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报》的主要目的是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建党，而建党就要有党的纲领（也即是党报的办报方针），这一纲领应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不仅需要编辑部内部展开讨论，甚至论战，更需要党内各派广泛、公开地展开讨论，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然而，长期受到沙皇专制制度迫害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习惯于私下讨论和进行地下活动，对在党报上广泛而公开地讨论党的指导思想很不习惯。经过《火星报》的努力，党内广泛而公开的讨论终于逐步开展，开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报公开交流思想的好传统，而这，正是党能够行动一致并强有力的思想基础。

    《火星报》如何展开广泛、公开的讨论

    《火星报》鼓励公开讨论实质性问题。例如1901年10月出版的《火星报》第9号第8版1栏刊登列宁所写《答圣彼得堡委员会》一文。该委员会反驳《火星报》创刊号一篇关于国外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发生分裂的评论，列宁从中发现他们“竭力回避所争论的问题实质”，他指出：“如果不愿意从实质上分析论敌的意见和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为什么要进行论战呢？”他要求“明确而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为此，《火星报》带头发表论敌的意见。例如1901年12月19日第12号的《火星报》在第2版下半栏，全文发表经济派的“一群同志”《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占据了1/3的版面。这封信对《火星报》批判的言词十分激烈。列宁表示“衷心欢迎写作人的直爽和坦率。早就应当停止玩捉迷藏的游戏了”。列宁以充分的自信，对信中的观点一一做了反驳，最后回到是否应该公开讨论党内不同意见的老话题上。他回顾了1852年马克思与一群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进行的公开论战，用那时斐迪南·拉萨尔致信马克思的一段话回应了这群人：“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意在说明党内思想交流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

    鉴于经济派的多数不肯在《火星报》发表自己的观点，于是列宁主动出击。例如1901年8月，他到苏黎世与宣扬经济派观点和主张恐怖手段的“自由社”组织者尔·纳杰日丁会见，进行面对面的讨论。1902年4月，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召开由经济派筹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为影响他们，《火星报》编辑部决定派代表参加会议，列宁于3月18日亲自起草《〈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代表会议）的报告》，随后为此召开编辑部会议，对前往出席会议的《火星报》代表费·伊·唐恩作指示。这次会议的议程涉及9个问题，将“经济斗争”列为首位。列宁在报告中批评道：“我们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应当考虑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舆论，应当注意在我们这里还广为流行的‘经济主义’残余。请想一想，进行政治斗争的先进政党，在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反政府力量开始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最紧张时刻召开代表大会，而我们却突然把‘经济斗争’提到首位，在这之后才是‘政治’！！难道这不是重犯我国‘经济派’的传统错误，认为政治鼓动（或斗争）应当在经济鼓动之后吗？”经过《火星报》代表的努力，虽然《火星报》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通过，但会议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火星报》代表唐恩被选入筹备党的二大的三人组织委员会。

    俄国还有一些犹太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崩得），他们的观点比较复杂，总体上支持经济派。正是由于《火星报》最初与他们的联系和论战，崩得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直保持着或紧或松的联系。1902年7月，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第22号发表的《俄国工人阶级和警察鞭笞》文章中谈到同年五一节沙俄警察残酷镇压人民的鞭子，他说，对警察的镇压示威者显然要复仇，怎样复仇呢？“如果昨天伊万在警察管辖的一个地段受到肉体上的残酷折磨，今天彼得又杀死了某个警察，那么伊万的人格毕竟还是受到了凌辱。维拉·查苏利奇向鞭打博戈柳夫的特列坡夫开了一枪。这一行动曾是维拉·查苏利奇的光荣，然而可惜，她并没有使得博戈柳夫摆脱无法忍受的精神状态。我们最近的实践任务不在于惩罚沙皇的某些奴仆，——我们同样不可能单独地惩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在于总的打消政府用鞭子回答示威者的嗜好。”他由此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推翻专制制度”。这里提到的查苏利奇刺杀特列坡夫，发生在1878年1月。被囚禁的大学生博戈柳夫在圣彼得堡市长特列坡夫视察拘留所时，因没有行脱帽礼而遭到鞭打。民粹派秘密组织“土地与自由社”成员查苏利奇誓为他复仇，借特列坡夫接待请愿者时向他开枪，打中其骨盆。司法大臣决定将此案当作普通刑事案件交由陪审团裁决，结果被判无罪，引发轰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重新逮捕查苏利奇的命令，监禁2年并流放。查苏利奇案让找不到出路的革命运动重新复苏，也让之前持相对温和的革命者开始将恐怖手段视作革命迅速成功的方法，例如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作为民意党成员1887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查苏利奇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劳动解放社成员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为《火星报》编委。普列汉诺夫批判这种个人恐怖手段是有针对性的，这种思想的流行妨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于主导地位。

