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问政“小事”解决民生难题

    朱庆刚

    湖北省咸宁市是个总人口不到300万的城市，《电视问政》是当地收视率持续居高的热门节目，每期直播的网上点击量都超过百万人次。近年来，咸宁发挥问政监督连心桥作用，畅通“有问题、找问政”对话渠道，打造电视、广播、党报、网络、手机客户端“五位一体”平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近3年来通过电视问政、广播问政、党报问政、网络问政等多种形式，解决诉求1.5万余个。

    问政，要“问”准真问题。我们探索融合纪检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组建专业团队深入暗访，在破解基层普遍存在且反复发生的问题中找差距、补短板、除病灶，专“问”那些群众最急最盼但又长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

    问政，要“问”出真重视。问政的实质是群众提问、民心评判，背后有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督办整改机制。节目一播出，问政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发函交办，纪检监察机关全程督办，依规处理，限期整改，并公开通报，接受社会监督。事实证明，在监督力量融合和监督链条延伸上下功夫，在问政组织上市县联动，开展人大专题询问、政协专题议政、栏目访谈问政、综合问政、党报问政、内参问政，才能形成“组合拳”综合发力。

    问政，要“问”到真整改。问政整改，不是一事一改，而是把握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深入查找漏洞，统筹施策，源头治理。举一反三，针对问政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市委部署全市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大统一、大转变、大落实活动，改进干部作风，在建章立制中追求更利长远的效果。

    近3年来，群众参与咸宁问政累计超2000万人次，场内群众打“现场分”，场外观众打“整改分”，用分数亮明态度。“问政”不作秀、不掺假，久久为功，就能“问”出清风正气、兴业环境、民生福祉。

    “网红”不是食品的“免检标志”

    陈文杰

    冬已至，火锅起。冬日里，没有什么比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更能驱逐寒意了。近年来，网红火锅店走俏，同时网红食品对食材安全不严谨的“老毛病”也开始发作。近日，在某网红火锅店在被检出禁用兽药后，又被通报其食材牛蛙中含有禁止使用的药物呋喃西林代谢物。据了解，该残留药物能破坏人的造血系统，且无特效药物治疗。

    当前的网红火锅店，不仅食材种类繁多，大众小众应有尽有，而且还有众口可调的锅底佐料。总有一款，能牵动你的胃。不过，火锅店提供丰富的食材任君选择，也意味着要把好每一种食材的安全关。但眼下个别网红火锅店也掉入了“网红效应”的陷阱，重宣传而轻品控。就以这次被通告的网红火锅店为例，此前首次测出含有违禁药物时，该公司微信公众号立马上线了自检报告查询栏目，并连续发布两条自检信息称销售的都是“无抗蛙”，不合格绝不上市，动作不可谓不迅速。而两篇文章阅读量很快也破了“10万+”。可是，打脸来得更快。随后监管部门抽检的结果与其截然相反，食材的品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当下，宣传造势固然重要，但要赢得消费者的追捧与信任，最重要的还是品质。在不能保证货真价实的前提下，任何解释和道歉，都像是欲盖弥彰。如若涉嫌虚假宣传，还要吞下苦果。面对质疑和批评，与其极力维护网红形象带来的流量，不如踏踏实实地保证食品的质量。

    目前，这批有问题的牛蛙已全部售完，追回恐为时已晚。如何补救以及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是店家应担起的责任。而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也为所有网红餐饮店敲响警钟。食品安全永远优先于一切，而“网红”也不是食品的“免检标志”。相关监管部门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及时规范完善质检流程，加强抽检的公正性、权威性，避免再出现店家自卖自夸，误导消费者的情况。

    180万工伤赔偿律师分走90万，收费高吗

    于立生

    据媒体报道，近日贵州省惠水县的王水香反映：其前夫杨昌茂2016年7月12日，在广州市一家工地上受伤致瘫，家属委托律师索赔；2020年9月6日，杨昌茂与用人单位签订赔偿协议书，获得一次性赔偿180万元；但事后发现，律所从180万元中，一下分走了90万元，质疑收费过高。当事律师回应：收费依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而杨昌茂的哥哥杨昌明表示：签协议时都知情，当时如果没有律师，最多获赔30万元。

