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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没有人能预想到，近年来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中美关系，会在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疫情中进入2020年。2019年最后一天，白宫举行记者发布会，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美国公共健康紧急事件，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推出旅行禁令。在此之前，美国已在所有国家中第一个提出从武汉撤出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从中国撤出使馆部分人员。
美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激烈反应迅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冲击，中国外交部将之称为“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美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始终将目光瞄准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断质疑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这令许多中国媒体和学者感受到，华盛顿是在将疫情“政治化”。
长期以来，大型传染病应对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一直被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认为是双方最有可能采取实质性合作的领域。但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美之间展开的种种或明或暗的较量，正让许多人改变看法。越来越多的人担忧，近年来中美间不断加强的战略竞争关系正在形成惯性，双方真正能够展开有效协调合作的领域在加快销蚀。
认为对华不利就是对己有利，华盛顿许多人的第一考量不是与中方共抗疫情
对于关注国际新闻的中国人来说，这场疫情或许会让他们新记住几个美国人的名字，汤姆·科顿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共和党少壮派参议员今年42岁，来自美国南方的阿肯色州。曾经在阿富汗、伊拉克前线的从军经历，是科顿步入政坛的重要资本。近年来，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科顿是国会两院排位最靠前的鹰派人物之一。
疫情期间，科顿因为接力本是右翼媒体炒作的一个阴谋论说法，进入了更多公众的视野。在福克斯新闻的一档节目中，谈及所谓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出自“武汉一个生化武器实验室”一说，科顿表示：“我们至少得提出这个问题，看看证据是怎么说的，而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就这个问题提供任何证据。”因为参议员的公众人物身份，科顿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大量批评。
麻省理工学院防扩散问题专家维平·纳朗直言，科顿的言论不负责任，已经滑向了阴谋论的领域。罗格斯大学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辟谣称，“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中绝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经过人为工程改造的”“可以肯定地排除这是故意释放的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事实上，科顿并不是唯一传播这一阴谋论说法的美国政治人物。保守派媒体《华盛顿时报》是最早提出相关说法的媒体之一。为此，该报记者比尔·格茨被美国右翼代表人物、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请上了自己的广播节目《战情室：流行病》。节目中，班农点评称：“比尔·格茨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武汉生物实验室的文章，非常精彩。”
近年来，在美国对华政策急剧转向对抗性的过程中，一群保守派政治精英发挥了“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科顿、班农皆是该群体的代表人物。此次面对新冠疫情，两人对接力阴谋论所展现出的热情，很难说与自己长期怀有的对华敌视没有关系。就传染病时期的阴谋论传播，乔治·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系副教授黄成对本刊记者强调了“动机”的重要性：“阴谋论者往往选取少数有利于自身的论据，无视其他大量不利证据，非常注重从揣测他人动机的角度来构建自身的合理性。”
现在，即使美国国内媒体也注意到，当前华盛顿许多人的第一考虑并非如何同中方加强协调合作以应对疫情。《纽约时报》在题为《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的文章中指出，“一场急剧恶化的疾病大流行已成为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剧烈的美中分歧因素”“对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最激烈的中国批评者来说，全球对这种新冠病毒的恐慌，为谴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新契机”。
许多身处美国政府高位的官员在谈起疫情时，虽然没有科顿、班农一般极端，但同样延续了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对华强硬姿态。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表示，美国对中国缺乏透明感到“失望”。总统助理、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格罗根亦强调，不能信任中国。素来不忌惮对华使用极端言辞的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据称多次要求美国官方就疫情的表态应该更强硬。
“我认为，（疫情）会帮助加速就业岗位回归北美，部分将回归美国，可能也有一部分会转向墨西哥。”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如是表示。本届美国政府将贸易问题放在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对多国挑起了贸易争端。在此背后，寻求制造业岗位回流，一直是特朗普政府放在台面上的主要理由之一。然而，罗斯在疫情面前继续使用这套惯用说法，却被公认为是一场“公关灾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发表文章指出，罗斯和他的同事们显然还不明白的是，现代制造业与几代人以前的制造业不同，已经不再是不同国家工业部门之间的直接竞争。文章写道：“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进口的大部分产品都不是消费品，而是作为其生产过程一部分的‘中间’产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任何扰乱进口的东西——无论是关税还是病毒——都会提高生产成本。”