    该文发表后，崩得的机关刊物《工人之声》将普列汉诺夫的论证讽刺为“用书呆子的语言说话”。列宁同样不赞成恐怖手段，支持普列汉诺夫在1902年11月14日《火星报》第27号第2版第2栏发表文章《“历史在重演”》进行反驳。普列汉诺夫用类似列宁的风格写道，这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我国革命队伍中整整一个派别的观点”。“这些‘抗议’有时不是别的，正是隐蔽地侵犯革命报刊的自由，企图堵住对手的嘴。现在我们并排坐下来，好好解释一下……”他严肃指出：“革命者从道义上应该使自己的急躁情绪从属于理智的论据，用合目的性的观点去评价个人的和全党的行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采用个人恐怖手段反抗的传统由来已久，普列汉诺夫用《火星报》女编委查苏利奇的著名事例劝服崩得分子放弃这一非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理论，这样的讨论是有成效的。列宁1903年2月14日在《火星报》第33号谈到崩得时写道：“我们曾经同醉心于恐怖手段的现象斗争过，看来，这种现象甚至消失得更快些。”

    崩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要求犹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斯拉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联邦制”组党，也严重阻碍了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第6版第1—2栏发表编委马尔托夫的文章，批评崩得要求联邦制的谬误，他写道：“我们只能认为这种完全人为地将犹太工人运动挤入民族主义轨道的意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此时在俄国令犹太民众窒息的主要罪恶是政府政策，它延缓了犹太民众与周边居民亲近的进程。”“公开展示犹太民族主义原则，首先意味着犹太工人运动与全俄工人运动之间组织联系的削弱。”《火星报》遵循党内公开讨论的原则，在9月23日《火星报》第8号第6版1—3栏全文发表崩得中央委员会对此的回应，篇幅相当于大半个版。他们仍然强调“崩得作为联邦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自治的部分加入”。编辑部在同版上作了答复，指出：“在新的组织关系得到全党认可之前，是谈不上这些所谓的部分执行问题。”1903年2月，崩得又发布一份宣扬党实行“联邦制”的文件，严重妨碍党的二大组织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文件太长，列宁说明报纸无法转载，承诺出版小册子全文发表。就此他接连在《火星报》第33号和第34号各发表一篇文章，重申《共产党宣言》“工人没有祖国”的党的组织理念，说明党是不分语言、民族而有共同政治理念人的自愿联合，不是国家之间的“联邦”。他写道：“在同专制制度、同全俄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出现，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不应当造成隔阂和隔绝，过后再拿声名狼藉的‘联邦制’这种膏药来治疗人为的病痛。”

    与此同时，列宁在33号《火星报》上称赞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地方党报，因为亚美尼亚族的党员没有在党的组织内提出民族的特殊利益，“报纸名称是《无产阶级报》，报头上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字样”。他说：“我们衷心欢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特别是它在民族问题的正确提法方面所作的卓越尝试。”

    《火星报》广纳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讨论甚至辩论，形成一种良好的交流思想的传统。正是由于《火星报》编辑部的有效组织，党内各个派别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通过不断交换意见，相互了解，《火星报》编辑部的意见最终得到党内多数的认可。

    《火星报》如何依靠全党办报

    沙俄的专制制度迫使《火星报》只能在国外出版，而连续出版的无产阶级报纸必须得有不间断的工人运动消息的供给，得有不能中断、不断扩大的秘密发行渠道，因而依靠全党办报是列宁党报思想的路线图。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从西伯利亚返回俄国西北部核心区域的一路，就已开始选择未来党报发行的代办员和通讯员。持续几个月，他奔走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比较集中的十几个城市，召开小型会议和个别谈话，主要工作是安排《火星报》出版后的秘密发行网络和消息源通道。列宁在1901年7月就此总结说：“忙了整整一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在俄国国内组成了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参谋部（这个参谋部还非常小……而要办一个全俄机关报需要数十个这样的不仅有词章修养的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