    从当事人杨昌茂工伤致瘫所获180万元赔偿中提走90万元律师费的情况可知，当事律师采取的是风险代理收费模式。所谓风险代理，通俗点说，在诉讼前期，委托方是不用掏钱，或是按约定只掏少量基础服务费的，要是律师最终打不赢官司，获取不了赔偿，那律师付出的大量时间、精力、金钱等各项成本，都是白费了的；但若打赢官司，则律师将从委托方所获赔偿中抽取高额提成。

    平心而论，从工伤致瘫180万元赔偿款中分走90万元，亦即占到赔偿款的50%，这样的律师费收取未免还是畸高了。哪怕是允许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模式的案件，按《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那么，该如何避免工伤当事人为解燃眉之急，而给人最终收取高额律师费提供可乘之机呢？一方面，端赖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形式，对这类工伤当事人加大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另一方面，《律师收费管理办法》也不妨因应现实适时作出修订，对工伤赔偿等民事案件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收费模式予以解禁；但与此同时，规定律师胜诉可以收取的提成限定在约定标的额的10%—20%区间以内。如此，则在满足相关律师基于高投入、高风险的高收益需求和工伤当事人的后期医疗、生活保障需求之间，达致一个平衡。

    有些事不能被娱乐

    马青

    近日，某加V的美妆博主发微博晒出自己模仿劳荣枝妆容的自拍照，还配上文字“某荣枝模仿秀，像不像”。网友们反应强烈，很多人批评其做法，很快，涉事博主将模仿劳荣枝妆容的微博删除了。

    仿妆这两年很火，有人把自己化成明星或是某个热门剧中的人物，本人面容和被模仿的人物差别越大，说明化妆术越厉害，越能获取流量、赢得粉丝。在各个社交媒体上，仿妆已普遍到不足以对受众形成刺激，于是，一些博主开始在寻求“创意”的路上走偏。

    什么样的事不能被娱乐，在这个媒介门槛越来越低、娱乐手段越来越多元的今天，是需要深思的问题。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波兹曼对电视时代社会趋向于娱乐化进行了研究，他担忧，群众逐渐变成娱乐的附庸。

    一旦抽离了同情、关心和帮助他人的真诚，只剩下了娱乐和刺激，就仿佛人一旦没有了灵魂，就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做“劳荣枝仿妆”的博主也同样，她曾发微博说，对于劳荣枝最终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并不关心，因为“我是一个不关心人类的人类”。一个人眼里没有“人”，行为又怎么会有界限？

    撰写了《同理心》的英国作家罗曼·克兹纳里奇认为，虽然同情心和同理心是人的先天能力，但总有一些人对他人的痛苦欠缺感知。

    曾经，传统媒体有“第四种权力”之称，在社交媒体时代，几乎人人手握这种“权力”，那些粉丝众多的自媒体，其对社会与公众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说已不亚于传统媒体机构，但相比于传统媒体一直受到媒介伦理的影响，自媒体的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却显得比较粗疏。那位美妆博主自称，她的底线是守法。恐怕，这对拥有七位数粉丝数量的自媒体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以良法善治引领“新食尚”

    宋燕

    浪费食物犯法吗？以前不会，但今后真的会！

    2020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随着反食品浪费法进入立法程序，“节约粮食”将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律条文。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社会风尚，广泛开展“光盘行动”，食品浪费现象有所改观，但是并没有得到根治，仍然有人在食品消费中单纯追求排场、档次、价格，宁选贵的、不选对的，宁点多、勿要缺。尤其是，婚丧嫁娶宴、升学宴、生日宴等种种宴会，以及学校、单位食堂等一些地方，“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令人心痛，甚至还有直播平台利用“吃播”的形式，变相公开鼓励暴饮暴食。

    向食品浪费说“不”，法律不该缺席。此次提请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升格”，从法律层面建章立制，明晰了食品浪费的概念，明确了相关主体的责任，以法律法规约束食品浪费行为，进一步扎牢了反对食品浪费的“篱笆”。以后“下馆子”或者开“吃播”的时候，就要注意避免食物浪费或宣扬暴饮暴食，否则就得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买单”。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养德。珍惜一粥一饭，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乎人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反对食品浪费，有“节”有“约”。我们要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和预警作用，狠刹食品浪费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食品消费理念，以良法善治引领“新食尚”，在全社会形成浪费为耻、节约为荣的良好氛围，让节俭之风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让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初心就是燃灯

