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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峡江的转弯处(节选)

陈行甲 《 人民周刊 》(

    编者按:2021年1月,陈行甲的自传体随笔《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从童年岁月写起,写母亲,写爱人;写了从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九年多的生活经历;回顾了在巴东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和生活;讲述了转场公益几年来的经历和感受。这本书中,作者用鲜活的故事和大量的细节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爱与成长,以及如何在世事变幻中守住内心和实践的知行合一。本刊特选取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

    2011年10月15日,我正式离任宜都市长到巴东上任县委书记。车行至野三关镇泗渡河,一出隧道,眼前是亚洲第一高度的特大桥,桥面下560多米的深谷,两旁雄健的山的轮廓。茂密的森林,山涧的清流,雄壮美丽的江山让人震撼。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命运中最大的挑战就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着我,我即将与它猝不及防地相遇。

    到达县城的当天下午,我的第一件事是和县长刘冰在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刘冰年长我8岁,在巴东工作多年,担任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此前当地都传闻他将按惯例接任县委书记,但是省委考虑到巴东那几年连续发生轰动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社会生态有问题,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异地到巴东任县委书记,考察时强调了一个条件“到边远贫困地方任职选年轻干部”,我当时是全省比较年轻的县市长,于是被选中。所以我到巴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本来做好了准备接任县委书记而又没有接上的老县长交心。县长给我介绍了巴东的情况,并就最近要紧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但是自始至终他的脸没有放下来,没有一丝笑容,明摆着就是不高兴的样子。

    头两天时间,我白天密集地跟32名巴东“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一个个分别谈话,晚上分别上门拜访5位在巴东退休的正县级领导,了解巴东的县情,也了解巴东班子情况。大家普遍士气低迷,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有几位直接说巴东这个地方这几年像是中了魔咒,每年发生一次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而且很巧合地都是发生在每年的五六月份,个别班子成员干脆直接跟我预测下一次惊天动地的恶性事件可能是什么事。即将退休的时任政协主席林庭芳同志的一句“看你这么年轻单纯,我真怕他们欺负你”,让我印象深刻。尤其特别的是,有7名县级班子成员跟我谈到巴东的刁民很多,让我要有思想准备。

    很快,这种“刁”劲迅速从线上线下向我扑面而来。

    来巴东之前一周,我不认识一个巴东人,了解巴东只有通过网络。上网一搜着实把我吓坏了,由于巴东那几年接连出轰动全国的恶性案件,本地网络论坛是封闭的,但是不让人在本地网络上说,大家就跑到天涯、凯迪、百度贴吧上去说,骂巴东政府和官员的帖子多到删都删不完,其难听程度让人无法直视。到巴东的第七天,网上出来一篇名叫科比的网友写的《致巴东新任县委书记的公开信》,洋洋五千言,字里行间满是悲愤、暴戾、挖苦。但是,我还是从他的信中读出了一点对家乡的热爱。于是深夜在网络论坛上实名给他回复:“你好,科比!我是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我已看到你的帖子。我刚到任几天,目前正在乡镇调研。感谢你的意见建议,我会结合调研来参考。巴东是我们共同的家乡。你的言辞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我的邮箱是×××,这段时间工作很忙,我可能不会经常来看论坛,但是我会每天看邮件的。欢迎你给我发邮件探讨家乡的发展。”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晚上打开邮箱,各种老百姓的邮件汹涌而来,平均每天超过50封。