VOX新闻网进一步指出，罗斯的言论是当前美国政府零和博弈世界观的缩影，即认为对中国不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则点评得更加直接——利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疫情来推动美国经济利益增长，罗斯“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美国宣称援华1亿美元抗击疫情，但未见落实
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旅行禁令等激烈措施，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卫生专家的质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健康学院健康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传染病专家阿梅什·阿达尔贾告诉本刊记者，美国政府颁布旅行禁令是不适当的，也不太可能阻止新型冠状病毒这种呼吸道病毒的传播。相反，它将使疫情应对进一步复杂化，加重有关地区的经济困难，并浪费公共卫生资源——原本这些资源可更好地用于卫生保健部门的防疫准备工作和监测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各国以疫情为由推出旅行禁令、贸易限制等激进措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教授彼得·霍特兹对本刊记者表示，世卫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为了帮助卫生体系脆弱、公共卫生能力不足的国家。在他看来，旅行禁令不是一个好主意，最终会导致防控疫情的工作变得低效。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美国政府处理本次疫情时的问题，还不只是“带头”作出了过激反应，还在于其后续提出的所谓国际合作方案，都明显诚意不足，难以掩盖本届美国政府对国际援助和多边合作的抵制心态。
1月28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首次就疫情举行记者发布会。在发布会一开始，阿扎就主动谈到，自己已经多次向中方提出希望派遣疾控中心小组赴华。阿扎强调，美方专家希望获取病例原始数据、原始证据，帮助设计相应研究和分析。随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也着重表达了美方希望派专家赴华的诉求。
此次发布会之后，专家入华问题被美方官员一再提及，而其口吻也逐渐有所变化。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公开质疑中国在抗击疫情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称“我们花了太长时间才让医学专家进入中国”。库德洛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对北京没有接受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团队感到非常失望。
美方官员不断重复这一问题，背后的潜台词是明显的。美国媒体迅速跟进，援引美方专家的话分析称，中国对美国专家前往中国一事态度冷淡，可能是不希望外界看到疫情暴发过程中让中国难堪的方面。另外，也有分析称，中国官员不愿意让世界认为，中国需要外界的帮助。
面对美国官方和媒体刻意打造“中国拒绝美国专家援助”的叙述，中国政府不得不多次出面澄清情况。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表示：“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1月29日，中国卫健委通过官方渠道答复美方，欢迎美国加入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当天美方即回复表示感谢。1月31日，美方通过官方渠道告知中国卫健委，美方已联系世卫组织总部，并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希望加入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的美国专家名单。”
针对美方官员质疑中国抗击疫情时的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明确表示，美方说法只是“观点和猜测”。瑞安强调，在世卫组织看来，中国政府与世卫组织始终保持合作，邀请国际专家进驻，与全世界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同时，中国还在持续与国外展开交流，不断在国际医学杂志发表相关数据等，这与有关美国官员的言论显然不一致。
目前，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透露，结束对北京、广东和四川三地考察工作的世卫组织与中方联合专家组于2月22日进入湖北省武汉市继续工作。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团队也包括来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家。
除了要求派遣专家入华，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另一个高调举动是宣布要拿出1亿美元资金帮助应对疫情。2月8日，在多国政府对华援助已经抵达武汉多日之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推特上宣布，美国将拿出1亿美元支持中国抗击疫情。蓬佩奥同时还称，此举将展现美国在疫情应对中“强有力的领导力”。
然而，事情很快变得复杂起来。2月10日，在美国国务院的发布会上，有媒体开始追问这笔援助资金的细节。美国国务院对外援助资源司司长答称，其实1亿美元只是一个上限，目前除已敲定一些对老挝援助项目外，这笔资金相关的其他援助行动还没有太多细节。及至记者发稿，美方究竟将如何落实这笔承诺中的援助资金，依旧不为公众所知。
事实上，本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援助问题时，心态一直十分纠结。连续数年，白宫拿出的预算案都试图大幅度削减外援资金。就在疫情应对期间，白宫公布了2021财年预算报告，再次选择对外援资金开刀，计划将相关开支缩减到441亿美元，削减幅度达21%。其中尤为令人注目的是，这份新预算案打算将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经费减半。国务院预算与规划司司长解释道，之所以削减对世卫组织的资金支持，部分是因为美方认为，对特定国家的直接援助是应对卫生危机的更好方式。显然，这一解释并不能打消各方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意愿下降的质疑。有媒体提出，既然美方认定直接援助更有效，为何之前承诺的1亿美元援助迟迟仍未兑现？
连日来，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方面缺乏国际合作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更多批评。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约翰·艾伦在《今日美国》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经是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但美国官员的一些说法却显得麻木不仁，且美方在公开声明中缺乏人道主义表达，没有阐明应对疫情的共同目标，也没有提出遏制病毒全球传播的方案。在艾伦看来，尽管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运送了数箱医疗用品，并宣布准备投入最高1亿美元资金来帮助中国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抗击疫情，但这些步伐都太小、太迟。
反对“脱钩”，一大批美国企业对中国展开了支援
