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安树伟正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区域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当年，安树伟跟随导师梁增泰教授，一行7人赴陕南秦巴山区，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县——陕西省西乡县开展《西乡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研究》课题调研，他对我国贫困问题的关注由此发端，迄今刚好30年。
纵览安树伟的学术履历与科研成果，可以看到，从发表于1995年的论文《关于贫困地区环境移民的思考》，到出版于1999年的专著《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症结与出路》；从立足我国国情的《我国反贫困进程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到借鉴国外经验的《国外反贫困道路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从着眼地区脱贫实践的《秦巴山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到探讨顶层政策设计的《论扶贫政策区域化》……对我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调研与思考，为他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根基。
安树伟的家乡山西省沁县，就曾是一个贫困县。他关于我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产出于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叶。相隔20余年光阴回望，他很想再回到与我国贫困问题结缘的起点——西乡县看一看，但是步履难停，一直未能成行。
“我争取尽快实现这个愿望！”
2006年和2008年，安树伟两次回访曾调研过的陕西省柞水县。西乡县、柞水县与家乡沁县，都对他关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学术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期，就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脱贫攻坚精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忆及早年调研过的贫困地区，他说：“30年来，经过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贫困地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载体不完善是贫困根源
记者：您在科研生涯早期研究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成果，凝结成了《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症结与出路》一书。可否简要阐释一下，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叶，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症结在哪里？
安树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症结与出路》一书，是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的。在探讨“西乡县为什么穷”这一问题时，我通过查阅有关文献了解到，关于贫困成因的理论解释主要有3种观点：主体不发育论、供体不平等论和载体不完善论。上述观点解释贫困的成因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各自的缺陷。
我国多数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主体不发育论，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一个事实：贫困地区的低素质人口是如何形成的？在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症结与出路》作为论文题目，试图将这3种理论统一起来，寻求贫困地区贫困的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并具体分析我国贫困地区的贫困成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地区的脱贫道路。
从我的研究来看，贫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具体而言，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叶，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症结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区域环境条件是贫困地区产生的第一位原因。贫困原因的载体不完善论，把贫困定义为生存空间不足，主要指贫困地区的环境条件较差。就当时我国的贫困地区而言，表现为：自然地理环境极为复杂；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差；生态环境本底脆弱，人口负担又过重，导致生态恶化；交通闭塞；人畜饮水困难；资源相对贫乏；等等。凡此种种，直接影响到贫困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
第二，主体不发育与供体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地区贫困。主体不发育论认为，贫困的根源是人的素质差。供体不平等论包括社会分配论、资本缺乏论、制度短缺论等。其中，社会分配论认为贫困是财产和收入不公平分配的结果，资本缺乏论认为贫困的根源是缺乏资本，制度短缺论则认为贫困的根源是制度的短缺。实际上，主体不发育和供体不平等均与载体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的思想观念又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发展环境是国家制定区域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在特定时段国家的区域政策——如区域非均衡发展政策等，客观上导致了区域发展差距的持续拉大。
由此，我国于2015年至2020年开展并打赢的脱贫攻坚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加快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
为全球减贫贡献中国力量
记者：移民扶贫或许是破解生态本底脆弱、资源匮乏等载体不完善困境的有效举措，您曾发表论文《关于贫困地区环境移民的思考》对此作出剖析。与此同时，产业扶贫在我国脱贫攻坚战中也广为采用，而您也有《试论贫困地区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正确处理贫困地区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等论文对此深入研究。可否结合您的科研成果谈一谈，脱贫攻坚精神的“尽锐出战”“精准务实”等内涵，是如何体现在移民扶贫、产业扶贫等具体扶贫举措中的，这些扶贫攻坚举措又如何改变了贫困地区的面貌？
安树伟：移民扶贫与环境移民是同一举措的不同表述。在国内学者中，我是较早关注贫困地区环境移民问题的，《关于贫困地区环境移民的思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实施移民扶贫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首先，移民扶贫既要考虑迁出者的利益，又不能以牺牲迁入地区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为代价，人口迁入地区要从本地发展潜力、人口承载量等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本地区迁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要根据迁移人口的经济、心理承受能力等，合理确定迁移半径。其次，移民扶贫需要政府组织实施，也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尤其需要“尽锐出战”：迁移经费需要政府提供较多补助，移民在迁入地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政府妥善解决；留在迁出地居民素质的提高，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活动等实现；迁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就业机会等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更需要广大民营企业的支持。最后，要争取通过移民扶贫，实现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合理结合，从而治穷致富；同时借助移民扶贫，减轻贫困地区的人口压力，改善这些地区的环境条件。
产业扶贫则应“精准务实”。一是要明确贫困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条件，正确处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二是要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当下，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各个地区尤其要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推动乡村产业“百花齐放”，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经过30余年攻坚克难，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打赢以后，原本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交通、人畜饮水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象实现动态清零，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中国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