    为了使报纸不被破坏，只有代办员或通讯员才知道《火星报》编辑部的地址和通信方式。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与愿意给报纸反映情况和写稿的人取得联系。大量信件不宜集中寄往编辑部，他们需要寻找众多代收信件的人。为避开警察的追踪和搜查，报纸的运输路线不断改换，经过多个国家，水路、陆路几千公里才送到读者手里。大量运输报纸存在很多困难，从1901年5月起，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巴库、基什涅夫、科诺托巴、西伯利亚等地相继建起了翻印《火星报》的地下印刷所。这项工作的艰难和细碎（包括铅字字型字号），可以从列宁与各地代办员的通信中感受到。有一次列宁得知成功秘密印刷了1000份《火星报》，他在信里用暗语激动地写道：“在这里见到过您一个新朋友以他个人的名义为这一成就向您三呼乌拉！！！”

    最初各地的《火星报》代办员和通讯员均与报纸编辑部直接联系，彼此很少来往。随着代办员人数的增多和代办员网的扩大，列宁着手建立全俄《火星报》组织，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大会规定了火星派与党的各地方委员会、各地方党报关系方面所担负的任务。由于《火星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火星报》组织展开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地方党组织改变了对“经济派”的态度，承认《火星报》为全党机关报的声明纷纷寄到编辑部，刊登在报纸上。到1902年底，几乎所有重要的党的委员会都宣称拥护《火星报》。《火星报》为团结各地方组织成为统一的政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仅从列宁1900—1903年简要的活动年表就可以看到，列宁除了自己写稿、编辑报纸和参加党务活动外，还频繁审读各地通讯员的来稿，接待来到编辑部的国内同志。从1900年8月（与劳动解放社商谈出版《火星报》）至1903年10月（列宁编辑的最后一号《火星报》即第51号出版于10月22日），目前保留下来的列宁的书信212封信（不含家书，也不含列宁妻子、《火星报》秘书以编辑部名义写的大量工作信件），几乎全部与《火星报》的工作相关。

    列宁深知，《火星报》面临的困难在于发行和写作的人手太少。他不止一次指出：“对于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性机关报来说，我们的力量还很不够，我们还缺乏撰稿人和采访员，缺乏有政治联系的人，也缺乏技术工作人员和发行人员。整个俄国都缺乏这种人才。”因而他对通讯员和代办员倍加爱护。通讯员伊·瓦·巴布什金除了自己写稿，曾将几百篇工人写的通讯转交给《火星报》。他被捕后越狱来到伦敦，列宁、普列汉诺夫与他多次谈话。1903年1月6日，列宁致信巴布什金，提出10个问题作为考核彼得堡党的宣传员的大纲。随后列宁推荐他担任彼得堡党的组织委员会委员，致信他希望“尽可能多来信，尽快使我们和你们的工人取得联系（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我们）”。1910年获悉他牺牲的消息，列宁写文章追悼他，称赞他是“杰出的党的工作者、党的骄傲”。代办员尼·埃·鲍曼参与《火星报》的创办，负责从边境到莫斯科的大规模报纸运输。有一次列宁告诉他有4.5普特（70多公斤）书刊要运过国境，请他检查这条运送路线和安排书刊的接收工作，“事情是艰巨的，需要更换住地，但这件事对于我们非常重要”。他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获知他在1905年10月的示威游行中被杀害，列宁写文章悼念他。鲍曼的秘密通信代号是“青鸟”。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版的苏联小说《青鸟》描述了他革命的一生。他作为《火星报》代办员的故事，一度在中国新闻工作者中流传。

    列宁在1902年2月14日《火星报》第16号第4版2—3栏给一位读者的回信中指出：“光靠分散的工作是不够的，各地必须经常地、积极地、共同地进行工作，来办好革命的机关报。”在《火星报》版面上，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工作例证。从创刊号起，《火星报》就设立“信箱”栏，作为与读者们交流的窗口。初期刊登不少捐助报纸经费的信息，基于安全的考虑，不署名或采用化名或昵称。例如第5号的“信箱”写道：“收到来自‘骑士’的79卢布；来自熟人的5卢布，10卢布；来自年轻人的7卢布……”第23号的“信箱”写道：“因特殊目的收到苏黎世小组的71瑞士法郎”。这个栏目还有和代办员或通讯员秘密联络的功能，例如创刊号“信箱”单独写了一句话：“2а3б。我们全部收到。谢谢。请写信。”第13号再写道：“2а3б。为什么没有收到您任何的信函或者通讯，您的沉默让我们很不安。”第16号的“信箱”出现一个代号СССРРР，随后写道：“我们请求告知新的收信地址。”第26号的“信箱”写有这样一句话：“致一个有觉悟的矿工，最新的通讯收到，之前的没有收到。”

    （作者陈力丹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红玲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