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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5日0时0分，农历庚子春节的钟声照常敲响，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冲淡了传统佳节的喜庆气氛，延缓了万千家庭的团聚计划。
农历大年初一，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医生姚尧结束了白天的工作回到家，一则微信消息弹到手机屏幕上，绿色提示图标不断闪烁，他像往常一样拿起手机：“接医院通知，需要急诊科医生一名支援湖北的医疗工作，明天出发。”抗击疫情要打一场硬仗了，姚尧第一时间在工作群里报名支援武汉抗疫前线。
当晚，20个“姚尧”迅速集结，组成了中日友好医院首批赴武汉前线支援的医疗团队。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二，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的“国家队”之一，中日友好医院会同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共同组建成“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一行共计121人出征武汉。
此后近一个月时间内，作为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所在地，中日友好医院先后派出包括全部重症医学专家在内的5批医疗队共153名医务工作者奔赴武汉，参加新冠肺炎救治工作。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说不担心吗？当然担心。担心万一自己出事，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妈妈怎么办？妻子、女儿怎么办？房贷怎么办？”姚尧回忆说。
但是他无法考虑那么多了。2019年11月，为了帮助女儿完成幼儿园作业——“和特殊车辆合影”，姚尧身着防护服与女儿在涂有“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字样的车辆前合过影。他说：“我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被国家征派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去年12月，武汉刚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报道时，作为急诊科医生，姚尧就一直特别关注事态发展。
“我第一时间发微信给武汉的同学，让他注意防护。”只是那时，所有人都没想到疫情发展如此之快，姚尧也没想到与女儿的合影竟预示了未来。
姚尧出发那天，爱人王雪瑞没有来送行，而是去安南社区继续自己的防疫工作。疫情当前，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她等待丈夫凯旋的那一天。
院士建议启动方舱医院
2月1日，第一批医疗队队员收到了来自后方的“惊喜”——自家医院的第一批补充物资。
看到箱体上“中日医院医疗队收”几个醒目的大字，前方队员说：“我们强大的大后方，在尽一切能力保证前线物资充足，我们没有理由退缩！”
好消息还不止于此。当晚7时，队员们收到了中日友好医院第二批医疗队出发支援武汉的消息。第二批医疗队共计27人，由医院党委书记周军带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王辰院士也加入医疗队救治工作，这个消息为队员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王辰随国家医疗队抵达武汉后，组织院士专家开展救治工作，同时启动了瑞德西韦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
对防控形势进行调研后，王辰判断，床位严重短缺是疫情防控最大的障碍。
“当时有大量的患者没有得到收治，定点医院已经全部收满患者，很多轻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观察和治疗。这很容易造成新冠肺炎的家庭聚集性感染和社区传播。”
王辰向中央及地方提出征用大型场馆、建设方舱医院的建议。
从2月3日起，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的推动下，武汉及全国各方救援力量连夜行动，紧急抽调20个省大型三级综合医院的医学救援队，将武汉市的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成方舱医院，集中收治确诊轻症病人。
爱让我们听懂了“方言”
在心脏重症监护病房护师齐明的想象中，武汉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城市。她曾计划来武汉看长江大桥、赏武大校园的樱花，却从未想过，“打开”武汉的方式是“支援”。
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齐明随医疗队来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展开抗疫救援工作。相互加油鼓劲后，她和同事推开最后一道防护门，进入从未触及过的“新世界”。
开始护理重症患者后，穿着层层防护装备的齐明一刻不停地流汗，行动也变得缓慢。
有一天，齐明给一位患病的阿姨发口服药，并进行药物宣教。阿姨对她说：“姑娘，慢慢讲，不着急，我知道你憋气。”
阿姨问：“你们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对吗？”齐明说：“是啊，现在整个病区都是我们在负责。”阿姨笑了，眼中充满信任：“太好了，中日友好医院好呀，我听说过，谢谢你们！”患者的信任，给了齐明莫大的勇气和信心。
齐明同时负责护理的另一位老奶奶的病情却不容乐观。
“老奶奶已经戴上经鼻高流量吸氧，说话都很费力。我帮她喂完饭，整理了一下床单，她突然看着我的眼睛，嘴唇急急地张合，跟我说着什么。”