整个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最大的“不同”声音或许来自特朗普总统本人。媒体普遍注意到，特朗普自疫情最开始，相关表态就显得十分积极，基调始终是相信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日前，被美国记者问及是否信任中方关于疫情的数据时，特朗普再次表示：“我知道的是，习主席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的国家，正在做着非常出色的工作，应对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局面。”
就特朗普明显不同于其手下官员的表态，美国媒体分析称，特朗普越来越担心，他的政府采取的任何更强硬措施都会损害经济。据报道，特朗普已经告诉手下官员，他不希望政府做出或说出任何会进一步惊吓市场的事情。
1月31日，也就是白宫就疫情宣布旅行禁令措施那一天，美股全面大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00点。这对于特朗普本人而言，或许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过去数个月来，注意力集中在大选连任的特朗普，一直将经济和股市当作自己胜选的最大筹码。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从一开始，特朗普政府内就分为两派，一派是支持与中国建立强大商业关系的贸易派，另一派是主张两国经济‘脱钩’的国家安全派。尽管与中国展开了一场破坏性的贸易战，但特朗普倾向于站在（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导的贸易派一边。”
过去数周，一股有关疫情将加速中美经济“脱钩”的声音不时在美国媒体出现。梅肯研究院亚洲研究员柯蒂斯·陈（音译）表示，与贸易战相比，新冠病毒加速了美中“脱钩”。欧亚集团董事长伊恩·布莱默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在于其作为“一个可靠贸易伙伴的声誉受损”。福克斯新闻网更是发表撰稿人海伦·罗利的署名文章称，疫情将导致“脱钩”效应加深和扩大，中国可能永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毋庸置疑，疫情难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短期影响。过去几日，苹果、宝洁等美国公司都已对外宣布，因为疫情冲击了在华生产链和消费市场，公司将难以达到本财季的营收目标。然而，就此认为跨国企业将大规模撤出中国，却似乎与事实不相符合。面对目前的“脱钩”迷思，更多分析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很难被替代。由于转移和重建产业链等成本太高，长远来看，中国仍将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难以被撼动的重要地位。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旷日持久的贸易战难以撼动美国企业在华供应链的原因。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认为，疫情不会带来大规模的供应链转移。他说：“企业将寻求更多的（供应链）多元化，但其中一些将在中国国内或者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大规模脱钩的代价将非常昂贵，我预计这不会发生。”
中国美国商会新任主席葛国瑞表示，他本人与商会均不支持美中“脱钩”的观点。据葛国瑞透露，从商会会员企业高管们的反馈看，在华美企依然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担忧情绪还未显现。现阶段，在华美国企业更关心怎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如何调整生产经营计划。从全球角度看，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也将持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前中美关系的状况，那么最终呈现出的映像中，也不只是华盛顿政治精英试图将对华关系推向全面对抗的战略惯性。过去几年来，在两国各领域分歧不断显性化的过程中，美国社会也始终存在一股声音，认为中美双方难以真正脱离彼此联系来寻找未来。疫情出现以来，美国社会再度走到政府之前，第一时间对中国展开了支援。
霍尼韦尔、波音、高通、百威、特斯拉、惠氏……一大批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也是疫情期间对华捐赠的主力。据葛国瑞介绍，100多家商会会员企业向中方提供了总值约4.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和物资援助。不得不说，这样的选择，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企业对未来中国市场的态度。
2月20日，习近平主席给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回信，感谢他和盖茨基金会对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此前，盖茨基金会于1月27日就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该基金会又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美国许多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都自发对中国给予帮助，盖茨基金会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教授维尔特·利普金长期帮助世卫组织和多国处理纽约西尼罗病毒、SARS、MERS等传染性疾病，被称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病毒猎手”。1月30日，利普金在广州跟钟南山院士会面，商讨抗击疫情的策略。随后，他又在中山大学分享了以往在全球新发传染病疫情事件中积累的经验，介绍了病原微生物的发现和快速诊断等技术。
同利普金教授一样，美国医学界许多专家正在呼吁加强对华科研合作，以尽早开发出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治疗方法和疫苗。纽约大学兰贡医疗中心人口卫生系生物伦理学教授亚瑟·卡普兰对本刊记者说，在当前情况下，大型制药企业应共同努力，加强信息分享，加快治疗性药物的开发与试验。连日来，无论是美国吉利德公司所开发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还是贝勒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纽约血液中心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发新冠疫苗，两国科学界展开合作的各类消息，都明显增强了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
在《今日美国》报的署名文章中，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的约翰·艾伦提醒美国公众，无论是在“9·11”事件之后，还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过后，中方都第一时间对美方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对华盛顿和北京来说，现在是合作的机会，因为人民的生命安危系于其中。”艾伦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诚然，尽管政治纷扰势必对决策有所影响，但一个基本的事实不会改变——病毒不知国界。面对全人类共同的卫生挑战，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唯有真正携手合作，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