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求真王晓棠

    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王晓棠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她天生丽质，却从不以此自傲，而是在演技上狠下功夫，她主演的《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海鹰》等影片令人难忘。

    表演上追求艺术的真实

    “其实这两个角色是捡来的。”回忆往事，王晓棠会心一笑。当初李英儒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刚出版的时候，可谓一书难求。1959年王晓棠在拍摄《海鹰》外景时，看到了这部小说，一看就是两个通宵，还是晚上在走廊的灯下看的，看完后她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但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了书中金环、银环姐妹俩的扮演者。

    在表演上，王晓棠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就下笨功夫，在整体和所有细节上都事先作充分的准备。1956年，王晓棠在《神秘的旅伴》中饰演小黎英，电影公映后一炮而红，主题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也很快传唱开来。很多人以为《边寨烽火》是王晓棠的第二部电影，其实在《神秘的旅伴》后，导演林农和谢添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拍毕业论文电影，找到王晓棠演了一部短片的主人公。这次表演，让王晓棠一下子开了窍，谢添拍的是短片的第二个部分，在一次拍摄时，他模仿起了王晓棠表演上的假，居然惟妙惟肖，看似玩笑似的表演，一下子使王晓棠在表演上幡然醒悟。

    王晓棠在1958年公映的《英雄虎胆》中扮演女特务阿兰，她给阿兰的出场戏设计了揪下长长的假辫子，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观众。《英雄虎胆》人气之旺，至今居高不下。王晓棠饰演的女特务阿兰，让人既爱又恨。“阿兰不脸谱化，她有自己的灵魂和追求，很真实，她事实上掩护和帮助了曾泰，使得我方清除了内奸，取得胜利。”王晓棠这样解释。

    在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时，她在人物的每个细节上都下了大功夫，比如片中金环第一次见杨晓冬时，王晓棠不是让金环直接自我介绍，而是在锁门的时候回头不经意地说“我叫金环”，这样既生活化又让观众记得住。

    更神奇的是，王晓棠扮演的金环、银环二人说的台词语音截然不同。在经过用心准备后，王晓棠买了一个提琴的定音器，一测，发现姐姐和妹妹的音高相差五度。这一切，都来自她一点一滴的勤学苦练。原来她师从语音学大师周殿福先生，她刻苦学习各种发声的技巧。正是有了这些训练，她在录音棚内给金环、银环配音时，姐妹俩的对话同时录音才能一次就通过。

    《野火春风斗古城》成就了王晓棠在电影表演上的高峰。有人传说，李英儒的妻子就是电影中银环的原型。王晓棠问过他，他不承认，也不否认，只说“电影中的银环，比我小说中的银环还要好。因为有些情节是小说中没有的”。

    当导演追求创作的真心

    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是一帆风顺的，王晓棠也一样。1969年12月，“顽固不化”的王晓棠被“特殊复员”到北京北郊怀柔县北台上林场，成为一名林业女工。迈出八一厂大门时，她回望：我一定要回来的。

    1975年3月，王晓棠满怀深情再着戎装，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她要用影片感谢人民。她自己写出剧本，自导自演了《翔》。

    《老乡》是王晓棠正式当导演后的第一部作品。当初她叫上《董存瑞》编剧之一董晓华，想写一部当年在洪泽湖剿匪的故事，但是当她真的到了当地后却惊愕地发现，这里太穷了。尤其是老子山这样小的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上级的人，当地惶惑又不堪重负。她认为，现在老区人民不需要一个剿匪的故事，而需要一个“如何摆脱贫困生活”的故事。

    她返京后重新买了火车票，戴一顶草帽，穿一双球鞋，背一个军用挎包，一个人坐车到南京。她坐长途汽车去淮阴，再坐船到老子山，住的招待所的房间里面只有两张单人铁床，床上铺着稻草。她先后去了6次，在那儿生活，她最大的要求就是在大锅稀饭中放一把菱角米。   

    王晓棠表示，如果说《翔》的主题是“人民”，讲的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老乡》的主题是“不忘老区人民”。因为这部电影，王晓棠再立三等功，并于1993年晋升少将军衔。

    1998年7月底，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王晓棠回到了自己喜欢的编导天地里，于2001年编导拍摄了影片《芬芳誓言》。王晓棠说：“我们不能用常规演员来演这部影片，因为它需要最大的真实才不尘染两岸人盼团圆的神圣情怀！”《芬芳誓言》里几乎全部都是非职业演员，为了贴近影片的主题，她还邀请国民党被特赦的战犯黄维的侄子黄济人、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的外甥戴宏民以真实的身份出演角色。

    该片除了获得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外，还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是2001年度唯一一部入选作品。国学大师季羡林这样评价本片：“在整个片子的悲剧的气氛中，我想，每一个观众也都受到了一次灵魂的净化。我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影片，值得向两岸全体人民和海外华人郑重推荐。”

    当厂长在账本上处处较真儿

    王晓棠在拍摄《老乡》时出色的组织才能，让她被组织关注，于1988年当上了八一厂的生产副厂长。她很快就熟悉了厂里的方方面面。1992年当上厂长后，她第一件事就是从财务部门了解当时八一厂的经济情况，却被告知负债800多万元。为了扭亏为盈，王晓棠找来了得力助手，1994年初，她把吴文谨从北京军区调入八一厂任总会计师，八一厂的经济状况很快好转。

    通过总会计师查看了1952年以来的全部账目后，王晓棠向厂党委常委汇报，以前的八一厂在经济上用钱很随意，基层、中层、厂里都有支配钱的权力，分不清层次。厂党委听从建议，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对基层、中层和厂里的用钱额度作出明确规定，超过一定数额要上党委会讨论决定。这些决议一开始受到了很大的非议，但第二年效果立竿见影，厂里已经扭亏了，第三年已有盈利。待她1998年7月离任厂长时，可以动用的流动资金高达6000多万元，而且还给八一厂征购了713亩地作为影视基地。王晓棠和八一厂十分感谢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丰台区的厚爱。

    在她任厂长6年期间，八一厂拍摄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军事大片，其中包括《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如《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歼》《席卷大西南》等影片。当时八一厂的故事片、纪录片和军事教育片都很出色，尤其是1996年出品的《较量》这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纪录片，由于优秀的营销策划，在广州公映时超过了《玩具总动员》《未来水世界》《龙卷风》三部好莱坞大片，成为当年中国电影十大新闻之一。“只要把创作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拍出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好片子。”

    这就是王晓棠在刚当上厂长时“不夸海口”的原因，她用她较真儿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创新精神来践行一个厂长的责任和担当，从结果来看，她的成绩足以证明“八一厂很快会发生变化的”这句话所言不虚。  

    王晓棠说，自己从来都不敢忘记一个“真”字，“只有付出真心、真诚，舍得下真功夫，才能在艺术和生活中有所收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