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作为一名军人，他上过战场，经历过炮火洗礼；作为一名医生，他救人无数，见证了我国现代烧伤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他就是我国烧伤医学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成员盛志勇院士。
百岁人生，投身医学事业84个春秋，为了患者，为了学生，为了医学的进步，他的身影始终活跃在第一线。
立志从医，心系祖国
1920年7月1日，盛志勇出生在上海一个医师家庭。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十年寒窗苦读后，年仅16岁的盛志勇从近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成绩被国立上海医学院录取。这是一所以严格著称的医学殿堂，经过一轮轮淘汰，和盛志勇一起入学的60人，到毕业时只剩下23人。
1947年秋天，就职于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的盛志勇远赴美国深造。在异国他乡求学的日子里，他心无旁骛，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学习研究烧、创伤上。
1948年，盛志勇修业期满，准备启程回国，他的美国导师却不让他走，三次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回国，难道这里不好吗？凭你的本事，在这里前途无量！”每一次，盛志勇都是摇摇头。他心中放不下自己的祖国。
那年冬天，中国的时局依然动荡，但此时的盛志勇归心似箭。他直奔旧金山，买到了回国的船票。可就在他所乘的“总统号”客轮即将启程时，美国西海岸爆发了工人大罢工，所有船只停驶。无奈，他只好在码头边的小旅馆住下来，并跑到航运调度处恳求道：“只要船运一开通，我就要回中国！哪怕是搭乘一只小船。”终于，航路恢复了，他买到了船票。这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
12月31日，盛志勇乘坐一条小船，从大西洋彼岸驶向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家人对他说：“你不该这个时候回来。”盛志勇却说：“生于斯时，立于斯土。”忆及当年回国的曲折情景，他至今感到庆幸：“我回来没多久，上海就解放了。此后中美间的航路中断，美国对归国的留学生都卡得很严，再回来就不容易了。”
从零开始，开拓奋进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在盛志勇身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显著。
1952年，盛志勇被点将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并被推荐出任实验外科系副主任，负责实验外科的业务工作。实验外科系是野战外科研究所的前身，初组建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充足的人员、设备，更没有经验，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要从头开始。盛志勇亲自设计，筹划改建外科实验室，并建成了动物实验室，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
1958年秋天，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上海搬至北京，盛志勇进行军事外科创伤、烧伤研究的阵地也随之北移。1961年，盛志勇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担任创伤外科、烧伤科主任。1981年，以原解放军304医院为依托组建的全军创伤外科中心成立，盛志勇担任中心主任兼解放军304医院副院长。
创建创伤外科中心，对盛志勇来说，又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一切要从零开始。盛志勇决心很大，他从招揽人才开始，先后从解放军总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三军医大学等单位将一批学有所长的医学人才纳入麾下。随后，在他的倡导下，304医院创建了全军第一家创伤外科研究室和北京市第一家无菌动物实验室，不久，又组建了全军第一家重症监护科。几番磨砺，几番风雨，在盛志勇的努力下，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前赴后继，走向一流
在六十年间，经过以盛志勇为代表的几代医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现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烧伤整形医学部，已由原来单纯的临床治疗科室，发展到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医学机构，形成了特色鲜明、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学科，承担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近100项，床位由建科时的10张增加到200张，烧伤治愈率达99.5％，烧伤治疗与研究设备已达世界一流水平。
1972年，在经过反复的实验之后，盛志勇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攻克了玻璃化皮肤储存关键技术，并得以在临床规模化应用。在此基础上，他还倡导和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低温异体皮库。曾有外国专家评价说：“你们的烧伤治疗与研究堪称世界一流。”
1983年，由黎鳌、盛志勇等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会，盛志勇任副主任委员，1986年又当选为主任委员。虽然烧伤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发展不过60年的时间，但发展速度惊人，很快在世界医学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对此，盛志勇是见证者、奠基者，更是攀登者，他在烧伤基础研究和临床救治方面创造了诸多“国内第一”，尤其是在大面积烧伤救治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盛志勇和他的创伤外科团队以救治放射复合烧伤的系统研究作为突破口，在国内最早提出细菌毒素致死的病理概念。继而，他还开展休克期切痂、休克期复苏和加用全血的研究，使救治烧伤患者切痂由过去的20小时缩短到10个小时，甚至更短，为挽救患者生命和进行有效的整形手术赢得了时间。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烧伤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和最主要的死因，其发病机理复杂，早期诊断和救治困难，患者死亡率高达30%以上，一直是创伤外科和急危重症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盛志勇带领团队通过临床研究及大量动物实验，获得了烧伤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宝贵资料，提出并证明了MODS发病过程的双相预激学说，以及免疫功能紊乱是脓毒症发生的核心机制。这一研究成果被应用到临床实践，使MODS的发生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33.6%降低到目前的8.3%，MODS患者的病亡率由原来的88.4%下降到现在的47%，大于30%体表面积的烧伤患者总病亡率从原来的29.7%下降到目前的3.9%。
