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任何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必须认真阅读这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原著。只凭阅读教科书或辅导读物，是断然体味不到他们思想的真谛的，不仅如此，还往往会误读或误解他们的原意，有时甚至把他们的思想弄得面目全非。恩格斯在其晚年的书信中，针对巴尔特等年轻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歪曲，在1890年9月21—22日致布洛赫的信、1891年2月23日致考茨基的信、1893年2月7日致施穆伊洛夫的信、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多次讲到要根据他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原著，来研究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

    第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要用后人或别人的思想去解读，因为后人或他人的思想是一面棱镜，经过它的折射很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中的思想变形。例如，国内外学术理论界都有一些人用现象学的方法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开启了“生存哲学”的先河，并把马克思所讲的“生活世界”与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大相径庭。

    马克思所讲的“生活世界”指的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亦即客观的、感性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指的则是“纯粹自我的意识活动的产物”。用现象学的观点和方法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必然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现象学化。还有人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解读马克思关于历史进步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其结果是把马克思的思想解读成了韦伯的思想。

    第二，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他们原著中的哲学思想，而不要根据后来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来的实践及其需要来解读。例如，马克思一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并在晚年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虽然认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点不可缺少的前提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但我国理论界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有了在落后的俄国可能首先发生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并且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思想的证实。这实际上是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样势必违背历史主义原则，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第三，要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把他们不同时期著作中的思想有机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而不要只读他们某一时期的某些著作，或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国内外学术理论界都有人制造所谓的“两个马克思”，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究其认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没有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连贯起来加以思考，没有看到这些著作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例如，有些人由于只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论述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观点的著作，而没有阅读他们早年的有关著作，于是认为马克思早年是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具体情况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到了晚年，马克思才认为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事实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中年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已经蕴育了关于相当多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们晚年提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他们以前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以前蕴含在头脑深处的思想直接、明确地表达出来，前后一贯，并没有什么矛盾。

    第四，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进行比较研究，既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相同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别，把这些有差别的思想看作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更不要把他们的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国内外有些学者之所以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例如，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在俄国公社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对立的，似乎是马克思主张和强调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则否认这种跨越的可能性。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并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恩格斯不仅不否认“跨越”的可能性，而且先于马克思提出这种“跨越”的思想。马克思是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这一“跨越”思想的，以后又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进一步明确论述了这个思想；而恩格斯则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就论述了这一思想。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共同署名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确实讲到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已经减少，甚至已经丧失，那是因为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一是因为俄国民粹派、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已经失败，沙皇政府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反动堡垒依然存在，通过推翻沙皇政府引发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这一条件已经丧失；二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俄国公社进一步解体，俄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就不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这种差别，恰好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对立的。

    人们常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承前”与“启后”、“继往”与“开来”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只有“承前”才能“启后”，只有“继往”才能“开来”。而要“承前”“继往”，首先要“知前”“知往”。这里涉及继承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指出：“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对这里讲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多数理论工作者都注意到了，但对恩格斯接下来讲的、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不少人却忽略了。恩格斯在讲完上述那段话以后说：“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领域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理论与经济的关系是如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如此。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毫无疑问，实践对理论起决定作用，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是有的理论工作者却对这条原理作了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人们通过实践可以直接创造出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其实不然。如果不掌握理论发展的历史，不掌握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即使进行再多的实践活动，也丝毫不能把理论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如此。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不经认真、系统、全面地阅读马列哲学经典原著，不管你的实践活动多么丰富多彩，也丝毫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