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我刚识字看书的时候就问父亲常书鸿：“你的名字为什么有个‘书’字？”父亲说：“我们这代人是常家的‘书’字辈，你大伯常书林、三叔常书文、四叔常书箴、五叔常书鑫……名字里都有个‘书’字，这也是我们与‘书’的不解之缘。”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与敦煌结缘也与书有关。1935年秋天，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他翻阅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开启了常氏家族的敦煌岁月。

    我出生那年的10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专人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父亲担任第一任所长。母亲作为助理研究员，他们携手迎接敦煌事业的春天，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工作。

    我不到两岁就被送到北京，寄养在外公李容恢家中。他时常穿着长衫、蓄着胡须，以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存在我的记忆深处。外公早年投笔从戎参加同盟会，在新加坡等地办报馆筹集革命资金，是辛亥革命南洋筹款总办，还曾担任《新民国报》《光华日报》《广州珠江日刊》《潮州潮商公报》《桂林日报》等多家报刊主笔、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归文字工作，专注学术研究，著书立说逾百万字，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我从小就与书为伴。

    上小学后，我到上海，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套书是《十万个为什么》，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套丛书间歇性出版，每次收到新书，我都会一口气读完。

    12岁那年，我回到父母身边，他们依旧工作繁忙，我就常去甘肃省文联图书馆看书。那时候最爱阅读民间故事，看完中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等几十个国家的民间故事，我总会忍不住联想那些丰富多彩的敦煌壁画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有时书从画中来，有时画到书中去。敦煌文化开放包容，书籍文字浩如烟海，我在阅读书本和赏析图画的过程中，不断认知广阔的世界、拓展想象的边界。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敦煌的生活本就单一枯燥，只能从阅读中挖掘新鲜的乐趣。中学时期，我最喜欢去的场所还是图书馆，课余时间，一坐就是大半天。在贪玩的年纪端着书本沉淀心性，让我大受裨益。中学一年级，精读了两本苏联学者写的《趣味植物学》和《趣味矿物学》，将我的兴趣引入自然科学。

    父亲非常支持我的课外阅读，他多次带我去兰州市区新华书店二楼的内部书店。那是一间只对省军级干部开放的特别书店，书架上清一色的白皮书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印象最深的是《赫鲁晓夫回忆录》。

    有一年暑假，我在父亲研究所的图书室里发现一本很厚的《西域考察记》（斯文赫定著），埋头看了好几天，完全沉浸到戈壁沙漠和罗布泊的世界里。游走在敦煌的大漠，感受书中与现实情景交融，父亲看我整天昏昏蒙蒙的，打了我一巴掌，说：“你从那个世界出来吧！”

    父亲曾送我一本《成语字典》。在远离父母的日子里，我把对他们的思念变成熟记字典的毅力。当我与父亲再见时，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成语连篇，他笑着说：“你这个小书呆子！居然将成语编成对话了！”

    “文革”期间，很多人谈“书”色变，文联图书馆也被关闭了。因为此前我是图书馆的常客，一位姓杨的伯伯特别喜欢我，他总破例让我进去看书。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有幸还能拥有一处僻静的读书角，我就时常带着锅盔（一种甘肃的饼）和一瓶水，一待就是一整天。

    有一天，杨伯伯对父亲和他的同事指着我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小家伙看过图书馆所有的书。”他大概不知道我看书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很多书只是从头翻到尾，大多没有仔细阅读。

    以后的岁月，我辗转于农村、工厂、部队，与书打交道少了，但会经常怀念沉浸在书海之中超脱凡尘的乐趣。

    多年后，我在整理父亲的文献时，发现笔记本里有他抄写的整段文字，甚至整本中、外书稿，突然想起他曾对我说：“有的书不仅要读，还要学会摘抄，擅长整理，这样才能把书中的画面、知识和道理深深刻印在脑海里。”老一辈人读书的“方法论”，很多都值得发扬和传承。

    开卷有益。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东京艺术大学做东西方文化研究时，也常去图书馆，感受不同国家的阅读风尚和典籍文化。我还特别爱逛神保町，当地密集分布着很多书店、出版社、出版批发商代销店，是日本最大的书店街。其中，靖国通沿线一带，多达约160家旧书店，鳞次栉比。在那里，我经常看到大量来自中国的书。

    东渡日本40年，纵览群书就像登上一座瞭望塔，眼观世界和古今中外。生在物资匮乏、生活枯燥的年代，有幸借助图书开阔眼界、滋养心灵、丰富思想，我也逐渐领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读书三境界”。

    2017年，我被聘为浙江音乐学院丝绸之路乐舞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每天晚上，当我从行政楼工作室看到图书馆灯火通明的场景、同学们端坐桌前静静读书或者浏览电脑的画面，都会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我们以前需要排长队才能借阅有限的图书，阅读环境也今非昔比。进入数码时代，纸质书籍似乎与我们疏远了，但我还是非常羡慕现在的孩子和青年人，他们所接触的书籍信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成千上万倍，我深信，这些图书将对他们产生巨大的能量。

    4年前，应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的建议，我开始写第一本书，讲述我们家族与敦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回顾40年前父亲母亲和我的中日文化交流旅程，《从敦煌到奈良——常书鸿李承仙艺术研究》应运而生。

    如今，关于敦煌的书还有很多。那些远在西北大漠深处的隐秘洞窟，那些不同年代不同人物不为人知的故事，通过文字和图像汇集成书，传播敦煌文化、记录历史真相。这部人类的文明史诗，值得认真记录，值得反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