱画入骨，以爱画故学画……一九二七年秋返国，倡写实主义，为求真之运动，抨击欧洲惑人耳目之牟利主义。主张中西分璧，时国人徒知中西合瓦。”（徐悲鸿，《徐悲鸿自传》，上海《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1月）
他又说：“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徐悲鸿文集》，第139页）
“合璧”是两件美好事物之结合；“合瓦”则是简陋低贱的结合；“分璧”是分开则为璧玉。可见徐悲鸿对中西结合的态度。
其实，几乎所有真正的思想家都不提“中西合璧”和“中西结合”，因为那是没有主体意识的。毛泽东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张之洞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认为一切外国学术都只能为中国所用，鲁迅提“拿来主义”，等等。在近现代艺术家中，徐悲鸿是最有主体意识、最有思想的一个人。
严复也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上海《外交报》，第九、十期，1902年。又见《严复集》册三）
徐悲鸿从没有提出“中西结合”“中西融合”“调合中西”“中西合璧”一类话，因为那没有主体意识。但是，徐悲鸿是主张借鉴西洋画的，尤其是素描，他一生倡导写实主义，力主“素描画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他反复说：
“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徐悲鸿，《美的解剖》，《徐悲鸿文集》，第13页）
“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徐悲鸿文集》，第139页）
“吾学于欧既久，知艺之基础也惟描。大师无不善描，而吾尤笃好普吕东描之雄奇幽深，坚劲秀曼。国人治艺者已多，其亦有吾同嗜否？爰首布之，征吾国艺人之尚焉。”（徐悲鸿，《徐悲鸿绘画集·序》，载《徐悲鸿文集》，第6页）
“研究绘画者第一步工夫即为素描，素描是吾人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唯一之法门。”“素描在美术教育上的地位，如同建造房屋打基础一样。房屋的基础打不好，房屋就砌不成……因此，学美术一定要从素描入手，否则是学不成功的。”（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讲演辞》，《徐悲鸿文集》，第15页）
“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废，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徐悲鸿，《在大同大学讲演辞》，《徐悲鸿文集》，第16页）
和林风眠一样，徐悲鸿也认为当时的国画“颓败”，必须用西方素描的方法加以改进。但这不是“调合”，更不是“结合”，而是借来为我所用，中为主，西为客、为次。用素描来丰富国画，但仍然是国画，是有围墙的。西画可以进入围墙内，但只能化为中国画的一部分，或者作为营养被中国画所吸收。不可与国画分庭抗礼、平等地列于围墙内。
徐悲鸿强调中国画家必须发展中国画，抗战时，他这一情绪更为激烈。
日本侵略中国，当时的日本军事先进，中国落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必亡。毛泽东《论持久战》中专列一节《驳亡国论》，他说：“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18页）这也说明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必亡。即使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必亡，因为日本当时太强大了。《吴宓日记》说：“……（陈）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吴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册，第168页）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亡，还有一些口中不说、笔下不写，但心里有数。国亡了，怎么办呢？几百万军队都无能为力，手无寸铁的书生又能怎么办？熊十力说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性：“一个国家，文化不亡，则国不亡。”所以，爱国的知识分子都一致强调中国文化，国粹派倍受欢迎。最早强调“全盘西化”的胡适，这时也不再提“全盘西化”，而反过来强调“整理国故”。他也身体力行，自此坚持研究传播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比胡适更强调“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也不再提“全盘西化”，反而在现实中更强调“中化”。傅斯年等一批人也不提“全盘西化”，反而反复强调“国故”。黄宾虹等人也都强调中国特色的国画，他们都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中国灭亡了，中国的文化如果也西化了，那就彻底亡了。因此强调中国的文化，只要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就不亡。中国画就必须是中国画，不能变为西洋画，也不能“中西结合”“中西合璧”。
徐悲鸿的爱国热情十分强烈。在他的文集中随处可以看到他的爱国热情，他还写了《誓死以抗强暴，再来肃清国贼》等文，他的题画诗文中常见到他为国事“忧心如焚”等句。他画鹰题：“长沙战事，忧心如焚。”“日前，神鹰队袭汉口倭机，毁其百架，为长沙大胜余韵，兴奋不已，写此以寄豪情。”画狮题：“危亡益亟，愤气塞胸，写此自遣。”画马也题此句。画白皮松题“乙亥危亡之际”。画猫题：“故国灰烬里，国难剧堪悲。”画马题：“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徐悲鸿纪念馆编，《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他在马来西亚卖画支援抗战，仍对长沙会战“忧心如焚”，可见他爱国之情怀。所以，他不能容忍“中西平等”“调合中西”等论。他声明自己学西画是为了发展中国画。他强调的是中国画。所以，他的体系中的杰出画家多是中国画画家。
徐悲鸿弟子多中国画画家
林风眠学生多西洋画面貌
1962年，林风眠62岁了，仍然教育学生：将西方艺术的高峰和东方艺术的高峰糅合在一起，才能摘下艺术的桂冠，登上世界艺术之岭。（林风眠，《林风眠画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林风眠至老仍然认为艺术是不分中西的，对中西无主次之分。
吴冠中则以90岁高龄，仍力倡“推倒中国画的围墙”。
徐派杰出画家李可染则以81岁高龄，强调：“我画了70年画，一直在前进。有人说：‘李可染还要再跨一步。’我说：‘跨进一步是可以的，但不能跨到西洋画那里去。’”
李可染还说：“吾画扎根祖国大地，基于传统，发展于宏观世界。人谓吾画为国画印象派，吾不能然其说。早岁吾学过几年西画，……但吾转觉我国自有光辉文化体系，独特表现形式，学习外国旨在借鉴丰富自己，若因此妄自菲薄而卑弃传统，吾深以为耻。”（“世纪可染”组委会编，《世纪可染——纪念李可染诞辰一百周年特刊》，2007年版，第246页）他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是颇有自豪感的。而且，他对中西的主次分得很清楚。
吴冠中则反复说他“有意无意地崇拜西洋画”，当油画颜料不易买到时，他被迫转学中国画，但他“仍迷恋西画的色彩”，马上又改学西画了。他还说“初学时都喜欢西洋画……年轻时候喜欢强烈狂放的色彩，如粉红、粉绿”。（吴冠中，《吴冠中文丛》，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东西冠中》，第365页）他一直是以西方画而“他豪”。以西画为主，以国画为次。
一方要拆毁、推倒中国画的围墙，只要画得好，无所谓是否是中国画；一方则要加强中国画的围墙，强调要发展的一定是中国画。几十年过去了，林风眠系的画家如朱德群、赵无极等人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的作品证明了西洋画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徐悲鸿系统的画家，包括蒋兆和、李可染等人的作品，证明了中国画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可见，徐悲鸿、林风眠之艺术主张不同，其影响、结果亦大不相同。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