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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给一位百岁老人写电子邮件，会有什么反馈？回件干脆利落：“感谢你还记得我。我的身体在我的年龄段中应该算健康。生活自理，汽车接送按时上班（上午半天）。近半年来因新冠肺炎疫情，院里照顾，把我的常规工作简化，现在每周三上午去一次医院……”
他就是张金哲，中国小儿外科的重要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一个获得过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丹尼斯·布朗”金奖的医者。今年9月25日，是他的百岁寿诞。
笔者在北京儿童医院他的办公室，又见到了这位不可思议的百岁医。只见他皮鞋光洁，咖啡色竖条拉链外衣雅致合体，走路不用搀扶，思维、语速均无老态。但是他笑言自己退步了，“‘十六字符瞬时记忆’标准，我自测也就剩六字符了。但我一直坚持锻炼，每天晚饭后在室内自行车上骑行5公里”，他伸出一个手掌，笑容明媚。
他果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100岁还能工作、会生活的传奇。
他把一种婴儿病从100%的致死率降到5%
张金哲考大学是在国难当头的1937年，他被迫从河北省立一中转入天津租界内的耀华中学备考。京津两地当时只有燕京、辅仁及天津工商三所西方国家承办的大学还在招生。他分别报考了这三所大学的医学、美术、建筑三个方向不同的专业。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张金哲，他选择读燕京大学的“特别生物系”学医，那是协和医学院委托办的预科。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抉择。
经过严苛的淘汰，三年后，入学时71人的班级，只有张金哲等16个优秀生升入协和医学院。完成学业的过程也是爱国、抗日的民族气节滋长的过程。在协和医学院刚读满两个学期时，张金哲拒绝日本人的转校安排，毅然南下，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次年，圣约翰大学也被日本人接管，张金哲愤而转考上海医学院，在颠沛和转插班中完成学业。
抗战胜利后不久，认定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张金哲成为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的实习医师，他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在不长的时间内晋升为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
1948年前后，多地医院的产科病房遭遇了可怕的“皮下坏疽”风暴，就是新生儿极易发生的急性皮下组织细菌感染化脓，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是可怕的100%。眼睁睁看着娇嫩的新生儿一病房一病房地死去，已是住院总医师的张金哲焦虑万分。他觉得如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或能救人于水火。虽然这个想法在患儿遗体上实验证实可行，但在“化脓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的传统医学禁忌面前，中西医老师们均不支持手术治疗。
万没料想，此时张金哲刚出生的女儿也不幸被传染上皮下坏疽。甚至来不及和妻子商量，他冷静而果断地拿起了手术刀——自己的女儿总可以试吧？不做手术就是放弃女儿的生命，这样做了，至少有了第一例实验样本。结果，女儿得救了！消息不胫而走，手术治疗很快得到推广，成千上万的皮下坏疽患儿因此重生。在张金哲的收容记录中，皮下坏疽死亡率迅速下降到5%。
28岁，已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张金哲却心有不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隆隆炮声中，他在思考该怎样以一个医者的良心和使命参与建设新中国。长期受“耀华”“燕京”“协和”等西式教育熏陶的张金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脚步中逐渐完成思想洗礼。
在抗美援朝期间，张金哲作为手术队队长，两次赴朝，立了两次大功。特别是部队缴获了大量美国的麻醉机和气管插管，前方急需却无人会用，张金哲就地自编讲义，开办麻醉培训班，以精湛的专业优势培养了第一代部队麻醉师。他那些讲义经改编，成为我国最早的麻醉学专著《实用麻醉学》。
学医的人都知道“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一说。但是有了那次“拿自己女儿开刀”的经历后，张金哲认真地把目光转向了一片荒漠的小儿外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世界”里，张金哲在中国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的支持举荐下，决定接受挑战——创建全国第一个小儿外科，完成了人生又一个重要抉择。
从选择学医到确定主攻方向，国家和民族在他心里的分量举足轻重。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竟然诞生于一个手工作坊
新中国第一次卫生会议后，张金哲被调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式创建小儿外科。
那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一切归零，手里仅有从小儿内科病房分出来的5张床和一本书（儿科主任秦振庭从美国带回来的《小儿腹部外科学》，Ladd著）。
没有诊断和手术用的器械，何来小儿外科？可那正是西方“卡脖子”的时期，没有什么条件是可以坐等来的。好在动手创造是张金哲的强项。幼年时他就喜欢蹲在木工身后，一看就是半天。燕大重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养成了他手脑并用的习惯，具有极强的应变实操能力，当年学校话剧队幕后的电闪雷鸣等特效，全是他一个人鼓捣的。
这次，他索性在自己家里开“作坊”，动手自制和改良儿童诊断及手术器械。这个能讲一口流利英文的西医才俊，竟然白天上班，晚上做工，变成刨锯凿切全能的小工匠。
他与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以及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并成功推广。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困难时期，直接推动了小儿外科手术在各地迅速开展。小作坊里先后诞生的50多项发明设计，全部针对儿童外科诊断和手术中那些绕不开的急难险重。这些简易“神器”通过交流直接带动和提高了全国小儿外科的水平。
