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破除SCI崇拜  回归学术初心

    王曼倩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教育部共同研究起草《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强调，要逐步规范学术论文指标，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榜单等仅作为评价参考，不以SCI（科学引文索引）等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此次改革与年初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遥相呼应，意在破除片面、过度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提出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为高等学校未来的学术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学术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华。自古以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现代社会，大学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公众对社会进步的希望。通过学术研究，追求真理、服务教育和奉献社会是每一个高等学校工作者的时代使命。科学评价学术成果是保障学术质量的基础。SCI收录了万余种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期刊，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

    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学术评价制度刚刚起步，引入SCI充当评价标准对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学术评价的直接依据，学术研究领域逐渐出现过度、片面追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指标的学术现象。SCI等文献检索系统是学术研究的必要工具，但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不顾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是造成学术乱象的直接因素，大学相关的建设制度和建设方案缺乏对学术水平和创新贡献的科学评估则是诱发盲目崇拜的深层原因。因此，在项目评审、人才评价、职称评审和考核奖励等方面，应遵循学科特色、重视代表性成果的创新和意义，避免功利导向。

    很多专家、学者和研究生都在期待这些要求的具体实施，希望从焦头烂额的指标追逐中解放出来。目前，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已经根据自身实际，结合相关文件提出完善评价体系的举措。未来的学术评价中，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学术活动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如何通过制度和机制保障改革目标落实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从改革方向来说，学术评价应当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树立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政策导向，引导高等学校工作者反思学术的使命，形成诚心敬业的治学风气。

    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应当体现学术的初心和使命，鼓励学者求真、求新、求深做学问。追求这一目标，需要探索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综合评价体系。健全分类评价，避免一刀切。对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分类，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是纠偏数量和数据至上的主要方式。代表作和同行评议制度是对成果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行方法。评议中违反职业操守的人情和腐败是同行评价制度面临的挑战。明确评议专家的选拔、权力、责任、回避和制约等规范，设置透明、合理的评议程序，保障被评议人受到公正的对待和学术成长机会，都需要在具体制度中进行强化，公正看待成果，避免走极端。

    破除SCI崇拜，不应绝对否定学术成果的数量意义，而是强调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和成果质量的重要性。论文、著作、研究报告、新技术、新工艺等都是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学术评价的任务是透过形式看到成果的质量和价值。学术评价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的初心和使命是学术文化的生命线，但也需要公正合理的制度予以呵护和扶持。

    让“N-1点餐”节约模式成为新时尚

    冯海宁

    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后，武汉餐饮业协会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发布包括“N-1点餐模式”在内的6条倡议。此举引起热烈反响，多地表示将参考借鉴武汉的“N-1点餐模式”。这些做法对行业企业和消费者都有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粮食节约，遏制餐饮浪费。

    同时，北京、江苏、西安等地行业协会的倡议书也包括多项节约措施。如北京餐饮业协会倡议餐厅摆放“节约粮食”提示牌、宣传品，提供“半份、半价”“小份、适价”服务。北京烹饪协会将节约精神融入线上、外卖消费等。

    当各地餐饮业协会同时发力粮食节约，就能形成更大合力，餐饮行业有望形成厉行节约之风。其中，“N-1点餐模式”与“半份、半价”“小份、适价”，应该成为餐饮行业节约粮食的“主打产品”，以及消费者推崇的时尚活动。

    “N-1点餐”模式多年前就已出现，但遗憾的是没有广泛普及。这是针对多人就餐提倡的一种节约模式，“N”代表就餐人数，“-1”是指按人头少点一个菜。由于多人就餐容易浪费，“N-1点餐”模式无疑可促进餐饮业节约粮食。

    而“半份、半价”模式，是针对两三人就餐或者家庭就餐，“半份”既有利于节约，饮食也相对丰富，而“半价”则能降低消费成本推动节约。至于“小份、适价”，有利于一两人就餐，兼顾了“量”与“价”，也应成为消费时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推广“N-1点餐”模式的最大挑战是公款宴请、商务宴会。目前，虽然党政系统的“三公”经费一压再压，但某些企业或事业单位宴请宾客时，为了单位形象、领导面子往往超量点餐，浪费比较严重。