    网络上有民意,思考再三,我决定专程到县委宣传部办公,全面改版长江巴东网,做了很多听取老百姓意见的尝试,打开本地论坛欢迎大家进家门说话。为了加强与网友的沟通,县委办公室专门出台了《巴东县网络舆情及时回复管理办法》。我精心准备了对全县网友的致辞,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建设性。在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随着本地网络放开言论,网上论坛越来越活跃。与以前工作过的几个地方相比,巴东最大的不同是一些网友提批评意见不光是说事儿,而是出言必伤人,什么话都往极端里说,往往带着尖刻的挖苦讽刺,跟帖的也会越跟越气,不少的话含着仇恨的寒意。不少网友对县委政府即使是再明显不过的正面努力都含着一种深深的敌意。我给网络中心的同志定了一个规矩,只要不是违法的侮辱、攻击、谩骂,网友的帖子让他发,不要删,党委政府要有听不同声音的气量。再说,与其放着他们在天涯、凯迪、百度贴吧去乱骂家乡,还不如开门把他们请回来,我们自己人一起在家里说。那些天里我每天晚上忙完,睡觉前都会上网去和网民交流,我注册了一个“马甲”,连管理员都不知道那个“马甲”的真实身份是我,有时我也在论坛里面和几个最极端仇视县委政府的网民“虫子虫子”“小只只”“石头会说话”等网友交流,我给他们留言说:记得小时候村子里一些贫穷的家庭,那些成天里话没个好腔,脸没个好相,看什么都不顺眼,总在抱怨争吵的家庭,过了多少年仍是穷得叮当响。倒是那些家庭团结和气、勤扒苦挣的,慢慢地都走出了贫困。巴东现在就是一个贫困的大家庭,我们是不是多提建设性意见少一些怨气戾气呢?可是这种声音一上网就会被骂、被讥讽,感觉巴东的网络像是一个愤怒的叛逆少年横竖看父母不顺眼,有时更像是一只头上长着角的愤怒怪兽在横冲直撞。过了一段时间,宣传部网管中心的负责同志向我汇报说是不是适当删帖控制,我坚决地制止了。我说让大家说话天塌不下来,让大家发泄出来,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最在乎的点在哪里,那些点或许就是我们做得不好和不够的地方。话虽这么说,其实我的内心是充满了焦灼感的,在我到巴东两三个月马不停蹄地采取了很多举措后,网络论坛上一批网友仍非常顽强地对县里“五个严禁”狠抓作风建设,“全县干部结穷亲”贴近困难群众的一系列措施要么选择性忽视,要么选择性仇视,对党委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满含恶毒地讥讽。我一度也不知道这么恶劣的社会生态到底是怎么了,我在深夜的灯光下自问:我的贫穷艰难的巴东、怨愤戾气的巴东,我到底该怎样来当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网上不消停,线下就更忙乎了。在刚到巴东前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接待过30批大规模群众集体上访,最多的时候两三百人围着我,里三层外三层。当时最大的两拨上访群众,一是我到巴东一个月后强力喊停的县城535处两违(违规违法)建筑,当时县城长江两岸的两违建筑疯“长”,有的地方靠在山脚边几根细细的柱子上面可以盖十几层楼,有的群众搭起架子就开始私下里卖楼花,一平方米一两千块钱,只要胆子大,赚到就是钱。网上群众举报的帖子层出不穷,在巴东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我下决心整治“两违”的初衷之一,也是听到有不少干部百姓预言下一次巴东出轰动全国的丑事,可能就出在这“两违”上,我感觉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一语成谶。但是,又有一部分真移民违规建房掺杂其间,掩护了众多倒卖移民户头建房的假移民,处理起来投鼠忌器。老百姓信访反映有干部违规建房,但他们伪装巧妙,很难锁定证据查实,这几百栋楼背后到底站着多少干部难以深挖。这件事费了我极大的心力。当我到巴东一个月后下决心在全县开大会喊停“两违”的时候,大批“移民”涌到县委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上访。二是林业下岗职工信访案,这个信访案历时八年,横跨三届,涉及200多人,处理难度很大。那时又出现了新的信访由头,就是看着本届县委决心解决大家的困难和问题,一部分人的预期不断上涨,提出直接完全否定八年前的原改革方案,彻底推倒重来。

    不过有一点让我极其自豪的是,巴东县委政府大楼有后门,领导是可以从那里出去避开上访群众的,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曾善意地提醒过我,以前的书记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不会从大门口走出去,正常情况是喊信访办主任来处理。如果除了信访办主任,还派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出去接待上访群众,就算是很对得起他们了。但是,在我任县委书记5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县委政府大楼的后门。