    易艳刚

    继“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之后，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再获殊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中共中央《决定》里赞誉张桂梅“以坚韧执着的拼搏和无私奉献的大爱，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这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号。从教几十年，张桂梅帮助1600多名女孩走出云南深山，考上了武大、浙大、厦大等高校，今年高考又创造了本科上线率94.3%的“教育佳话”。年逾花甲的她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满身伤病，2018年病危住院时还提出要把丧葬费预支出来用在孩子身上。

    张桂梅把全部身心投入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和儿童福利事业，很多媒体报道过张桂梅的故事。这些报道里的张桂梅，是穿破旧牛仔裤的党代表，至今仍和学生住在宿舍里；不忍看山区女生失学，连续多年背着劳模、先进奖状去昆明募捐；工作再忙、身体再差，也坚持假期家访，行程超过10万公里……

    对张桂梅来说，初心就是燃灯，是支撑她无私奉献的原动力。在她那里，对山区女童的爱心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是完美统一的。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她用一辈子专注地做着一件事，但这件事播下了一千多颗与贫困决绝、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种子，也将希望撒遍云岭山乡。张桂梅用她的拼搏和大爱，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近些年，中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尤其贫困地区学生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离不开像张桂梅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坚守与付出。正是他们点燃了孩子们的人生梦想，让孩子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让孩子们赢得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希望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进程中，有更多照亮希望的“燃灯者”！

    电动车充电的精细治理

    姚雪青

    近年来，各地相继出现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柜、充电桩，居民通过投币或刷卡就能充满电，既简单方便又经济实惠。这项自助式便民服务一经推出就受到好评。

    充电桩虽好，却也有闲而不用的问题。不久前，某地一小区电动车着火，参与灭火的民警了解到，该小区虽配置了充电桩，但仍有人私自从家里拉线进行充电，由此引发了火情。便民设施未能发挥作用，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是在具体细节。比如，安装数量是否足够、分布是否合理、谁来负责管理等。

    治理效果如何，关键要看群众满不满意。电动车充电是生活中的“高频事项”，直接影响部分居民的幸福感。为此，不少社区开展联络、上门问询，了解居民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充分理解居民诉求，设身处地优化设计，用心用情劝导居民放弃不合理的充电习惯。

    充电不涨价，服务可“增值”。有的小区改建智能车棚，刷卡才能进出，居民可远程查看充电状态和画面，停车充电不再操心；有的推出智能充电柜，不仅能自动断电、防止过充，还使用了阻燃材料和断电保护装置，让安全性更有保障。的确，服务没有止境，唯有针对具体情况提高服务“含金量”，便民政策才能落细落实。

    解决电动车充电问题，还需疏堵并治。针对充电定价不统一等群众关心的问题，社区应深入调研，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协商，并将解决结果告知群众。同时，要坚决治理违规充电行为。

    电动车充电问题治理，从倾听群众心声，到跟上后续服务，再到及时化解矛盾，只有提高精细化水平，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主动性，打通基层治理微循环的“最后一公里”，将便民的好事办成人人点赞的实事。

    心疼孩子，不如给他一张书桌

    舒圣祥

    近日，在河南郑州某高校内，一个小女孩坐在打饭窗口柜台下面写作业，妈妈在上面为学生打饭的视频引发关注。类似新闻其实还有不少，比如前不久安徽宿州的小女孩，趴在妈妈摊位旁的花坛边上写作业；还有孩子趴在父母摊位旁边的垃圾桶上写作业……这些都是暖新闻，父母为生活打拼，孩子努力学习，感动了很多人。可正能量的画面背后，何尝不是看得见的心酸？如果不是没办法，谁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呢？

    不仅是外来民工忙忙碌碌，城里的上班族同样没时间照顾孩子。下午三点半，孩子放学了；傍晚五六点，家长才下班。这个尴尬的“时间差”，让家有儿女的上班族疲于奔命。凡此种种，核心问题都是相同的：放学后，无处安放的孩子可以去哪儿？何处能给他们准备一张书桌？

    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充分发挥中小学校主渠道作用、科学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

    当然，把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并不合适。由社区、图书馆等社会力量组织的“三点半学校”，就很值得推广。如今很多社区都建起漂亮的图书室，如果能招募一批爱心爷爷奶奶、青年志愿者等，组建起社区的辅导员队伍，开放给有需要的孩子，既能提高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更有助于解决“三点半难题”。

    放学后，孩子的书桌何处安放？除了课外班之类的市场化托管机构，公益性的托管机构不可或缺。相关部门应该尽可能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帮助改善务工人员子弟的学习环境，共同化解学生放学后无处可去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