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碰撞中书写时代

    2020已在新年的钟声中落下帷幕，2021又在人们的期盼中翻开新的篇章。

    2020年12月，抗疫主题舞台剧《行囊落下的地方》在深圳连演4场，观众反响热烈。这部记录、见证和反映时代特色的剧作，带观众重温那一幕幕难忘的时刻。

    《行囊落下的地方》是国家一级作家、编剧秦锦屏的新作，保持了她一贯的创作风格：以小见大，用普通人的视角观察和展现时代故事。该剧别具一格，不落俗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秦锦屏戏剧创作风格的转型和成熟。

    秦锦屏2019年创作的话剧作品《亲个蛋蛋的红黄蓝》和2020年创作的舞台剧《行囊落下的地方》，都体现出作者对火热的现实生活、对当下事件的敏锐观察。

    《亲个蛋蛋的红黄蓝》描写了两个陕北青年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黄土地，来到车水马龙的深圳。该剧通过小人物的人生起伏、悲欢故事，巧妙地将革命老区与经济特区联系在一起，更通过史诗般的场景，以点带面，展现出整个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奏响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和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变迁的时代协奏。

    《行囊落下的地方》着眼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该剧没有直接描写火热的抗疫一线，以幸福小区一户普通人家的视角，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贯穿在该剧中，展现出疫情中的众生相。其中，积极协调防疫的社区工作者、奔赴武汉援驰的逆行者、打算借疫情捞一票的投机者等形象，都在她的笔下鲜活起来。故事的主人公是有缺点、不完美的普通人。男主人公马运热心公益，却不乏小自私，女主人公袁典爱财却不失善良。他们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人物，而是接地气的老百姓，这使观众倍感亲切，没有距离感，还在剧中找到了情感共鸣。

    《行囊落下的地方》正是通过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来表现对每个人而言都不同寻常的2020年。疫情不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节奏，还成了人性的试金石。普通人在疫情面前的责任与担当、团结与奉献精神得以淬炼，小人物身上仁爱、善良、坚韧、乐观的品格也被一一呈现。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秦锦屏用《行囊落下的地方》诠释了每一朵翻腾的浪花都值得被铭记，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值得被尊敬。从这个角度来说，秦锦屏的创作始终和所处的时代同频共振，她既是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时代的记录者，而这也正与剧作家的时代使命相吻合。

    秦锦屏在该剧中还延续了她一以贯之的风格，即善用外来者的视角来观察这座城市。《亲个蛋蛋的红黄蓝》中的高新红和黄粮、《行囊落下的地方》中的袁典，他们都是外来者。如果时间线拉长一些，不难发现，秦锦屏从201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火苗》开始，就逐渐开始创作转型的探索，她开始书写外来打工者在南方城市的际遇，展现内地文化和沿海文化的碰撞、交融，展现出卑微、渺小的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痛苦与快乐。应该说，作者擅用外来打工者，也可以说是“闯入者”的视角，来观察和认识某座城市，展现普通人在这座城市的梦想和理想、激情与奋斗。与此同时，还展现出两种文化的差异、碰撞与融合。

    《行囊落下的地方》中也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叙事线索，故事尽管发生在幸福小区，但依旧隐含着一种双城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这种冲突基于人性中的善良、宽厚而得到认同。人们看到了人生百态、情感纠葛，也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光芒。正如秦锦屏所说：“我想把勇士对‘死’的选择放在幕后，让台前全是‘生’的苦苦挣扎。”整部剧中，最值得歌颂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出场，而是被放到舞台后面，借由演员的台词，诉说出他们的处境与心声。

    如果回到创作者本身，笔者认为，这是秦锦屏青少年时代在陕西生活的文化积淀，以及在深圳奋斗的文化认同所赋予她的独特视角。深圳和秦地彼此交融，构成了作者的创作源泉。北方的深沉、厚重、乡土元素，与南方的开放、多元、时尚元素，在作者思想深处融合、发酵，凝结成反映现实的作品，也凸显出她鲜明的创作风格。

    正如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商洛之于贾平凹，每个作者都有自己创作的专属文化内核。这是创作者的幸福和秘密所在。秦锦屏在秦地和沿海双重文化背景的碰撞下，找到了自身的文化属性，她将以更为阔大的视域和更深邃的观察，继续书写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