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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竟是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的守护圣人？”
西欧盲从主义者绝不肯相信这一点。他们认为，近现代以来主导世界思想史的西方绝不可能引进过孔子思想。但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史实，本书里翔实的实证史料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这本书还包含了许多东西方之间饶有趣味的哲学交流故事。东亚热潮曾一度席卷欧洲，是欧洲14世纪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而孔子热潮则成为18世纪启蒙主义的精神基础，甚至华丽的洛可可文化也是东方儒家文化的复制品。法国曾发生过一场东方批判与东方赞美之间的激战，其中心人物便是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经济学的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英国经济学者莱利斯·杨格在他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剽窃了司马迁的“自然之验”，并断言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乃是“中国产”的。说到这里，你大概会情不自禁地点头称是了。
那么，孔子儒家哲学是如何传入欧洲的呢？
以利玛窦为例，他出生于意大利，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位祭司，他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第一人，像他这样的传教士为了有效地向中国传播天主教，必须学好中国文化，即所谓的“适应主义传教”。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孔子，以及孔子所说的“天”。在翻译孔子学说的过程中，他们为孔子的魅力所折服，以至于他们开始反过来向欧洲传播孔子思想，这让孔子热潮在欧洲社会风靡一时；甚至有人认为，欧洲不该向中国派遣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而是反过来应从中国邀请传播孔子思想的传教士。总而言之，孔子的思想在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自孔子儒家哲学渗透至欧洲社会以来，经院哲学在它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从本书引证的资料来看，在18世纪以前东方经济一直都位列世界第一。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度，自发地放弃了帝国主义，而朝鲜的英祖、正祖时代在个别技术领域甚至超越当时的中国。既然如此，到了近代开化期即东西方文明的更迭期时，东方为何会遭到西方列强的碾压，深陷于西欧情结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呢？
18世纪的中国自给自足，没有接受其他文化的欲望，而对于任何文明来说，停滞也就意味着退步。中国没落的原因就在于过度的自矝，他们沉浸在繁荣与富足之中，对西方没有任何的关注，甚至自负到把西方称为“蛮夷”的地步。恰恰相反，16至18世纪的欧洲，对东方与世界的其他地方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们环视世界，持续进行改革与开放，接受世界各地的文明和文化，这才让西方文明之花得以绽放。
近代政治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治，近代经济则具有市场经济的特点，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近代是一个发现“个人”的时代，但近代的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化。整个19世纪，西欧列强都忙于掠夺世界，并宣称这是一种“天命”（Manifest Destiny）。他们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企图建立强大的殖民帝国。随着帝国主义者的不断开拓与膨胀，他们的体量像气球般不断膨大，而所谓的“天命”不过是他们牵强的借口，所谓的“文明开化”则是一种“暴力的世界化”，是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行径。
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很久之后才开始学习西方，并奋起直追。如今，三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几乎达到了西方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西方。所以，我们也终于有了充分的余力，让我们摆脱西欧情结，重新审视文明史。自201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笔者曾在某家报纸上连载了对韩国近代历史现场的调查记录，这么做的目的在于警醒国民不忘一百年前即1910年韩日合邦之耻，告诉大家要丢掉自卑感，制订一种属于文化领导者的战略。开化期虽然是黑暗的，但我们必须从中找到韩国人的底气，使其成为今天经济飞跃与文化昌盛的根据，这是拙著《近代散步》出版的主旨所在。而本次出版的《孔夫子与欧洲思想启蒙》也是这一企划的一个环节。在通读了黄台渊教授的主要著作与论文、与他见了20多次、进行了诸多讨论以后，才终于编纂出这样一部教育图书。
黄台渊教授是一位精通东西方哲学交流史的学界泰斗。不仅如此，他还是将孔子的思想阐述透彻并将其哲学化的政治哲学家。如果你通读了黄台渊教授的孔子三部曲《实证周易》（全2卷）、《孔子与世界》（全5卷）、《情感与共鸣的解释学》（全2卷）以后，就会知道我的这种主张绝非臆断。他从孔子儒家哲学的核心词“经验”出发，把“学而思”阐释为一种经验论的依据，它足以克服合理论的缺点。他认为，唯有如此，人们才不会把经验知识绝对化，这有效避免了朴素的经验论；人们也不会把教条变成必然的真理，这有效避免了合理论，而这才是谦逊的、忠实于中庸的认识方法。西方的合理主义把理性神格化，压抑人的情感，这最终会走向科学的独裁与自然征服的意识形态。各种变化无常的合理主义里，充斥着诸如现代版“哲人统治者”的右翼独裁思想、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科学的种族主义”思想等，它们导致了各种镇压、独裁以及动用了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使多少人惨遭杀戮，又使自然遭到了多少无法挽回的破坏！
孔子称他的道是“一以贯之”，他的弟子曾参将其这种思想阐释为“忠恕”，而黄台渊教授再次将其阐释为“恕以忠之”，并把它归纳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即“共鸣阐释学”，这是一种惊人的洞察与分析，是之前研究东方学的学者未曾想到的。
黄台渊教授游弋于东西方哲学的海洋里，在思想的狂飙突进时代激流勇进。自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20多年来，他每天有15小时都在苦读东西方地理大发现期间的经典著作原典，并笔耕不辍，不愧是一位学术勇士。他涉猎甚广，不仅熟读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达尔文，对孔子、孟子和《史记》《周易》的哲学也了然于胸，为了阅读“理学奠基人”朱子的著作，他还编纂了《朱熹汉文小词典》。通常，钻研西方哲学的人并不了解东方哲学，而专攻东方哲学的人往往也不懂西方哲学，而他却对东西方的哲学都十分精通。黄台渊教授详细地揭示出：17世纪萌芽、18世纪达到顶峰的西欧启蒙主义的原理，其实是经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欧洲的孔子儒家哲学，本书中的许多引文都是从他所揭示的原典资料中寻绎出来的。
黄台渊教授同笔者一样，都希望用心理解孔子与《周易》哲学的深奥意义，并对西欧帝国主义以后的人类文明史怀有密切的关注。“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所言不虚。笔者希望这芬芳的“同心圆”能够在韩国，甚至是东亚之间广为传播，重筑东亚的文化自信。正如本书中所详细披露的那样，西方哲学与西欧社会表现出了明确的局限性，人类要抵达充满希望的未来，东方的知识分子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为人民日报出版社《孔夫子与欧洲思想启蒙》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