早在20世纪80年代，盛志勇就提出，现代烧伤治疗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保住生命，而应该包括患者身心、外貌及功能的康复，使他们能够生活自理，而且有较高的生活质量，还能走向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盛志勇和他的同事们总结了一整套的功能康复疗法，并且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同时，他还指导学生研究严重影响烧伤患者生活质量的皮肤出汗问题。他与付小兵院士经过反复的探索和实验，终于成功地把干细胞诱导分化成汗腺细胞，切除疤痕后植入患者身上，从而使烧伤患者治愈后的皮肤恢复出汗功能。2009年6月，国际学术期刊《创面修复与再生》杂志评价：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盛志勇着手创建的创伤外科中心于1996年10月升级为全军烧伤研究所。让他高兴的是，烧伤整形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2019年1月，原创伤外科研究室被中央军委表彰为首届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2020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烧伤整形学部在第四医学中心挂牌成立，成为新的解放军总医院首批成立的21个临床医学部之一。
甘为人梯，提携后进
面对迅猛发展的世界科学技术，盛志勇老骥伏枥，把为国家培养人才作为自己后半生的最大心愿。他常说，要赢得21世纪中国医学的大发展，使中国的烧伤医学事业在世界医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后来者。
为此，盛志勇始终甘为后来者做铺路石。他几十年来培养的医学人才，很多都已经是享誉中外的著名烧伤专家，有的是博士生导师，有的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的多次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有的荣获全国首届百名优秀中青年科技之星，更有的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早在20世纪50年代，盛志勇就提出内毒素是烧伤、战伤后脓毒症的主要原因，但受条件限制，这个课题一直未能进行深入研究。1992年，姚咏明以课题《内毒素和多器官衰竭的关系》为这一探索向前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也使得盛志勇早年的猜想得到了验证。在欣慰的同时，盛志勇感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比西方落后，只可惜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为此，他建议姚咏明把研究成果整理后尽快用英文发表。随后，姚咏明用6个月时间写出了两篇英文论文，经盛志勇逐句逐段修改后，分别在两本权威英文医学期刊发表，很快引起国际学术同行的关注。欧洲创伤休克学会创始人希拉格教授为此主动邀请姚咏明到奥地利维也纳进行两年半的合作研究。如今，姚咏明已担任国际休克学会主席，成长为世界烧伤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
做现代军事医学研究，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这一点，盛志勇颇具超前的思维，在他对付小兵、柴家科、姚咏明等人的培养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1988年，盛志勇将付小兵从第三军医大学“挖”到了原304医院。为开拓付小兵的视野，他先后8次推荐其到美、日、英、法等国进修学习。1992年，付小兵到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深造，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付小兵参与组建中华创伤学会组织修复学组，很快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09年，年仅49岁的付小兵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7年8月，盛志勇主动要求从烧伤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理由是，应该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在风雨中把翅膀练硬。那一年，他专门写信给准备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柴家科，希望他学业结束早日归国，担起烧伤科的重担。回国后，柴家科很快就被委以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的重任，迅速成长为国内外最具影响的烧伤救治专家之一，在烧伤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成为外科学（烧伤）国家重点学科的带头人。
1996年，盛志勇荣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他把国家奖给他的5.5万元奖金捐给医院，设立“盛志勇奖励基金”；1999年，他又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20万元港币奖金捐给医院，设立“盛志勇医学成就奖”，用于奖励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的科技人才。
盛志勇曾多次强调，一个老科学家，一个老人，如果不培养年轻人，就是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只有年轻人接替老一辈的工作，并且做得更好，才能适应学术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这是盛志勇的赤子心声。
盛志勇工作极为敬业，业余时间还喜欢摄影、爱好书法，把生活和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不仅自己张弛有度，盛志勇也非常体恤同事，从不鼓励他们拿工作来“玩命”。每当有同事感到工作压力大、身心疲惫的时候，盛志勇总是适时出现，给他们抚慰打气。柴家科记得，在他担任科室主任时，盛志勇曾对他说：“再有力的发条也有疲惫的时候，要学会调整节奏，劳逸结合。”这些言语，充满温情，令柴家科深受感动，至今难以忘怀。
因为有了盛志勇的感召，后辈们在从医之路上信心十足。从盛志勇到柴家科再到申传安，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的前赴后继，我们的医学事业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