初到武汉，齐明不太能听懂老一辈武汉人说的方言。她赶紧说：“奶奶，别着急，慢慢说，您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老奶奶放慢速度，说了好几遍，齐明终于听懂了，她努力发出的声音是：“孩子，你辛苦了，你自己也要保重啊，谢谢你！”
齐明的眼泪立刻涌上了眼眶，对老人家说：“不用谢，奶奶，您要加油！咱们一起加油！”
紧急险情出手相助
2月11日这一天，急诊科队员李刚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B厅值班。例行查房后，李刚从400余名患者中筛选出来大约10个重症病人，他们需要转到定点医院进一步治疗。与此同时，对讲机里不时传来旁边A、C两个方舱大厅有病人需要转诊的消息。
当时定点医院的床位十分紧张，“人等床”的问题依然迫在眉睫，指挥部非常焦急。
上午11时许，李刚终于盼来一辆救护车，他赶紧招呼两位情况最严重的患者出舱上车，但患者呼吸困难无法快走。不料，就在这时，C厅突然跑出一位中年女患者，她不顾地面积水，急匆匆抢前一步向救护车奔去。
“就在这位大姐刚要上车时，意外发生了，她突然瘫倒。当时我正好在她身后，赶紧一把从后面抱住她，用另一只脚面勉强接住她，她才没有直接倒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但四肢僵硬、口眼歪斜、牙关紧咬、口溢白沫。”
此时女患者的主管大夫并未相随，只有一个隔离衣上写着其他医院名字的护士陪同，这位护士可能也没处理过类似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
情急之下，李刚赶紧扶住患者，马上进行诊断，初步判断患者是癫痫发作。李刚立刻找来救援队支援，经过通力抢救，患者逐渐意识清醒。
李刚果断处置，化险为夷，避免了患者的主管医生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救死扶伤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不仅抢救了患者，也为中日友好医院获得了同行的称赞。
待阿兹海默症患者如家人
2月12日，是护师丁莹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前线的第15天。
接小便、擦大便，为病人局部区域进行消毒液喷洒护理，这些工作都有可能传染新冠病毒，却是丁莹的常规工作内容。
在丁莹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位88岁的老人，不仅染上了新冠肺炎，还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老人夜里总是不能安稳入睡，反反复复在病房里走动，白天也是惶恐不安，嘴里始终念叨着一个人的名字。队员们猜测，老人可能是在寻找他的老伴。
后来一打听，果然是。老人的老伴也住院了，丁莹和医疗队想办法，让他和老伴通过视频见了面。
“相比普通患者，这样的老年患者不仅需要药物治疗，更需要心理疏导。每次轮到我当班时，我都会尽可能地多给予他一些生活上的关心。为老人洗脸、剃胡须、洗手、卫生消毒，和他聊天，让他感受到家人般的照料。经过我们的精心护理，老人的情绪得以改善，逐渐开始配合治疗。”
“有一天，我做完护理工作，老人激动地双手合十向我表达感谢，这时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努力，都值了。”
白衣战士收到特殊“情书”
2月14日凌晨1时，心脏科罗荷和另外3位医疗队员再次出发，去东湖方舱医院B厅值班。
后半夜值班，事情不多，罗荷按照惯例巡视患者、整理医嘱、记录病程，大多数患者都已安然入睡，也有个别患者睡不着觉来要安眠药，有些焦虑的患者会过来和罗荷聊聊天。
凌晨5时多，轰隆隆的雷声滚滚而来，不久便下起了瓢泼大雨。此时，一位60岁左右的大爷走进办公室门口，拿出一张纸放在办公桌上，说声“谢谢”就走了。罗荷和同事打开一看，只见纸上写道：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悲观中生命的倒计时又少了一天、一时、一秒。2020年的情人节本该是和老婆和家人在一起过。可瘟疫把我们隔断、分开。瘟疫隔断了多少个家庭，也隔断了多少青年人热恋中的心。舍家救人是她们的天职，是她们高尚的风险！瘟疫呀！你何时离开？不要再来骚扰脆弱的人类！感谢四面八方支援武汉、平息瘟疫的白衣天使、医护人员。我代表染上瘟疫的病友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天使！
2020年2月14日
这封来自患者的“特殊情书”让在场医护队员们再次泪目，罗荷和一同值班的安硕研医生随着老人离去的方向默默地寻找，但每一个戴着口罩熟睡的脸庞看起来都是如此相似的安详，无法辨认哪个病床上躺着刚才送来“情书”的作者。
“愿这初春的暴雨驱散所有的阴霾，洗刷这个城市的病痛。”罗荷心里想着。
战“疫”前线申请入党
2月23日这一天，是医疗队护理组组长赵培玉来到武汉的第20天。
“有人说我经历过SARS救治，有人说我是党员，有人说我家里负担轻，不管怎样，能够被挑选成为援鄂医疗队中的一员，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我觉得非常光荣。”
在赵培玉来到武汉的20多天里，中日友好医院累计收治危重症患者60余人次，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已经有20位患者顺利康复出院。
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日友好国家医疗救援队临时党支部收到了来自救援一线的28份入党申请书，手术麻醉科刘玥是其中一位。
“2003年非典时，我还是个即将高考的学生，看到奋战在非典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不惧危险舍身忘我的精神，我非常崇敬，毅然选择了护理专业，也想为祖国、为人民、为病患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报名参加抗疫救援工作后，为了便于护理工作，刘玥把留了十多年的长发一下剪到了齐耳的位置。
在抗疫前线，刘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要向千千万万的党员看齐，要向中日友好医院优秀的党员学习，以他们为榜样，不负‘医者仁心’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