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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9个未摘帽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回望历史云烟，心潮逐浪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对贫穷有了切肤之痛，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这在人们见面打招呼上可见一斑。
“你吃了吗？”至今，很多中国人见面时还习惯这样打招呼，这是亿万中国人多少年来艰难生活的写照，说明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问候语已悄然发生变化，变得多元起来，许多人开始用“你胖了”或“你瘦了”打招呼了。“你胖了”，委婉提示你应加强运动，否则血脂和血糖就可能增高；“你瘦了”则是句恭维话，夸奖你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女士们尤其受用。
问候语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说明中国人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向着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方向转变。
中国有句谚语，一锹挖不出一口井，它与西谚“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意思相近。
1961年，我出生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那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妈妈至今还常说：“怀你时，根本用不上鸡蛋牛奶，看着商店的上海‘大白兔’奶糖，馋得直流口水。”20世纪70年代，做铁路工程师的父母每月从各自微薄的56元工资中，寄给农村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各15元，因为农村的生活更艰难。爷爷奶奶则把乡下的地瓜干和花生米寄给我们。
1978年，中国终于迎来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进程。那一年，中国也恢复了“文革”中高考制度，我幸运地考上黑龙江省重点中学——哈尔滨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我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考上大学。1978年，日本故事片《追捕》热映，镜头中闪现的东京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车流，让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对外开放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当时，我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能拥有一辆小汽车，能到东京旅游。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绝大多数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我家只有一台缝纫机和收音机，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里。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大胆论断，回想起来，至今还让人激动不已。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奠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统一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邓小平理论不仅成功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更为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制度保证和物质条件。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方略，中国扶贫之路开始从粗放化走向精细化的历史演变。习近平身体力行，不仅每年多次去农村指导减贫工作，还将这项工作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重点，强调要“久久为功”和“抓铁有痕”。所以，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改革开放让7.4亿中国人彻底摆脱了贫困，贫困率降低了94%。截至2019年，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下降到551万人，仅占14亿中国人的0.4%。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任务的发展中国家。
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成就展时由衷地感叹：“中国让8亿人脱贫，谱写了人类减贫历史的辉煌篇章。”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之中，中国经济也受到前所未有冲击。但中国政府迎难而上，依然将确保551万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作为2020年全年优先任务之一不动摇。
习近平“精准扶贫”方略的成因是什么？
我认为，这与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陕北贫困乡村梁家河生活7年的经历密不可分，与他80年代在河北省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密不可分。因为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怀有大海一般深厚的感情，在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才可能在减贫事业上投入这么大精力。
中国在与贫穷作斗争的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7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话中对此称赞道：“中国成了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作为一名从事新闻报道几十年的中国媒体人，我认为，中国“减贫奇迹”的成功原因可概括如下。
一是减贫成绩单是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政策为全面减贫成效提供了保证。40多年来，中国减贫的深化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几乎同步：从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大城市转向广大农村，从北上广深和省会转向三四线中小城市，才可能像打鱼收网那样，形成2020年的“精准扶贫”决战阶段，将最终使551万绝对贫困人口走向富裕之路。
二是形成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减贫政策和实施机制。在国家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中，均包括减贫内容。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国务院扶贫办，一名副总理亲自抓落实。中国省、市、县、乡四级行政管理部门均设有扶贫职能机构。
三是中央预算每年都拿出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支持扶贫。
四是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优势，为高效落实减贫措施提供了“中国力量”和“中国经验”。
五是确定了基建扶贫、易地扶贫、教育扶贫、卫生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互联网扶贫等重点扶贫领域。这些领域不仅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特点，而且同当下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革命结合了起来，给中国减贫装上了科技的翅膀。
不久前一个周末，我在北京市区开车，行到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附近时，突然发现一座十几层高的大楼，楼体上“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几个大字十分醒目。原来，这里是国务院扶贫办的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性扶贫机构。中国正是通过这座大楼与缅甸、孟加拉国等亚非拉美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减贫方面的沟通与合作，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3年下半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为国际减贫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在全球范围内，“一带一路”合作正顺利推进，这可以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成果惠及更多人，使沿线各国更多人就业，更多人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更多孩子获得受教育的权利等。
1995年夏，我曾去内战中的“中亚山国”塔吉克斯坦采访。从哈萨克斯坦开车去之前，我问一位当地同行朋友“需要点什么”，他不加思考地回答，“带一袋子白面（25公斤）和白糖吧！”当我到达首都杜尚别，得知当时人均收入才5美元，连米面油糖都没有，这时我理解了“贫穷”的真正含义。至今，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所以，和平与发展应是国际社会永恒的主题，国际减贫合作任重而道远。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中国唐朝诗人杜甫写下的千古名句。圣诞夜，丹麦作家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着火柴，温暖身体，还是悲惨死去。
渴望公平，摆脱贫穷，是各国人民的梦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的内战悲剧都让人们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弥足珍贵。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消灭贫困和饥饿”列为全球最重要的目标和议程，反映的正是时代的要求，正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我更相信，只要各国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国际减贫事业一定会取得像中国一样大的成就。杜甫和安徒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