    所以，如何在单位请客、公款买单消费中推行“N-1点餐”，应成为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重点。这需要企事业单位、餐饮企业以及监管层面共同努力，其中企事业单位要有务实和节约意识，餐饮企业要有倡导节约意识。

    为政务数据“上锁”

    谢军

    在深圳，24类常用电子证照整合到区块链电子证照应用平台；在江西，申请复工复产的企业备案信息全部“上链”保存；在杭州，部分冰鲜食品批发市场的进口水产品多了一个“电子身份证”，借助区块链技术为市场监管部门掌握冷链食品流向提供便利……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推动区块链在电子政务领域的运用，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

    随着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不断推进，统一、便捷、高效的政务平台不断成为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的有效途径。电子政务系统以数据运算为前提，利用信息化手段为社会治理赋能扩容、提质增效，而数据安全是实现这些功能的前提。从涉密信息到个人隐私，政务数据与个人利益、公共安全密切相关。如果不能确保数据安全，为政务数据“上锁”，电子政务的高效便捷就无从谈起。

    技术创新是保障数据安全最好的“锁”。在电子政务系统中，技术手段既为数据应用提供了媒介，也为数据安全筑起了“围墙”。系统内部数据交换，政务网站信息开放，职能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面对各种应用场景和海量数据处理，必须从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入手，采用物理隔离、病毒防护、加密脱敏、数据备份、身份认证、访问权限、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激发“安保”效能，从而有效阻断非法访问和攻击对系统的破坏，保障电子政务平台有效运转。

    为政务数据安全“上锁”，除了技术“严防死守”，还需制度“划清红线”。不久前公布的数据安全法草案开辟专章对政务数据的安全与开放进行规定，拟明确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有了法律的尺度，监管才能“硬起来”；有了执法的明确依据，才能形成威慑力。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明确电子政务中数据提供、使用、管理、监管等各方的职责权限，是消除安全隐患、缩小犯罪空间的必要之举。

    别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

    扶青

    “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别写进去，咱是兄弟，才跟你说这些的。”“领导可能嘴上不说，但会给我小鞋穿。”记者调查发现，基层干部“匿名化”倾向正在加剧。在面对各类采访或询问时，不管主题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希望在新闻报道或调研报告中隐去名字。

    基层干部“集体失语”，主要受政府机构组织文化影响。政府机构是一种典型的科层制结构，强调权力等级，而且考虑到同事关系、领导作风等，人们一般不愿在组织内部过多发表个人看法或表明个人态度。

    不排除有些人以“相关干部”或“相关工作人员”自称，是为了考虑大局、平衡关系，避免过于强调个人，导致个别领导“有意见”。但更多的是，这折射了一种“讲真话”的困难。有的人担心一旦实名反映问题引发关注，会被追责及问责泛化，被上级领导“扣帽子”“晾起来”，或者“谁反映问题，谁负责问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事务千头万绪，上级政策到底是简单高效，还是形式主义，基层干部最容易发现问题，也往往能对上级任务可行性提出意见。如果他们反映问题的风险系数高，就往往不敢说、不能说、不愿说，这也形成了悖论——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越需要匿名反映；越是匿名反映，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基层治理隐患重重，小事都可能引发大事。

    “受谏之难也，非徒受之难，而致人使谏之尤难也。”如果说，敢讲真话反映的是担当，那么愿意听真话，体现的是胸襟和自信。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坚信“言能听，道乃进”的道理，多鼓励基层干部讲真话，凝聚推动改革的各方力量。

    等等跟不上智能时代的老年人

    张典标

    最近，一段“老人乘坐地铁时因无健康码受到工作人员阻拦”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大连地铁回应称：地铁工作人员加强管理是对的，但工作方式方法不当，针对特殊人群服务不到位，“针对老年人不会使用健康码的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老年人乘坐地铁”。

