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唐代旅行家

    杜环，中国唐代旅行家，又名杜还，出生地不详，一说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襄阳郡（今湖北襄阳）人。生卒年也不详，大约生活在盛唐时代，距今约1300年。就是这样一位出生地与生卒年均难以确考的古人，却以自己的旅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比如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指、有史可查的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后世到达非洲最著名者乃明代的郑和），历史上第一个将西亚、北非贯通游历并予记录成书的中国人（且极可能是亚非游历里程最长的唐朝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环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一己之力践行“一带一路”的旅行家。

    唐天宝十年（751年），杜环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又名咀逻私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作战被俘，其后曾游历西亚、北非，历时达十余年之久。宝应元年（762年），他乘商船回国，写成《经行记》一书，详细记载了此次历时十余年的横跨亚非之旅行。可惜的是，该书久已失传，只有杜佑的《通典》（801年成书）曾引用此书内容，遂有1500余字“残本”保留至今。即便如此，流传下来的这1500余字的记载，也成为研究中西地理交通史与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颇受学者重视。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亲笔抄录并校订这1500余字。后经近现代学者多番校注与考证，杜环与《经行记》的具体内容逐渐被世人所知。

    据考证，《经行记》是中国最早记载阿拉伯世界风貌和中国工匠在西亚及北非传播生产技术的古籍，还记录了亚非若干国家的史地、物产和风俗人情，如拔汗那国、康国、师子国、波斯国、碎叶、石国、大食等国的地理环境、山川河流、土产风物、生活风俗、宗教、节日娱乐等诸方面的情况，为后世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李白出生地“碎叶”惊现篇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环乘船归国的那一年，恰巧是“诗仙”李白（701—762年）逝世之年。而现存《经行记》的首章，又恰恰是李白出生地碎叶城的游历记录，正所谓“无巧不成书”罢。

    碎叶，是唐朝在西域设的重镇，与龟兹、疏勒、于田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位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希姆遗址）。据杜环记载，碎叶国（城）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牧达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两千余里，其水岭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岭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这样形象准确的地理方位及地质形态描述，将李白的出生地之景物风貌逼真地呈现了出来。不难揣想，在这样山岭连绵、河水奔流的一片广阔天地中，出生于此地的“诗仙”那豪迈洒脱的性情与融汇于其诗作中的那份豁达高绝的格调，乃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

    “穿颅术”曾治好唐高宗眼疾

    除了记录“诗仙”出生地的胜景，《经行记》还记载了阿拉伯地区高度发达的医学，对“西医”的外科手术大感神奇。当时阿拉伯的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医士充分学习和借鉴拜占庭医学，将欧洲医学与本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阿拉伯医学体系。杜环称这些阿拉伯医士“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杜环提到的“开脑出虫”，实际上就是开颅手术，当时也称“穿颅术”，是指打开颅骨摘除肿瘤或施行其他与脑部相关的手术等。事实上，在杜环亲眼看见阿拉伯医术之前一百年，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这种“穿颅术”就已经传入我国。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记载说，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也就是通过头颅开刀治疗双目失明。依据现代医学的解释，“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打开颅脑放血，降低颅内压，从而释放其对视觉神经的压迫，以达到恢复患者视觉功能的目的。

    穿颅术传入中国以后，又过了大约40年，到了永淳元年（682年），这种神奇的医术竟然在大唐皇帝的身上得到了试验。这一年底，唐高宗李治在主持嵩山封禅后回到长安不久，在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熟悉大秦医术，为迅速治愈这突发重症，他大胆试行“开脑出虫”之术，在大唐皇帝的脑袋上施行了穿颅术，竟获成功，使唐高宗重见光明。这样的“内廷秘术”，如杜环这样的“边军小卒”当然是无法亲睹的。还好，因缘际会，他在亚非旅途中竟得以亲睹这神奇的穿颅之术，并写入《经行记》，让后世读者得以将这珍贵的现场记录与《新唐书》的史料文献相印证。

    中国造纸术风行亚非欧

    除了记载神奇的阿拉伯医术之外，《经行记》还记载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西传的历史。中国汉代发明的造纸术，经由西亚至北非至南欧，一路迤逦前行，撒下了文明进化、文化进步的机缘。无可否认，这是“东渡西传”的文明互动之历程，这是“礼尚往来”的文明共享之历程。这一切，都在杜环的笔下生动呈现。

    当时，滞留于西亚地区的唐朝士兵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他们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成就特别是造纸术带到当地，并在撒马尔罕开办了第一个造纸作坊，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那“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造纸术，将树根、草皮、破布、麻绳等毫无用处的废品点化为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纸张，令当地人啧啧称奇，并对学习这门技法心生向往。

    当地人开始掌握中国造纸术的实际操作方法，韧性十足、吸墨适度的中国纸张开始风行，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承也因此获得了更为便利的载体。通过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传入的中国造纸术，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世界斑斓、文化多元的忠实记录者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有真实姓名可查证的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杜环的亚非之旅虽源于战败被俘，但总体而言，这一趟神奇之旅还算条件比较优裕的，比之汉代“苏武牧羊”的苦楚和“张骞使西”的辛劳，也要轻松许多。正是有了“杜环周游”式的游历记录，使得世人看待这个世界更多了一份包容与理解；作为世界斑斓、文化多元的忠实记录者，杜环的一生值得被世人铭记。

    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被阿拉伯人俘获后，杜环作为大唐帝国的重要战俘被送到库法（伊拉克南部古城，位于幼发拉底河支流欣迪亚赫河岸），受到优待，不但未限制其行动自由，还让他与军团随行，并参与了几次军事行动，均取得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环此时虽是唐朝战俘，但也类似于参与“国际维和”的特种部队的特殊战士。这样的特殊身份及特殊使命，使他得以周游西亚，并随之游历埃及、苏丹而后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

    《经行记》中，杜环着意描述了从耶路撒冷启程，经过埃及、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见闻。阿克苏姆人崇敬的三大神中，除天神、地神之外还有海神摩邻，杜环便管它叫摩邻国。进入非洲后，杜环还亲眼见到埃及、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流行的“大秦法”（基督教），以及埃及的国教和努比亚沿海的阿拉伯人所信奉的“大食法”（伊斯兰教），而在尼罗河以东苏丹境内从事转口贸易的牧民贝贾人，则崇奉“寻导法”（原始拜物教）。所有这些在西亚与北非的亲身游历，不但给予杜环更为广阔的人生视野，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古代中西交通史料。

    762年的夏天，杜环从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回到波斯湾后，当年便搭船返回广州，完成了他历时十余年之久的亚非之旅，并写下了详细记载这趟神奇旅程的《经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