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怎样当县委书记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

    在会昌，邓小平刚刚上任，就果断处理了会昌城外小股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的事件。之后，又对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邓小平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

    据县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任罗志才回忆：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没有文化的干部，同时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在会昌，他要求各县党组织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一大批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据1932年7、8、9三个月的党员发展统计，会昌发展了1638名，寻乌发展了476名，安远发展了590名。同时，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邓小平指示三县县委、县苏维埃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壮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由于进行了广泛的“亲劝亲、邻劝邻”的宣传动员，加上党员干部带头，广大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加红军，到1932年11月，会昌的赤卫军扩大到4970人，模范师为2529人，地方武装的实力大为增强。

    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有人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会昌，邓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运动，各区乡重新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分田委员会，调动广大贫苦农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作用，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在商业贸易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1年10月25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指导全县工作。11月27日，红三军团攻下会昌县城后，11月30日他就撰写了一篇题为《惊人的好消息——红三军团攻下会昌》的评论，把这一胜利喜讯迅速告诉全县人民，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乘胜前进，“向反动势力进攻得到更大的胜利”。

    实事求是，注重践行群众路线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他并没有附和追随，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

    1933年初春，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随行的人也认为是“天上下雪地上白”，明摆着的事实。应该说在当时的会昌，关于叛变通敌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会昌县委的报告称，当时“党内对于保守太平享乐（中心区）悲观失望，（边区）以及动摇恐惧，害怕斗争，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后再作处理。为此，他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

    邓小平不仅明察，有时也会暗访。据原苏区会昌县筠门岭区儿童局长朱仲友回忆，邓小平曾有一次装扮成小商贩暗访儿童团，结果因未被识出而被押往区政府。

    在会昌任职期间，针对不少苏维埃干部存在工作方法粗暴、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邓小平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践行群众路线，对于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在他看来，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插秧、收割等。在劳动时，他们通常将写有“共产主义礼拜六”“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边劳动一边唱着：“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烈军属，多做半天工。”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瑞金时期，邓小平住着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10多个月里，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棉布的中山装，吃的也与大家一样。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已经单薄无毛，却仍然完整无损。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一直缝缝补补，结果裤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据邓榕说，父亲邓小平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来来回回。

    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他以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1931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呵！”

    1972年秋天，邓小平因“文革”的冲击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县，瑞金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邓小平感动不已。他没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一声深情的“邓书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赞许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