    二

    我刚到巴东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次我下乡到下午5点半回到办公室,刚回县委政府大楼时门口没人,但是6点钟过一会儿下班走出大门时,居然就有二三十人堵在门口要见我,一共是七八批人,信访内容各不相同。很明显有人给他们通气,发现我回县委政府大楼了,迅速召集大家来堵我。在前半年里,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凡是我下乡或者出差回来,只要一进县委政府办公大楼,出来时门口一定是黑压压的上访人群在等着,我一出门就是一拥而上,扑通一声下跪的,抱住我的脚的,抱住我的膀子的,有时是几拨人同时从两边抱住我的脚和膀子。有一次中午12点半散会出来,被政府大门口里三层外三层数十人围住,我一批一批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其间有官渡口镇的两父子情绪激烈,在我正同东壤口的几位上访群众交谈时强行冲进人群扭住我的胳膊不放手,是那种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抱住不放的感觉,工作人员劝他们放手让书记带他们到旁边的信访办公室坐下来好好说话,但根本不听。两个工作人员把那位父亲的手掰开欲带他到信访办,我也拿了他的信访材料,承诺到信访办听他反映情况。可这位父亲情绪激动,居然以威胁要撞墙的方式非要重新冲进人群将我抱住不可,混乱中他还真的撞到大门旁的柱子导致当场额头出血,他的儿子马上高喊父亲被打出血了,死活他都不管了,其父很配合地假装晕厥状欲倒,现场人多且杂,场面几乎失控。这种混乱情况遇到过好几次,我总是告诉大家不要急,我不会走,我会一个个听大家讲,一个个收下大家的材料,然后扶起跪在地上的老百姓让他们平和地跟我讲。奇怪的是,有时我和县长下班后前后脚从大楼门口出来,老百姓一拥而上扑向我,而县长大摇大摆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

    我渐渐地明白,除了正常上访的老百姓以外,还有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人员在指挥这事。他们不光指挥上访人员在任何我回到县委政府大楼的第一时间堵我,还有更阴的招数,就是我刚到巴东一周时间,我的手机号码不知怎的就全县皆知了。从到巴东第七天开始每天收到很多老百姓的直接电话和短信,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有人打,晚上洗澡的时候也有人打,最晚的电话直至深夜12点多还在打给我。一次我在州里开会,下午4点多,我正在会议上发言,一个溪丘湾的老百姓给我连续打了14个电话,只要不接,就稍隔一会儿再打,就是那种你不接,我一直打,非打到你接电话不可的架势。等我发言结束抽空接了电话,他说你是陈书记吗?我说是啊,请问您是哪位?您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溪丘湾的老百姓,别人说这是你的电话号码我不相信,我要打了试试看,然后说了没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刚开始我还纳闷,我才来不久,我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公开是常理,可是我的手机号码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啊,怎么会突然一下这么多找茬儿的老百姓和常年的钉子信访户都知道了呢?一次深夜有个信陵镇老百姓打电话,向我反映家里下水道不通要我安排处理,措辞很不客气,态度很激烈,“你连一个下水道都管不好,当个狗屁的官!”我听他说完之后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呢?”他说是一个干部告诉他的,再问是哪里的干部时他就支吾着挂了。邮箱里有人干脆直接警告我:“你来的时间不长,搞这么多名堂,整了这么多人,别以为你是神,你没来,巴东也在天天吃饭,也吃得好好的。”我终于明白了,我身边还有这样的干部,在等着看我的戏,甚至已经开始在导演这场戏了。你不是表现得亲民吗?让你亲个够吧!你不是说干部要贴近老百姓吗?让你贴个够吧!

    面对那个极度困难的局面,我决定正面突围。我把原来一个月一次的县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改成了每周一次。我亲自坐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周一次县委书记信访接待日,县委办提前发通告,组织大家集中上访,我坐在那里一批一批集中接待。有时候原定的半天时间过去,一看信访接待室外面还是黑压压的,就马上安排下午的活动取消继续接待上访群众。尽管我这样下死决心消化信访积案,仍然逐渐感觉到巴东的积案矛盾似乎永远消不完,就像一个哭闹的小孩,你越是去哄他,他越发哭闹得厉害。到巴东以后,我对干部一直严格要求,但是对老百姓,即使是缠访闹访的老百姓也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怜悯和耐心。我在心底坚定地认为没有焐不热的石头,没有暖不热的心,但是巴东的现实就是这么让人无奈。那个阶段巴东的群众不仅仅是好上访,而且是好极端上访。最难受的是2012年5月至6月,一个多月发生了4起群众自杀事件,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法院门口割腕的,有村委会喝农药的,有野三关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人命关天,每一起都是闹到我这里才最终收场。感觉到人民群众面对党委政府的心态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给我解决问题就在你面前耍横,甚至横到以命相拼”。当初面对的那个困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当执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予以负面反馈。

