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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8日上午，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阿塔·安南因病于瑞士首都伯尔尼去世，享年80岁。联合国纽约总部为安南逝世持续三天降半旗志哀。
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俄罗斯、德国、英国、印度等多国领导人也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安南的缅怀。古特雷斯称，“在很大意义上，科菲·安南就是联合国，他以无比的尊严和决心领导联合国进入新千年。”
从联合国基层职员到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前后供职联合国近40年时间。他在任期内确定了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框架。从抗击艾滋病到女童教育，从非洲发展到海啸后的救援工作，从促进人权和法治到坚持主权必须兼顾权利和责任，他竭尽全力去塑造这样一个联合国：努力进取而非袖手旁观，迎接新世纪的要求而非妥协退让，追求一个比单纯保护各国利益更伟大的目标。
安南不止一次在心中勾画理想世界的样子：“在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和机遇，这将使他们每个人都得以为其他人服务，并在任何地方抵御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进行‘干预’”。
“闲聊树下”无闲聊
童年经历与记忆对每个人的成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安南也不例外。他生于非洲加纳一个颇有名望的部落酋长家庭，其父同时也是一家殖民公司的非洲主管。在少年安南的记忆中，受父亲职业影响，童年时代始终在不停地搬家。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得他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新面孔，听到新的语言，直面不同部落间的传统。
生活环境的变化让安南认识到了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为他的性格基因打上了这样一层属性：“在部落社会中养成了非部落的秉性，在动荡时代成长为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在选边站的年代成长为调停派。”
父亲的职业属性则对安南的性格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作为加纳“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参与了为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也承担了在殖民公司担任主管的职责。要同时做好这两件事并非易事，性格沉稳的父亲审时度势地在国外的殖民者与国内的革命者之间谨慎地平衡着自己的价值观与责任心，同时以不牺牲自己的民族尊严的处世风格为底线，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安南的成长。
在安南心中，父亲身上无一不体现了加纳人的文化传统：忍耐、谈判与和解。这源自加纳的一种文化传统——“闲聊树”。
在加纳人眼中，非洲式的“树下闲聊”始终是本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部落与宗教派别之间保持相对和平与和谐的状态。人们通过在树下的会面，寻求解决争端的办法，消除分歧产生的土壤，促进团结局面的形成，故此得名“闲聊树”。
在枝繁叶茂的“闲聊树”下谈话的行为，在加纳当地能够引起广泛共鸣。尤其当人们遇到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方案时，人们倾向于次日继续会谈，直至找到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为止。但当谈判无法达成共识、妥协也无济于事、对方甚至开始部署并动用军队及武力时，部落则会绕过传统选择战争方式去面对，而战争往往会毁坏国家的发展根基，阻滞经济的发展。
父亲让安南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当人们面临非此即彼的站队问题时，世上仍然存在一种更切合复杂世界的真实状态的途径。
“和平鸽”筑巢联合国
安南13岁开始前往寄宿学校求学，尽管校方始终致力于让学生集中精力在学业上，但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却仍渗透在每一堂课、每一次讨论以及每一次课外辩论中。这个课外爱好日渐显露出了安南的政治立场：与激进民族主义不同，安南更倾向于渐进式的民主派。
安南认为，受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为他所属的非洲大陆的未来做贡献。但学成后回国的安南发现，与长久以来被广泛承认的阻碍二十世纪上半段非洲发展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因素相比，官僚体制才是最大的束缚。面对官僚主义惰性、糟糕的政府管理以及军人统治等种种无力改变的现状，安南作出了在祖国之外寻找职业生涯的决定。“为联合国工作是我为我的国家和我的大陆效劳的最佳途径，从那时起，联合国将成为我的家。”
1996年12月17日，安南被第51届联大任命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并于五年后获得连任。安南在1997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担任秘书长期间，曾于1998年赴巴格达进行斡旋，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2001年10月，安南与联合国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奖评委会高度称赞并认同安南关于“主权不能够成为国家掩盖其暴行的保护伞”的表述。在评委会看来，联合国在推进全球和平与安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维护人权和抗击艾滋病领域提出的倡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获此殊荣的安南并没有停滞不前，尽管工作面临诸多新风险与新挑战，继续为维护最贫穷的人民和最易受伤害的国家的利益而工作始终是安南的初心与使命。“当联合国在正义与中立之间、在行动者与旁观者之间作根本性选择时，我已坚定地把联合国置于支持人民的一方，《联合国宪章》正是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而成”。
“化缘”秘书长在1998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联合国是一个拥有可以调动很多资源的机构。事实上，为了推进一项和平任务有效开展，安南往往需要亲自“化缘”。
他需要亲自前往那些可能提供军队的国家，请求派遣维和士兵，寻找可能会慷慨解囊的国家，帮助发展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这是安南需要经常面对的场景，为此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发出“请求”——有些时候，并不是部长、甚至不是一国首脑，而是一个级别不是很高的官僚，才能调动联合国需要的人力与物资。
事实上，与前者这种可预期的困难相比，无法预期的意外风险与困难时刻存在于前行路上。在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二年——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受某国军方特工人员的“邀请”，在与警卫员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安南同随行顾问开启了一次程序特殊的旅程。他被执政者寄予重托，成为其与被关押在某监狱的一位犯人之间的交流桥梁，后者曾是该国一位生活极其奢华的富商，并一度曾在该国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决定性选票，但于最后时刻放弃了竞选。
在安南的努力与斡旋下，该国在动荡时局中于次年迎来了总统大选，崭新的民主制度落地生根。但鲜少有人知道，在完成当局执政者希望安南发表公开言论支持其推迟选举时间以缓和改变进程所带来的痛苦这一决策后，当地政府派出的送别安南的专机在起飞后15分钟内便出现了机械故障，迫使飞行员不得不作出返航更换飞机的决定。
1998年对于安南来说意义非凡，他在看不见的硝烟中，以“一支雪茄的青烟代替了炸弹的硝烟”，成功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作为一个每天需要面对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的诸多事务的国际组织工作者，这位联合国首位非洲黑人秘书长用其半生时间穿梭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硝烟中，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是他心中最大的遗憾，但没有人会忘记安南为推动人类和平付出的心血与努力。
这位“加纳英雄”的身后，不止收获了非洲人民的感谢，同样赢得了世界范围崇尚和平的有识之士的尊敬与欣赏。
