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于敏1926年8月出生于天津宁河区芦台镇，因为小时候生活在敌占区，国弱民穷，军阀混战，日本侵略，所以他从小就很崇敬民族英雄。看到日本兵在我们的国土上横冲直撞，屈辱的历史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立志要科学救国。此后，不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未改，矢志不渝。

    上世纪50年代，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先生来我国学术访问时，听了我父亲的学术工作报告并进行交流后说，于敏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60年代，丹麦物理学家波尔先生来我国访问，在北京时，我父亲做他的学术翻译，并进行了深入交流，波尔称赞他是“出类拔萃的人”，并诚邀我父亲到他的丹麦实验室工作。父亲的挚友邓稼先先生说，“于敏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原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说，“于敏同志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优秀知识分子，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但是在我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跟我父亲一样的科学家叔叔阿姨，我从小就觉得父亲跟他们没有区别。我父亲非常孝敬父母，他工作以来，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给了大家庭，给了老家，这一给就是30多年，每回寄钱都是我母亲去寄的。他们相濡以沫，父亲非常爱我的母亲，也离不开她。他中午经常不能按点下班，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间单位为加班的同志准备了工作餐，但他总是要回家去吃饭，觉得吃一碗我母亲做的普通面条是最舒服的。所以单位的同事总说：老于离不开老孙（我母亲姓孙）。在我父亲身体不好的时候，也是我母亲精心照顾他，同时照顾着姐姐和我。母亲也要工作，她为我们家庭、为父亲付出了很多，可以说，我父亲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我母亲的辛勤付出。

    父亲很少给我们讲大道理，身教重于言传。他教育我们要有一颗爱国、爱家的心，在我人生关键节点的选择上，都有我父亲的指点。但是因为他的工作任务非常重、压力非常大，他没有更多时间教育我们，很少教我们文化知识。

    父亲是一个睿智、勤奋的人。1234013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的学号，这个学号在北大每次公布成绩时，总是名列第一。我父亲读的是北大理学院物理系，上学时选修了数学系张禾瑞先生的近世代数。张禾瑞先生以教学严谨著称，有一次考试，数学系最好的学生考了60分，平均分不到20分，而我父亲考了满分。我父亲很勤奋，放暑假的时候，因为家里比较穷，为了节省车票钱，不能回家，他就跑到景山的亭子里，借着凉风，把《热力学》这本书看了三遍，终于搞明白了。父亲说：“我不笨，也不是很聪明，但是我很勤奋。”

    父亲是一个常怀感恩的人。他多次跟我讲困难时帮助过他的同志，比如木斋中学的刘行宜老师、耀华中学的陈克潜先生和他的父亲陈范友先生，还有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父亲在北大临毕业的时候得了亚伤寒，错误的救治导致肠穿孔。是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发起募捐，他的同学赵凯华、孙亲仁给他输血，同学们轮流照顾他，帮他渡过了难关，所以他说：“北大不但教给了我知识和学习方法，而且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每当父亲跟我和我的孩子说起这些帮助过他的人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我和孩子在心中也牢牢记住了这些人、这些事。

    父亲是一个心中装着国家的人，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根据国家需要，两次转变研究方向。1949年，父亲本科毕业考取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量子场论，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毕业生。1951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2年，国家要大力发展原子核工业，钱三强所长找到他，希望他转向原子核理论研究，他毫不犹豫地转过去了。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在国内是一片空白，我父亲因为在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9年，他和北大杨立铭教授合作发表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这期间他还发表了20多篇重量级文章。钱三强所长曾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使我国原子核理论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61年1月，钱三强所长又找到我父亲，希望他从事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这次转向对他影响很大。在原子核理论即将有更大突破的时候，他又毫不犹豫地转到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上来。原子弹或多或少还有一点苏联的帮助，而氢弹研究对我们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片空白。他心想：搞氢弹是很难的事，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且搞氢弹不符合他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了兴趣，所以他当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好，我转！国家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

    1969年10月，我们全家的户口从北京的核武器理论部迁到了四川。但是由于四川不具备工作条件，没有计算机，没有文献，没有资料，研制任务又很重、很急，所以核武器理论部大部分人不久又回到北京，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出差生活。那个时候买粮买油需要粮票、油票，甚至副食都需要凭户口本才能得到供给，还有子女的升学也需要户口，在北京出差的人面临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困难。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本可以离开所从事的国防事业，回到他非常喜欢的基础理论研究中。钱三强所长说于敏是科学院的人，并多次邀请我父亲回到科学院。这时相当一部分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由于各种原因，相继离开了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但此时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只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义无反顾地留下来，带领队伍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使我们国家的核武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父亲是一个深入群众的人。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就是他的工作作风，直到他去世。他喜欢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大家也喜欢找我父亲谈他们的困难、问题、疑惑，我父亲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可就比较惨了——父亲在家时间很少，本来我想听父亲讲故事，他满肚子都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故事，但是父亲在家时家里经常来人，除了吃饭、睡觉，人不断，他们谈的都是保密工作，就把我给赶出去了。家里空间很小，我只好去外面玩。

    父亲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一次大的热核试验前夕，前方戈壁滩上试验场已经准备就绪，科研人员、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包括邓稼先已经在前方了，马上要进行试验了。一天夜里，在后方的父亲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还在苦苦思考这次试验的每一个物理因素有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突然想起有一个物理因素虽然在以前的试验中都不起作用，但现在情况变了，它是否会起作用没有考虑进去。这个时候怎么办？他明知牵一发动全身，因一个物理因素考虑不周提出暂停核试验，很有可能遭到首长的批评。但是，如果不向首长汇报、不请求暂停核试验，万一这个因素起了坏作用，导致试验失败或不理想，巨额资金和劳动就浪费了，还会对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度、研制人员的士气，甚至是国家声誉带来不利影响。“事到万难需放胆，两害相权取其轻”，父亲第二天一早便组织人进行计算，同时在向国防科工委领导汇报时，先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果断请求暂停核试验，等待计算结果。对他的这一举动，首长不但没有批评，反而表扬了父亲这种实事求是、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他组织人力重新验算参数时，各级领导不断来电催问计算进展情况，父亲在电话机旁一边看送来的纸带，分析最新计算结果，一边耐心回答各级领导的询问。经过两天一夜的运算，父亲认为这个物理因素对这次试验影响不大，立即向领导汇报，申请继续核试验。这次试验得以正常进行，圆满成功，后来这个物理参数在下一次核试验时，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父亲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很多媒体朋友称他为“氢弹之父”，他从来不承认。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他对物质要求非常低，多次教育我们不要追求奢侈，过普普通通的生活就好。

    父亲的座右铭：一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是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对宁静有自己的解释：“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面对党、国家和人民给他的各种荣誉，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这就是我心中的父亲。

    （作者为“两弹一星”功勋于敏之子，本文为作者在“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研究与传播”座谈会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