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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新区，也是深入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出的一项历史性战略选择。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在雄安新区建设的过程中弘扬传统文化，让文化遗产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灵魂作用，是时代交给雄安人民的历史使命。
“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这是河北省委常委、雄安新区管委会主任陈刚在雄安新区历史文化与遗产保护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的口号。他说，寻迹历史文脉，是雄安文化建设的第一步，应积极推进历史文化挖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雄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雄安三县及周边地区处于冀中平原京津保三角地带的津保连线上，西部隔保定市与太行山脉相邻，东部越过天津即是渤海湾，北部隔着拒马河与其他行政区分割，北望北京，南部则是唐河与华北明珠白洋淀。
安县和新安两县的设县史能追溯到宋代，建城史还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该地区在古代即为贯穿河北地区南北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经演变为京港澳高速和大广高速，雄安新区在其中间。再加上横贯东西的荣乌高速，南部不远的保沧高速，使得新区拥有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
雄安新区人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这片广袤的热土上，劳动、生活、创造，积淀下丰厚的文化蕴藏。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穿越千年历史绵延至今，这些最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原生态传统文化，留存有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DNA。
这些原生态传统文化虽然历经战乱、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冲击，但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担负起多样的文化功能。
据《雄县乡土志》记载，北宋时期，这里曾是宋、辽边境。为抵御辽兵入侵，北宋政府在白洋淀沿线的雄州、霸州、信安分设三关，广为屯兵。相传杨家将便镇守于此，这里至今仍流传着他们的传说。宋元之际，有五位兼具学术造诣与风骨气节的儒生杨九万、李益公、毛文伯、焦恂儒、胡炳南，他们被称为“燕山五丈夫”，遗风所及，影响深远。明嘉靖年间，谏臣杨继盛铁骨铮铮，不惧权贵，因弹劾内阁首辅严嵩而遭陷害，以身赴死，流芳后世。
雄安地区古有贤人义士，风骨长存，到了现代，又孕育出浓厚的革命文化，走出了一批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以白洋淀爱国主义、英雄精神为原型孕育的《荷花淀》《芦花荡》《风云初记》《新儿女英雄传》《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雁翎队》《烈火金刚》等红色文学艺术，是雄安新区的“荷花淀派”文化遗产，也是华北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源起于宋元、盛行于明清的雄县古乐是较为典型的北乐派系的民间鼓吹乐。它是农民闲暇之余进行演奏，以供休闲娱乐的一种音乐形式。雄县古乐流传数百年，时至今日，演奏曲目仍为古曲，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古乐原有的风貌。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显示，雄安三县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89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8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新石器时代早期容城县磁山遗址、容城南阳遗址和宋辽古战道等。
民间“非遗”内容丰富
雄安新区的新机遇带来了新课题，该地域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历史文脉不能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复兴是基础。雄安新区的腾飞，也要以文化的保护和建设为重要前提。为了雄安新区现代化发展的千年大计，为了地方历史文脉的续存与发展，理清自己的文化家底，这是当务之急，也是雄安新区“非遗”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为充分了解雄安新区的“非遗”蕴藏现状，探明地方文化资源，为这一地域的传统文化样貌留下历史存照，河北省文化厅于2017年5月15日下发了《关于加强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保护工作的通知》，保定市文广新局也在2017年7月5日下发《关于做好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工作的通知》。由京津冀学者联合组成的考察组承担了此次雄安新区三县的“非遗”调查工作。
考察组在各个乡镇文化站走村串户，逐个村落进行细致排查，走访乐社、戏班、武会、花会、艺人等集体和个人，收集了大量的照片、视频等资料，收集各类民间文化线索共约300 余项。他们将其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有序归档，对县里前期工作中收集上来的线索一一进行仔细筛查，向民间文化研究者了解每个“非遗”项目的历史、现状、组织结构、文化构成、参与的民俗活动等情况，并对这些“非遗”项目以填写调查表的方式进行文字记录。
从考察结果来看，雄安新区的“非遗”底蕴深厚、品类齐全、数量众多。三县“非遗”项目共213项，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10个门类。已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有6项，全部为音乐类。省级“非遗”项目14项，包括音乐会、西河大鼓、体育、杂技、美术以及面塑、苇编、造船等技艺。市级“非遗”项目28项，县级“非遗”项目6项。在目前雄安所有“非遗”项目中，传统音乐、传统体育、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占到88%。
原生态技艺薪火相传
雄安新区可以称为“武术之乡”，这一带的尚武之风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雄县自唐代起就有武术运动，明清时期武风鼎盛。历史上曾有武进士23名、武举人74名。清末至民国初期，又涌现出董宪周、陈子正等76名武术名家。曾经流传于雄县境内的武术有少林、翻子、鹰爪翻子、形意、太极、晋子、洪掌、绵张八个门派，而这些门派在当代雄县民间大多都有续存。
安新县的武术活动自明清时期就较为兴盛，尤其是圈头、新安、关城、留村等村落习武成风，村民自购刀、枪、剑、棍等器械演练，农闲时则多赴县城、庙会进行表演，曾涌现出郝恩光、郝家俊、李玉琳、李天骥、郑怀贤等众多著名武术家。在武术类型上，安新县主要有形意和少林两大门派。
容城县的武术之风也兴起于明清，分五虎、少林两个门派。农闲时期即是练武的时节，春节及庙会则是进行武艺交流的好机会，人们串村表演，切磋技艺，互相促进。南张、北张、西牛、大八于等村落都有历史悠久的武术传统和武艺高强的传承人。