    2012年6月至7月,我终于顶不住患上了重度焦虑和抑郁症,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住进医院,生病前后的过程几乎说得上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关键时刻是爱人给我力量,最终陪我闯了过来。后来得知,在我向州委请假去解放军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半个月期间,刘冰县长专程赶到州里与时任州政府主要领导也是他多年的好兄弟商议,及时向省委组织部反映我的病情,提出我患了精神病,不再适合担任县委书记。当时的州委肖旭明书记在省委组织部那里坚定地认为我没有大问题,他委派时任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静专程赶到医院看望我、安慰我,说相信并支持我早日康复返回工作岗位。其实我当时住院时已经和爱人商量做好了辞去职务的准备,肖书记和周部长的鼓励给了我很多信心。至于刘冰县长和州政府主要领导的这些背后操作,我当时并不知情,多年后才通过其他渠道得知。2015年6月我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在东湖梅岭礼堂省委中心组向省“四大家”领导讲“严以修身”的学习体会,当时已经是省政协副主席的肖旭明同志特意等到散会后留在礼堂大门外跟我打招呼,他握着我的手说:“行甲,看到你今天的成绩我好高兴,我为当年曾经顶住压力保护了一个好干部而感到欣慰!”

    还记得2012年底在省里开会时,和省里一个关心我的副厅级领导说起巴东的情况,他告诫我说:在巴东这种“民刁官滑”的地方,最好别让老百姓对你期望高,否则你会顶着石磙唱戏,非常吃力,戏还不好看。

    可是,作为党派到这个地方的党代表,除了让老百姓对我怀有期望,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三

    巴东老百姓的这股冲天的怨气戾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巴东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怪得着老百姓吗?我细细调研、细细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不能怪老百姓。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作风坏了。在我去之前,巴东官方对“邓玉娇事件”的定性是一起偶发极端事件。作为新任县委书记,我觉得有必要把巴东历史上发生的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复个盘,我让县委办把“邓玉娇事件”的全部案卷调出来看了一遍,我看完后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镇政府两名干部给企业办了一点事,企业给了好处还不算,还得请吃饭;请吃饭不算,还必须喝酒;喝完酒还不算,还得请洗脚;洗脚找小妹还不算,还动手动脚轻薄人家;人家姑娘愤而拒绝,他们恶语相向还不算,还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钱在姑娘头上敲……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我会亲自动手拿刀子捅这两个王八蛋的!我在大会上说,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极端恶性事件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就是我们基层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有一件事情最能简单地说明巴东干部作风症结在哪里,前任县委书记在2011年明确知道自己马上要调走之前,大规模地调换了一遍全县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牵动面达上百人,那一年的清太坪镇居然一年内让她给换了三任党委书记,简直匪夷所思。但是作为继任者,我还必须遵守刚动过干部的岗位一定时间内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调动的规矩。等到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飓风刮到巴东前任县委书记身上时,才被省纪委四室发现,就在换届之前的2011年3月,她居然在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北京东二环某小区一口气买了两套房,当时那个小区的房价已是一平方米6.8万元,没有贷款,一次全款付清。他们两口子都是普通公务员,这笔巨款是从哪里来的?用脚趾都想得到。要想富,动干部,这基层的潜规则算是被她明摆着用了。巴东就在长江三峡边上,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靠灯塔引领,我曾经在大会上说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就好比是这个地方的灯塔,如果灯塔歪了,暗了,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当时巴东这些主要官员的言行,明明白白地揭示出巴东穷的原因、巴东老是出事的原因、老百姓恨党委政府的原因。那个阶段巴东老百姓是真的“刁”,但是,真的不能怪老百姓。

    巴东的民风之顽劣让我心焦,可是真正最让我心力交瘁的还是巴东的贫困。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到民政、扶贫办、县残联三家单位集中调研,沉重的数据压得我心痛。按以往的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标准统计,巴东全县有贫困户5.8万户16.1万人,如果按当时刚颁布的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统计,全县的贫困人口还会大幅增加;全县共有各类民政对象5.1万人,其中,农村低保22885户40024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9.2%),城镇低保3652户7351人;孤儿240人(其中艾滋病孤儿46人);财政供养的五保对象(鳏、寡、孤、独)2655人,应保未保1200人;精神病患者1573人,其中重度精神病患者721人;办证残疾人12409人,其中视力残疾2022人,听力残疾319人,言语残疾100人,肢体残疾7595人,智力残疾591人,精神残疾478人,多重残疾1232人。

