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两山论”，创造绿富同兴的中国叙事

    郑岩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此后，安吉放弃开山采矿，发展休闲旅游，被拆水泥厂复垦变身五彩田园，村里流转土地成为油菜花田，每年慕名而至的游客络绎不绝。如今，安吉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15年来，“两山论”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强大的引领力。从“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到“保住绿水青山要抓源头”，再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论”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绿色发展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更富的景象，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9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43%，全国1940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比例比2015年提高8.9％，全国完成造林面积比2012年增长25.3%……一个个数据，印刻着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的成效。望得见山、看得见水、闻得到花香，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期待一步步变成现实。共护这片绿水青山，是对百姓当下诉求的郑重回应，也是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之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安吉们”的蝶变之道，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一段时间以来，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环境问题频发，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忍住阵痛，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腾笼换鸟，纷纷加入绿色发展的行列。一方面做好减法，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等指标持续降低；另一方面做好加法，通过优化传统产业弯道超车，引入新兴产业换道超车。把风景变成产业、将美丽化为生产力，绿色正在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人色彩。

    金山银山，不是等来的，也不是守来的，必须开动脑筋从绿水青山中变出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秦岭深处的柞水木耳，贺兰山东麓的葡萄，河南光山的油茶，成为贫困群众致富的有力抓手；放弃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良好的生态让黑龙江伊春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下决心整治造纸业，一座吸引了大批高技术企业的新城正在浙江富阳拔地而起……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循环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成为各地发展绿色经济的条条大道，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发挥出经济效益。

    在之江大地，要求“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在八百里秦川，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在表里山河，强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跟随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地方考察的脚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始终。

    未来，我们要继续贯彻落实“两山论”，不断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创新挖掘金山银山“价值”，让更多的绿色发展奇迹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

    制止餐饮浪费别搞花架子

    贾亮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遏制餐饮浪费，刻不容缓，没有余地。连日来，各地采取不同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餐饮浪费，其中一些措施可圈可点，颇见成效；但也有一些措施引发争议，有形式主义之嫌。

    据报道，陕西西安一餐馆，将适量点餐纳入服务员月度考核中，客人用餐结束后工作人员巡场时，如发现餐桌有剩菜，按剩余情况给予当桌服务员不同程度的考核扣分；湖南长沙一餐饮店推出“称体重点餐”，食客入店前可先称体重，然后根据食物热量配比菜单进行点餐；继武汉等地发出“N-1点餐”倡议后，辽宁省更进一步，倡议“N-2点餐”模式。不必怀疑种种倡议和措施的诚意，但也不能排除部分商家乃至协会借机造势蹭热点的嫌疑，至少，称体重就餐、考核服务员之类，过于机械和片面了。

    反对餐饮浪费，对遏制餐饮浪费中出现的形式主义也要反对。其实，反对餐饮浪费，与消费者吃饱吃好并不矛盾，倡导节约风尚，不是比谁表面上吃得少。无论是商家举措还是行业协会倡议，除了积极引导消费者厉行节约，还要具备可操作性，让商家愿意推广，食客乐于接受。前些年广泛开展的“光盘行动”，之所以效果好，就在于简单直接。不管多少人就餐，不管点了多少菜，量腹而食，最后光盘就说明没有浪费。

    民以食为天。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要不饿肚子，很多人就丧失了危机意识。“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是饮食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考题。以何种姿态作答，考验每一个公民的认识和觉悟；能考多少分，考验每一个公民的决心和毅力。遏制餐饮浪费，容不得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否则将在餐饮浪费之余造成更大的浪费。

    在新职业的风口翱翔

    桂从路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训练师、互联网营销师……自2019年4月至今，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发布的新职业已有38个。据一份报告显示，预计未来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预计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近150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近500万、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均达到125万……

    机遇多了，并不代表挑战少了，随着分工细化，附着在新职业上的技能要求、能力素养也在水涨船高。以直播带货为例，2020年短视频走红，吸引了一大批从事短视频以及直播等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催生了直播带货员等新职业。与传统的售货员相比，直播带货不仅需要熟悉互联网运作、了解电商流程，还需要掌握视频拍摄剪辑的方法、熟谙新媒体传播语境。由此看来，真正能在新职业中风生水起，还需要掌握新技能、学习新本领。

    新职业打开了新赛道，但能不能变成康庄大道，有待各方努力。现实来看，新职业的“新”不只在于类型刚刚诞生，也在于发展刚刚开始。正因为基础比较薄弱、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制度来保障发展、需要法律来规范可能出现的误区，更需要人才培养体系与之匹配衔接。

    于个体而言，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作出正确的职业选择，考验着眼光和能力。对于当下的求职者，与其在多元机遇面前犹豫不定，不如把自己打造成“一专多能”的人才，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坚定地前行。毕竟，在新职业的赛道上，谁掌握更多的复合型知识，谁具有适应快速变化的能力，谁就更有可能脱颖而出。

    在一个新职业层出不穷的时代，职业所承载的价值不断改变，对于就业的理解也更为多元。但无论就业形态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需要终身学习。而这，或许是求职者最为坚实的依靠。

    历史剧应该多一点现实主义

    鲍南

    抗战题材电影《八佰》近日上映，逼真再现了那段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岁月。

    我们的国度从来不缺少英雄。近代以来，在致力于救亡复兴的荆棘长路上，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八百壮士”“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台儿庄血战”等事迹，凝聚着中华民族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是值得永远传承的精神财富。文艺作品本身肩负着记录历史的使命，艰苦卓绝的抗战史也一直是中国影视剧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而要还原那段历史，必须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容不得偷工减料、投机取巧。从“黑白胶片”到“彩色数码”，《英雄儿女》《地道战》《鸡毛信》令人记忆犹新，《太行山上》《亮剑》《彭德怀元帅》成为文化现象，一批优秀作品引起强烈共鸣。