从此次考察的情况来看，雄安新区武术活动至今十分兴盛，既有闻名全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鹰爪翻子拳，又有岳氏散手、阴阳八盘掌、太极梅花螳螂拳、太极拳、八趟掩手、两翼通背拳、戳脚等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和大量未列入“非遗”名录的武术品类，还有武术会、少林会、江洲会、回族武学、五虎会、宝剑计、双龙会等各种名目的民间武术组织。
夏日每当傍晚时分，或逢传统节日，比如说春节、民间庙会等，那都是武术组织和民间练家传习武艺、展示功夫的好时机。虽说现在许多年轻人为求生计外出打工，留在村中长期习武的人越来越少，但武术的健身价值日益为当代人所共识。历史悠久的习武活动蓄养出的村民的尚武传统至今仍然存在着，这使得民间武术活动在这一带始终都生机勃勃。
属于工艺品制作技艺的项目有雄县黑陶、京簧竹刻、掐丝珐琅彩、走马灯、盒子、纸花、布老虎、面塑、糖塑等。这些项目有的生发于本土，有的是受京城文化的影响，有的是中国北方乃至全国都广为流传的文化形式。
雄县黑陶是黑陶的一个重要分支，属于无釉陶器。近些年来雄县黑陶声名鹊起，产品已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制品的优秀代表。
京簧竹刻、掐丝珐琅彩工艺的源头都在北京，是明清宫廷制作技艺散播于民间进而扩散到京畿乡间的结果。作为从宫廷传到民间的手工技艺，它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走马灯、盒子、纸花、布老虎、面塑、糖塑的制作技艺体现出民间百姓的生活情趣，这些具有艺术性的工艺制品或用于民间仪式，或用来装点生活，至今仍在满足着一方百姓的生活需要。
安新县的白洋淀丧葬习俗是省级“非遗”项目。丧葬习俗体现了一个地域的人们对生死、天地万物的认识，也是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的外化表现形式。
雄安的“非遗”保护该如何做
文化对一个地域的社会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要实现雄安新区的发展，就必须尊重这方土地上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雄安新区下一步的“非遗”保护工作该如何做？生命力相对脆弱、已经被边缘化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才能加快复兴步伐？传统文化在未来将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非常紧迫地摆在了面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柳学信说，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沧桑巨变，社会环境的变化，给生存于农耕社会背景下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一些附着在其上的传统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是，还有一些传统文化信仰和民俗紧密相关，由于信仰和民俗具有较强的恒定性，附着在其上的传统文化也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
对于不能在当代社会活态存续的传统文化形式，我们可以将其用音像的方式进行博物馆式保存和舞台再现式利用。雄安新区的“非遗”大多与信仰和民俗紧密相关，这些乐社、曲艺、戏班、花会与武会由于与信仰或民俗有着较紧密的联系，只要信仰和民俗还存在，就会对这些民间文化有刚性需求，这些文化形式也因此得以存续和发展，甚至在消失一段时间之后还可能再“复萌”。
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实施，给了民间文化强有力的保障。老百姓对自己的地方传统文化一向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非遗”保护政策也因此受到雄安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他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苦心坚守和竭力维护，以及他们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是此地民间文化能够顽强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内在原因。
柳学信说，社会各界对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理解和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萌醒，都会使民间文化的社会生存环境产生良性变化。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生活的富庶，使得民间文化的经济供养有了更多财力保障，并促使人们对精神生活层面的内容有了更积极主动的追求。当代社会的多元化与包容性，也使得传统文化有了它生存的一方天地。
无论世事如何更迭，总会有许多人喜欢并继承和延续这些有着巨大价值的传统文化。因此，在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能够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顽强地生存发展下去，不会完全消亡，不会失去其活态存在的方式而变为一种“死的”标本。
“非遗”传承当兼容并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郭斌一直负责雄安文化创意的研究课题。他对本刊记者说，虽然雄安新区三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但当前雄安新区“非遗”保护却面临困境。本来“非遗”保护名录应该有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但是在雄安新区的三个县里，只有雄县刚刚建立了县级名录，容城县和安新县还没有县级名录，只是在某个项目需要申报保定市级“非遗”的时候，才会临时在县里走一个手续以符合相关规定。
县级名录不健全的现状体现的是县级相关部门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县域“非遗”资源现状的掌握不完全。从“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来说，县一级文化部门的工作是最基础的，是直接与“非遗”项目打交道的，只有各个县的“非遗”保护工作做好了，才可能有市、省乃至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良好局面。
在保护过程中，“重申报、轻保护”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各级领导部门在申报“非遗”项目时，往往表现得较为积极。在年终季末进行工作总结时，也常常将其作为一项政绩、一种荣誉写于纸上、挂在口边。可一旦项目申报成功后，却往往见不到申报材料中所写的后续保护措施的具体实施和落实。雄安新区三县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许多在申报“非遗”项目时允诺的保护措施并未见到施行。
郭斌说，雄安新区有着多种多样的民间信仰，它们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民群众将自己对生活的种种美好愿望以民间信仰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应该做的是尊重这些民间信仰，并帮助人民群众实现这些美好愿望，而不是单纯地打压和批判。
雄安新区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勾画出美好前景，但没有文化的复兴和强大，就没有雄安新区的真正崛起，而文化建设首先要求我们守护好这些民间瑰宝。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传承是发展的基础，做好雄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时代交给我们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