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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内收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现有藏品总量180余万件（套），其中一级藏品8000余件（套）。据梁白泉主编的《国宝大观》统计，全国的博物馆、文物考古所和文保所藏有的一级文物，不下10万件。
2002年初，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要求“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自同年起，国家文物局又先后公布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目录，包括青铜器、书画、陶瓷、玉器、杂项等大类195件（组）一级文物。如果将这195件一级文物视作“国宝”，可能更合适些。
在这195件“国宝”中，宋代文物有28件。如果将这195件“国宝”放入5000年中华历史长河中去观照，会发现平均每1/4个世纪才诞生1件“国宝”。再考察台北故宫中特别珍贵的26件“国宝”，其中竟有9件诞生于宋代。
绘画
北宋初期，“三家山水”代表了山水画的盛况。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如今，通过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轴，正可一窥北宋前期山水绘画的雄浑气象。
这件纵达2米、横逾1米的大幅巨画乍一展开，北方山水气势磅礴、险不可攀的妙景即入眼帘，正面高耸的主峰扑面而来，给人以险绝的感受。苍浑的“雨点皴”，忠实地再现了北方山石的坚硬奇峭以及山峦的险峻雄伟。山涧石缝中用浓墨逼出一线白泉直落千仞，极富动感。徐悲鸿先生曾高度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宋代绘画有着诸多开创，尤其是徽宗时期。赵佶酷爱书画艺术，他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作品，还组织编撰《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和《宣和博古图录》等，记录徽宗宣和年间内府收藏的书画等珍品古董。此外，赵佶主持的皇家画院，史称宣和画院这一时期诞生了两件光耀古今的长卷画作，一为《清明上河图》，一为《千里江山图》。
徽宗时期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口远超百万，是12世纪这个星球上的超级大都会。张择端以纪录片式的横卷构图手法，为我们定格了东京城那多姿多彩的建筑、商业、手工业、交通、民俗、器物等翔实图像。《清明上河图》是都城汴京繁盛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的写照，堪称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
宋室南渡，画坛又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典丽、秀润的院体绘画和遍及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成为一时风尚。此外，还出现了介于院体画与文人画的“中间”性质的画家和画作，其代表莫过马和之的《赤壁后游图》。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将马和之列入御前画院十家之首，“高、孝两朝，深重其画”。他极善于将文学题材融入绘画创作，除了表现《诗经》篇章的《毛诗图》系列，马和之还取材苏轼的《后赤壁赋》，创作了《赤壁后游图》卷传世。
书法
从大文豪苏轼身上，可以联想到他同样极为出色的书法成就。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陷于神宗年间新旧党争，因此被贬到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苏轼一家六口到达后生活困难，在给秦少游的信里他说：“初入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在一个“僻陋多雨、气象昏昏”的寒食节，苏轼写下了这篇《黄州寒食诗帖》，发出了苍凉多情的人生之叹。
诗帖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继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后，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诗帖后题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黄庭坚的题跋是很符合当时书法风气的。在苏轼活跃的熙宁、元丰年间，宋人变革了书风，从单一学习“二王”帖札改为学习唐人，尤重颜鲁公（颜真卿）之书。书学颜体，是仰慕他“临大节不可夺”的精神。苏轼曾说：“凡书像其人。”即认可“人品”与“书品”的统一。学颜体书的，也多是些“有志于天下”的人物。
苏轼等人还在书法上强调“尚意”，即崇尚笔墨之外的意趣。宋人认为，书法的韵致充分表现在“平淡”“简易”和“含蓄”之中，而“行书”最能表现此等境界，所以宋人极重之。
蔡襄的《自书诗卷》可谓宋代行书的典范之作。蔡襄是宋代颇有发明政绩的官员，他曾在泉州主持建造万安桥，在建州主持制作武夷“龙团”茶，《茶录》《荔枝谱》在后世都是影响极大的学术专著。蔡襄学识渊博、书艺高深，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
蔡襄写就《自书诗卷》时年约40岁，反映的正是他书法艺术成熟时的风貌。《自书诗卷》中11首诗写得自然流畅，开始为行书中夹带楷书，往后越写越酣畅，书法亦逐渐变为行草。最后兴致所至，挥洒自如，成了小草。因属个人诗稿，无意求工，故而用笔飘逸流畅，点画婉转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清健圆润的书风特色与纯熟功力。
瓷器
2017年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洗以2.94亿港币成交，刷新了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这次拍卖也再次向世人宣告宋代瓷器那“无与伦比”的价值与地位。
汝窑又称汝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由于汝窑为宋宫廷烧制瓷器的时间很短，汝瓷传世极少，到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迄今为止，宋代墓葬中没有发现一件汝瓷，这与汝瓷作为宫廷用器，严禁流传民间有关。汝瓷原本深藏禁宫，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珍品，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以后才开始流出宫外。如今，汝瓷传世者不足百件，仅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等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和极少数收藏家手中，弥足珍贵。
珍藏于台北故宫的“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是台北故宫十大国宝之一。存世汝瓷表面多有“开片”纹，唯独这件水仙盆釉色匀润，通体无纹，越发显得素雅端庄，为传世仅有。“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器形简约，纯以釉质取胜，色若天青，充分展现了宋代制瓷工艺对于质如美玉的无上追求。整件瓷器不过分追求人工附加装饰，浑然天成，颇能体现宋人提倡的含蓄之美。
从釉色上看，宋代瓷器可分为青瓷和白瓷两大类。如果说汝窑达到了宋代青瓷烧制技艺的巅峰，那么定窑就代表了宋代白瓷烧制的最高水平。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以孩童的造型为枕，瓷枕表面釉色莹洁滋润，白如羊脂，质露如玉，实为佳品。
汝、官、哥、钧等宋代名窑都以釉色取胜，唯有定窑还以刻花、印花见长。瓷枕的婴孩背部刻有繁密的缠枝花卉纹，锦垫周围又作云螭等纹饰，图案具有浅浮雕效果，是宋代瓷雕塑中的上乘佳作。
在“台北故宫”曾经遴选出的“十大国宝”中，宋代竟有4件，可见人们对宋代文物的钟爱之情。
每一件宋代“国宝”展现的都是古代艺术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审美格调，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历史风貌。对于欣赏者而言，每一件宋代“国宝”都具有难以言表的无穷魅力，可以直达人的内心，浸润之、洗礼之。
宋，虽然不是我国古代国势最为强盛的王朝，但它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对于华夏文明具有重要的牵引与凝聚作用，使其无愧为我国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