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该重视学习历史。
任何一个哲学概念抽去它的历史内容，都是僵死的。我们要重视历史学习，但更要重视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历史提供的是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现实问题的答案。
历史是镜子，不是尺子
历史是镜子，可供借鉴。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可以成为镜子，但不是尺子，不是衡量现实的标准。以古量今，往往会陷入以古非今、今不如昔的泥潭，成为“九斤老太太式”的人物。
历史的发展总体趋势是进步的，虽然不是直线，包含曲折，但总体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是与文明的发展相伴相随的。今之所是，昔之所非；昔之所非，今之所是。以历史为镜子，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以历史为尺子，我们会失掉很多东西。
传统文化提供的是思想和智慧，而不是现实问题的答案。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学说。我自己也喜欢读点孔孟老庄、唐诗宋词。我的体会是，传统文化提供的是思想和智慧，不是为后人预备的现成答案。
我们不可能从《论语》中直接找到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回答。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只是讲封建社会中如何为君、为臣以及如何做人的道德标准，而不是治国方针。
只有当代人才能解决当代人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当代的问题，而不是古代的问题，不是古人他们时代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必须直面这些问题。
“问题导向”很重要
“问题导向”很重要。问题的导向并不是我们现在才提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早就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莱茵报》第137号刊论《集权问题》中提出：历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他还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我们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会发现，他们的全部著作，没有不是为解决他们时代的大问题而作的。
那么，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存在于哪里？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只能存在于现实的问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书本之中。问题中就包含回答问题的答案，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答案不是直观的，不是信手拈来的，需要调查，需要研究，需要理论思考，而且需要实践检验。提出问题需要研究，回答问题更需要研究。
马克思不可能预计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会碰到什么问题，也不可能为我们解决问题留下锦囊妙计，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捕捉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思维方法，传统文化提供的是智慧和启发，历史提供的是经验和教训，这三者必须结合，其中科学思维方法最为重要。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经验和教训难以总结；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则难以分清。这就是“问题导向”思想方法的精髓。
历史规律高于历史经验和教训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很重要，但人类能不能从历史中真正得到经验和教训？
列宁在《哲学笔记》专门摘录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人类不可能接受历史教训的话。黑格尔说，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各个民族及政府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从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
对此，列宁称赞“非常聪明”，要读者“注意”。为什么？因为能否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取决于那个阶级为了什么目的总结经验教训。
比如我国古代历史上，历代新王朝都注意为前朝修史，探讨兴亡得失，探讨苛政和失去民心必然导致灭亡，提倡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虽然很多皇帝都以此教导储君，可是照样地改朝换代，照样有末代皇帝，照样会以人民为牛马。
在封建社会中，“民贵君轻”是写在书本上的，不管哪个皇帝都很难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因为剥削制度的本质、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施仁政、行王道，不可能真正爱民如子。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从取得政权时开始轻徭薄赋，到后来逐步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是坏皇帝，不是他们不懂前朝灭亡的教训，而是他们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历史的教训，总以为自己是例外。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历史规律永远高于历史经验和教训。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历史教训，历史规律都会照样起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把历史经验和教训上升到历史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的，是用阶级分析观点来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的，是从“历史周期率”的高度来观察历史中王朝的兴亡得失的。
对我们来说，历史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重要性正在于其中包含历史的规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重视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学习历史，也是重视其中包含的历史规律。离开历史规律，学习历史就变成了看历史故事。
不仅要重视历史，而且要重视传统文化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不仅要重视历史，还要重视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比丰富。但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只能为我们提供智慧和教导，而不能提供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拿历史来说，中国有作为的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并非因为以儒治国才把这些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声名显赫的王朝的。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儒家学说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孔夫子的意思。
我只是说，儒家学说中有许多理想的东西，有许多好东西，儒学中的精华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可那些大都是理想，是教导，是智慧。它存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并不是封建社会的实际政策。孔子到处游说，当政者没有人听；孟子游说，宣传仁义，也是到处碰壁，没有人听；历代一些大儒也都是思想家，而不是当权者，他们不可能推行他们的理想。当政者并非儒者，儒者也不一定能当政。“内圣外王”只不过是一种“圣君贤相”的中国式“理想国”。
老实说，如果真正出现一个大儒当皇帝，那么他实行的政策也不可能超出封建社会许可的范围，也超不出维护他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范围，因而不可能实现儒学描绘的理想社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者的抱负，是信仰，是理想。但它是在封建社会中的儒者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使命。
儒家经典中那些光辉的思想是教导，是提供智慧和道德修养的文本，而作为实际政策在封建社会中很少真正能得到实现。实际政策必然是那些最有利于巩固封建社会制度和稳定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作为道德和人格的培养，儒学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而作为实际政策，真正为百姓的东西，真正“富之、庶之、教之”的治国方针，则是难以实行的。有利于巩固君权和封建制度的东西倒容易实行，因为它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也着力推行。
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在津津乐道封建社会农村的乡绅统治以及族权、祠堂在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这些恰恰是把儒学中有利于为君而非为民的一面，化为巩固基层统治的方式。社会主义革命肯定要破坏这些旧东西，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治理方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本栏目文章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陈先达精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