    最让我沉重的是,那么多老百姓生了大病的求助信,刚到巴东几天就收到第一封求助信,是东壤口镇一个患肾衰竭的女孩子的信,我还吩咐县妇联和乡镇马上行动给予帮助。但是接连不断的信件过来,动辄都是欠着数万元医药费、等待救助的患者,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感到如此的无力。我的巴东太穷了!想到老百姓无助的期望,翻翻捉襟见肘的财政,想想几个月前在宜都任市长时还雄心勃勃地想实现全市免费医疗的梦想,恍如隔世。

    最让我难过的是,作为全省艾滋病重灾区的巴东,当时仍在世的在册艾滋病患者就有490多人,不知道在那些年因贫穷去卖血的人中还有多少没被检测出来。最严重的茶店子镇三坪村,一个村子就有35个仍在世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村基本不与外界交流,成了孤村。我在到巴东的一个半月后到了三坪村,让镇政府出钱杀了一头猪,中午在一名患者家做饭,我先是走访了三户患者,然后让村支部书记把全村患者都请到一起,算是我请大家一起吃午饭。我坐的那一桌,除了我以外全部是艾滋病患者,我和他们互相夹菜,一起喝酒,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县的老百姓,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这些人已经够苦了,他们不应该受歧视。全县一些受艾滋病影响的特殊孩子让人揪心,46个艾滋病孤儿中有一个叫小燕的女孩,父母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她跟着爷爷生活,后来爷爷去世,15岁的小燕独自安葬了爷爷,无法想象孩子当时的悲凉。我去看她的时候,小燕不怎么说话,眼泪流个不停,她也不擦,任由眼泪像两条线一样流到脖子上。有一个8岁的艾滋病患儿小航,我去看他时,小航满脸满头都是红疮。母亲前几年已经因艾滋病去世,因治病还欠了5万多元外债。父亲在浙江打工,71岁的爷爷和68岁的奶奶带着小航在村里生活。简陋的家居和老人身上破旧的服饰,无不向我诉说着这个家庭的风雨飘摇。奶奶跟我说,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埋在屋场旁边,现在眼看着孩子一身的疮,一点点地走他妈妈的老路。他们家已没有亲戚来走动过了,村里的人从他们家旁边路过也都是绕着走,这个孩子也没法上学,没有任何一个玩伴,就是白天跟着奶奶下地玩一玩,晚上奶奶给他洗一下,跟着奶奶睡。奶奶说,这孩子变了一世的人,我也对得起他了。奶奶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静,她的眼中甚至都没有眼泪。临走前,搂着天真地笑着的小航,拉着爷爷树枝一样粗糙的手,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还有一点让我尤其心塞的是巴东的路难行。寇准1000多年前曾在巴东任过县令,当地流传下他一句话“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这是一句诗意的描述,到了巴东之后才知道,从最北端的沿渡河镇堆子村到最南端的金果坪乡泗井水村,整整397公里,基本上就是800里。可是巴东的山路崎岖破损,颠簸不堪,我作为县委书记坐的车还算是好的,我从县城出发到金果坪泗井水村就要坐6个多小时的车,一般的老百姓呢?他们是多么的不方便。第一个月里,我走访了10多个偏远的村子,越看越沉重,越听越沉重。我每到一个村,有两个必看:一是问村支部书记这个村里最穷的是哪一户或者哪几户,无论多远多偏我一定要上门看;二是这个村有没有学校,如果有学校我一定要去看,并且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村里学校课堂上听一节课。巴东的农村太穷了,走到大山深处,有的贫困户甚至不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因为我见过只有三面墙的老百姓的房子。有些村支部书记的描述和恳求让人心酸,所到之处没有见到一个村级经济发展好、稍微有点豪情的书记。491个村,到底有几个稍微像样的富裕一点的村呢?我下决心要在我的巴东任内走遍全县的每一个村。我安排县委办公室给我策划安排“县委书记边界行”,就是拿着地图从800里巴东最边远的村子走起,开始我的县委书记大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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