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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郭朝先 《 人民周刊 》(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发达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制造业企业纷纷转型,从简单产品制造到提供售后服务再到提供“产品+服务+技术+系统解决方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趋势。二十一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作用下,产业融合日益成为世界性潮流。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现实地看,我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产品同质化、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高、盈利水平下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处于中低端环节等,这些问题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程度不高有关。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比重高但效率不高,同样面临着有效提升发展水平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势在必行,这是当前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对于更好发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组合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制造强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产物,但有着比制造业服务化更为广泛的含义和更为丰富的表现方式。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也就是先进制造业融入更多现代服务业元素,包括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两个方面。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就是金融、物流、科技研发、管理咨询、检测认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制造业企业生产中的过程;产出服务化,则表现为产品服务系统、服务型制造等。二是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也就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融入更多先进制造业元素,包括服务型制造、以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等。三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以平台企业为主导的新产业生态系统。这个过程包括制造和服务的战略与业务协同、跨界融合、业态与模式创新等,最终形成制造服务平台或者服务制造平台。

    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程度偏低、融合效益尚不明显,制造业沿价值链攀升和融合发展的能力不足,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也不足。

    一是先进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不高。基于国别投入产出表的测算,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水平在10%左右,而同期的美国一般在16%以上;我国先进制造业在投入环节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水平在4%左右,而同期美国在7%左右。

    二是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态势趋于停滞。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代服务业加强向制造业的渗透。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反映出金融、物流、研发等服务部门以制造业为主要市场、为制造业服务,并且在程度上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是服务业企业沿产业链向制造业拓展延伸。在价值链上处于主导地位的服务业企业,凭借其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通过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业企业,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近几年的数据显示,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的趋势呈现出停滞态势。

    三是双向融合的服务制造平台和制造服务平台的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平台企业的兴起(包括服务制造平台和制造服务平台两类)。这些企业将其产品与服务不断向用户领域延伸,同时也在向制造领域延伸,一方面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推动制造业面向市场、定制制造、柔性制造和转型升级。根据工信部摸底数据分析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调研统计,当前我国已有269个平台类产品。其中,具备一定产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超过50个。但与国外相比,我国服务制造平台和制造服务平台企业的优势主要是应用创新和模式创新,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尤其体现在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依赖国外等方面。

    进一步推进产业融合的着力点

    更好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需要找准着力点。

    第一,树立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经济学界关于三次产业的分类由来已久,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分法”源于三次产业划分,产业界限似乎泾渭分明。然而,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品的生产与服务的提供在消费全过程中相互渗透,制造业拉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边界越来越模糊。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仅依靠制造业或服务业“单兵突进”,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难以改善,消费者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既要重视制造业发展,也要重视服务业发展,通过发展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第二,完善产业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建立促进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逐步消除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税收、金融、科技、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差异,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产品与服务混合经营、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企业,要根据其业务范围,在适用税率方面实行“就低不就高”政策,适用最低税率。在加大对技术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加大对制造、服务企业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的支持力度,推动制造和服务融合发展。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环境;有效解决金融业务独立于实体经济并主要服务自身的问题,实现金融等要素配置“脱虚向实”,转变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第三,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企业可以借助给客户提供相关服务的机会,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利用客户资源如需求、信息、知识、技术等,扩大企业的资源范围和规模,开拓企业创新的视野和途径。一方面,要将外部资源纳入制造业服务创新中来。另一方面,要发挥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开放式协同创新的优势,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强对前沿技术协同攻关。

    第四,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优化平台治理机制。适应产业融合发展实际,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化、智慧化水平,优化基础设施系统功能。同时还需适应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加快完善有利于平台型企业发展的融资支持、复合型人才供给、兼并重组等相关政策,明确平台运营规则和权责边界,提升其整合资源、对接供需、协同创新的功能,支持平台型企业带动和整合上下游产业。坚持审慎监管和包容式监管,探索开展多边协同治理,推动形成“共同参与、共同担责、共同分享、共赢发展”的局面。

    第五,着力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需要集聚化、配套化的空间融合、区域融合实现形式。建议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选择一些地区推进制造服务融合平台建设,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基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优化发展环境,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落户,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集聚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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