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两项创新发明特别耀眼，这就是被国际同行称道、使用并正式命名的“张氏钳”“张氏膜”。这两项根治新生儿腹部畸形的创新手术设计，彻底颠覆了国际传统戒律，使以往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患儿痛苦减轻了，手术效率大大提高了。还有胆总管防反流再造的手术“张氏辫”，小儿肛瘘挂线疗法与小夹板配合牵引治疗小儿骨折，首开门诊手术、简易病床房，解病床不足之困……数十项“首创”出自他手。即使在“文革”“靠边站”时期，张金哲也没停住，一面自制清扫卫生的工具，一面研制出第一台儿童心电监护仪。
一手搞硬件创新，一手自身打铁，张金哲闻名遐迩的小儿外科诊断“金手”就是这么“炼”成的：徒手为小婴儿插喉管、用两个手指在胸壁内外为小婴儿做心脏按摩等。至于他亲手做的手术，则创下太多“之最”，仅小儿阑尾炎一项，他就创造了30年1.5万例无死亡的纪录。改革开放后，他主持编写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小儿门诊外科学专著，不断以多领域的新学说、新经验、国家级新成果，影响了整个小儿外科事业的发展进步。
每谈到这些，他总轻描淡写说这是情势逼迫使然。但正是由于他的开拓和引领，小儿外科从一个单一学科科室，发展到拥有肿瘤、泌尿、骨科、整形外科、心脏外科、神经外科等十几个学科，医、教、研、防的成熟医学体系，并逐步走向微创化、分子化、数字化。
他是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的首任主任委员，曾被国际同行尊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迄今仍是全国小儿外科领域的灵魂人物。身边的人知道，这些并非只因为年龄、资历、院士等头衔和国内外大奖，而是他在小儿外科每一个发展阶段实实在在的心血付出和巨大贡献。良师楷范，景行昭昭。
80岁以后，又有20年没离开医生岗位
80岁以后的20年中没离过岗，这是张金哲漫漫人生中最“牛”的地方。到医院查房、出门诊已经是他的一种生命状态。前几年每周来院里工作三次，疫情前至少两次。疫情后医院安排他每周上班一次，不再直接看病人了，他服从，但心痒。
今年8月以来，张金哲来北京儿童医院约见较多的人是他曾经的博士生、小儿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但是前些天还约见了贾立群——也是名扬全国的新闻人物、B超达人。
同样退而不能休的晚辈贾立群如今也已67岁了。他说张金哲让他仰视了一辈子，至今见他还是诚惶诚恐。他说那天一进屋，“老人家先从沙发上站起身，迎上握住我的手”，让他一时手足无措。先生100岁的思维依然机敏，“见面谈业务常用英文。大概是因为表达准确，好在我还能接得住”。贾立群说张先生的工作标准极高，细致、较真又讲方法。
这次约贾立群的主要目的，是谈超声波疗法怎样更好地与小儿外科，尤其是小儿肿瘤外科合作，同步提升的问题。因为目前超声波已经发展到可以直接引导介入治疗，用射频消融对付实体肿瘤。但是与成人相比，小儿B超发展相对滞后。这是张金哲特别挂心的事。
“恶性实体肿瘤太凶险，弄不好就会拖垮一个家庭。只有不同学科方向的医者一起努力，才能提高治愈率，就是不能彻底治好带瘤生存，也要让孩子少受罪、少花钱！”老先生这番话言近旨远，语重心长，拉着贾立群的手始终未曾松开过。
在张金哲的办公室，笔者见到了小儿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这是张金哲博士团队中的金牌“老三”。他来和张先生通报今年四季度全国小儿外科界两个重要会议的准备情况，其线上线下结合的会议形式与张先生想的不谋而合，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笑甚欢。
“医乃仁术”。其实张金哲心心念念的，是医生、护士、医学研究者怎样把工作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医学、医疗的人性化上。其实当年搞发明、炼“金手”、对付疑难症的各种手术新发明、合理高效开发使用病房病床……都是顾完孩子顾家长的至善之举。
从医70多年，张金哲一路创新，同时也一以贯之地恪守自己定的老规矩。比如在接诊时，对每个病人起身相迎、起身相送；手诊前先洗手，把手搓热再接触患者皮肤；比如在自己的白大褂的左胸前，用粗笔写上“外科张金哲”，让患者一目了然，消除陌生感，建立平等关系和亲近感；还包括信奉《克氏外科学》扉页上印的和患者“先交朋友再做手术”；等等。
他的小患者及家属一代一代的至少也三代有余了，回忆总是会夹带着画面：他变小魔术边逗孩子边问诊；还有“三分钟口才”和“衣兜里飞出的小纸条”，前者是医患快速有效沟通的本领，后者说的“小纸条”是为小患者家属准备的，每条不过50字，扼要、通俗地释义一种常见病，不光是为了让对方弄个明白，有实物收获感，更是为了增效省时，看更多的病人。说白了就是肯花掉自己的时间，节省有限的诊疗时间，让患者得到更多。
直到90岁以后出诊，老先生还会这么做。他认为医生首先要尊重患者，这是最重要的，成人世界是这样，儿童的世界也是这样。
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这个年纪，也不是每个百岁老人都能保持张金哲先生这样的生命状态。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位终身学习型百岁院士，“什么都会”，熟练上网，自由浏览医学前沿最新的中、英文成果资料；用E-mail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往来，甚至还玩微信、上抖音，保持与时代同步。
就在上个月，他还亲自为一个患儿做了肛门手诊，说明老人家神经末梢的触觉敏感度并无退化。有想法，琢磨事，并不等于老先生不服老。他坦然接受自然衰老的规律，接受人工晶体、戴耳机，不忌讳日常外用导尿管。
他是个有趣、懂得热爱并享受生命的人。年轻的时候，美术、书法、音乐、京剧、各种球类运动等，他无所不爱。他说：“其实这些爱好特长有助我广交各阶层朋友，借以巩固团队，力争上游，丰富人生。”老年后他画国画、练书法修身养性。今年抗疫期间还挥毫写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科学政策”。运动锻炼也一样，他选择每天晚饭后，量力在室内运动器材上骑一阵子自行车。
在谈自己修身之道时，他多次说过，“其实就是要求自己，今天能做到的，明天尽量也要做到。不能过一天丢一样，这样就会越丢越多”。
老先生对自己的人生回顾和总结始终就是十六个字：“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