    眼下，国产影视市场每年上映400余部电影，播出上百部电视剧，可谓是高度繁荣，但经得起各种检验和审视的经典不多。尤其在战争题材上，真实反映抗战故事的高质量作品寥寥无几，不少剧集只是披着抗战外衣的“戏说剧”“魔幻剧”“偶像剧”，或是罔顾历史事实，或是违背常识常理，或者纯粹胡编乱造。

    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失去现实这个源头活水，文艺创作不仅难出经典，连及格也不容易。中国大地上，从不缺少好故事。别的不说，以弱胜强、不屈不挠的中国反侵略史，就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影视富矿。期盼广大文艺创作者能够从市场反馈中获得启示，真正沉下心来挖掘和展示抗战剧本身应具有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真正展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澎湃热血，以更多精品佳作告慰历史，激发民族自信自强的昂扬精神。

    地名再也不能“任性”改

    陈文杰

    近日，民政部网站挂出“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民政部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称将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做好“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有关工作”。《地名管理条例》迎来大修，地名命名更名看来再难“任性”。

    作为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象征，而且是各种地理实体、行政区域和居民点的标识，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记忆的传承和沿袭。不过，随着时代发展，适时地更换地名并无不妥。有不少的城市地名，都是经过多次变更。如把“徽州”改为“黄山”、“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市”；有的重用古名，如把“苍山县”恢复为“兰陵县”。

    其实，近年来我国一直持续开展对不规范地名的清理整治行动。2018年，民政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整理不规范地名的通知》，将不规范地名分为刻意夸大的“大地名”、崇洋媚外的“洋地名”、怪异难懂或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怪地名”、重名同音的“重地名”，进一步明确地名变更的合理范围。

    之所以无法根除这类怪象，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在此前的《地名管理条例》中，管理机关、程序和实体上的规定都过于笼统，各部门职责分工不甚明确之余，也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

    如今，《地名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有助于填补和完善地名管理相关的制度空白和缺陷，更能及时堵住任性更名的口子。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除了尽快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设置正当的更名程序之外，不妨在参与机制上，搭建一个广纳良言的平台，让更名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多措并举，让地名变更早日步入正轨，才能避免“想改就改”的尴尬。

    别让野长城“受伤”

    扶青

    疫情趋稳后，京郊周边游热了起来。然而，黄花城长城却遭遇了这样一幕：有人在古长城上安置“焊梯”，安营扎寨；当地村民当起门票收费员；周边农家乐、民宿、钓鱼等生意兴隆。

    横亘在京郊的黄花城长城，雄伟壮观，景色秀美，不仅是一份不朽的物质文化财富，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早在2013年，它就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随后，《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包括不得利用长城开辟参观游览场所，不得擅自利用长城设卡收费或者从事其他营利性活动……至此，法律已经相当完备，然而投射到现实中，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

    近年来，北京投入大量资源对长城进行修缮。但平心而论，更好的保护在平时，不要等到事情严重了才亡羊补牢。旅行社、村民、志愿者形成的利益链，说明管理部门有很多工作可做：一方面，规定就是规定，不能因为经济原因就网开一面，更不能把收费归结为“历史问题”，要展开专项治理，清除盘根错节的各色势力和不法利益群体；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长城日常管理，针对巡查流于形式、志愿者监守自盗等现象，需要及时反思，补上制度漏洞。

    托尔斯泰曾说过：“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文物作为传承历史的重要符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金钱买不到的。随着时间的推进，能够留传于世的文物会越来越少。受资金和人力等因素影响，野长城暂时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和保护，但这不是可以随意伤害它的理由。不去给未开放的野长城添麻烦，就是为文物保护作贡献，也应是每个公民的自觉。

    公园凉亭里的控烟课题

    崔文佳

    行走城中诸多公园，常能看到这么一景：五六个人于凉亭围坐一圈，下棋打牌，不亦乐乎，而嘴里的烟一直不断。久而久之，凉亭成了“烟亭”，烟雾缭绕、烟头满地，从公园游客到环卫工人对此都颇有怨言。

    虽然招人讨厌，凉亭之烟却非想控就能控。问题在哪儿？从记者调查来看，一是执法依据不充分。凉亭带顶，却四周开放，也不在相关条例罗列的室外禁烟场所之列。二是劝阻力度难拿捏。控烟从情理上说得通，但扎堆儿抽烟的多为老大爷，话说重了，对方不爱听；话说轻了，基本没啥用。三是工作人员忙不开。偌大的公园，靠几个员工劝阻吸烟者，根本不现实。再者，工作人员不可能专职“盯梢”，往往是前脚刚走，有些人的烟又掏出来了。

    北京实施“史上最严控烟令”五年有余，室内公共场所的吸烟率由此前的23.4%下降到20.3%，吸烟人数减少约55万，成效有目共睹。但“凉亭满烟”的现实尴尬也提醒我们，吸烟者数量依然不小，现实场景十分复杂，一纸条例无法穷尽所有的情况。

    控烟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个长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将控烟进行到底，需要相关部门根据新情况与时俱进地完善规定、探索办法。对于电子烟一类的替代品、凉亭一类的模糊地带，应当抓紧制定补充办法，给出明确说法；至于人力不足、取证困难等现实问题，是否可以参照交通违法的“随手拍”？总而言之，法律法规只有长出牙齿，才能落地生根。不断求解新课题的过程，其实也是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走向深入的过程。把过去无视的小节管起来，让规定从“纸面”走向“地面”，让城市生活从“将就”走向“讲究”，市容市貌、文明水平就能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