    大连地铁及时诚恳的回应值得点赞。当前，掌握和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必备的生活生产技能。但一些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受知识、技能和条件所限，仍被挡在移动互联网的“门外”。疫情发生前，数字鸿沟大多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比如，年老的父母不会上网购物，不习惯与家人通过网络沟通等。疫情发生之后，互联网前所未有地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小区、进公园等公共场所、乘坐公交都可能需要扫码，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根据最新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人口为5.516亿。这意味着，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农村居民还没“触网”。与此同时，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人数约为6056万人。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

    数字鸿沟已不仅仅是家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弥合数字鸿沟，既需要代际支持，也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对老人的“数字反哺”，不仅需要提供操作层面的指导，更需要给予老人情感层面的鼓励。社会也应该多一些包容，等一等暂时跟不上节奏的老年人。老人因没有健康码出行受阻，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实则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问题。这道题，考验着社会如何善待数字化时代的“弱势群体”，也考验着科技进步如何兼顾社会温度。

    “阿姨”上大学有什么不可以

    熊丙奇

    近年来，上海接连推出新政，让“阿姨”也能落户、上大学。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开放大学正在家政专业大专学历教育基础上申办本科，预计今年审批通过。届时，“阿姨”也能上大学了。该校相关负责人说，上海家政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可能不到30%，该专业未来的市场需求很大。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院校增设一批家政服务相关专业。原则上每个省份至少有一所本科高校和若干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扩大招生规模。

    从现实看，由开放大学、社区学院面向现有家政服务人员进行学历继续教育，提升家政服务人员的学历层次和现代家政服务能力，是培养现代家政服务人才、提升家政服务水平更现实的选择。

    对现有的家政服务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服务，整体提高他们的学历层次，尤其是专业服务能力，比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培养家政服务本科人才，更具现实意义。客观而言，对于全日制高校开设的服务专业，高中毕业学生报考并不踊跃，即便考生愿意报考，家长也很不情愿。而“阿姨”们本身已对职业有一定的认同感，也有提升服务能力的内在诉求。整体提高现有的家政服务人员的学历层次与专业服务水平，有助于改善行业整体形象和社会的相关认识。

    事实上，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后，每个大学毕业生都是社会普通的劳动者。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目的也正在于整体提高国民素质。让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将提高各个行业的服务水平，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被动形式主义”为何困扰基层

    蒋芳  邱冰清

    一人照管60个小号、3部手机随时连着充电宝、上厕所开会都不忘“刷分”……这不是淘宝大V在卖货，而是社区工作者在应付各种形式化考核。

    例如，社区工作者朱某接到一关乎某政务APP的考核新指标：APP党员登录率及得分。由于社区党员中年长者居多，大部分没有智能手机，更别提搞懂怎么登录操作APP，朱某只得带着3名同事，跑到朋友开设的工厂，堵在食堂售饭窗口请求工友注册该APP，新账号信息全部交给同事，由他负责在为此专门购置的手机上每日登录。从此，为60个账号“签到”“刷分”，就成了他的“中心工作”，有时上厕所开会都不忘“刷分”。

    何为“被动形式主义”？区别于“主动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热衷搞面子工程，“被动形式主义”更多隐蔽在井井有条的“照章办事”体系之下。值得警惕的是，“被动形式主义”影响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改革发展，而是束缚、捆绑想要干事创业干部的手脚，挫伤他们奋斗的热情和积极性。基层干部为了应付线上的打卡任务忙得身心俱疲，忽视了线下的群众工作，难以集中精力攻坚克难，即便最后人人都练成了“填表千手观音”，也只是事倍功半，甚至成为影响党员干部抓落实、干实事的巨大障碍。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只有有效防范“被动形式主义”蔓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形式主义。改变之道，需要基层干部克服畏难情绪，用真落实换取真实效，以清风正气赢得民心；也需要上级调整视角，从基层干部的视野看问题，从基层干部的需求找答案，不但为基层尽力配足人财物，更要为基层发挥创造力设计调度人财物的自主方案。唯有基层自下而上谋发展的链路打通，治理自主创新的星火燃起，“被动形式主义”之链才有熔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